安海是宋、元、明时期泉州的文化古镇和泉州港的组成部分之一。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中后期，它在民间自由贸易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海交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的极盛与衰落，和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够深入，该港的重要性逐渐被忽视。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史学家、先师傅衣凌教授发表了《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1）并在新编《安海志》“序言”中指出：“安平一镇在明代经济史上实居于特殊的地位”，“开展安海地区的研究，将不仅是地方史的事情，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是带有国际性的。”由是，安海港的研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并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我们拟就安海港盛衰及其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关系作一初探，以就教于史学界专家。
一、宋至明代安海港的肇兴
福建是我国东南的多山省份，陆上交通不便，“地斥卤埆，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2）
安海位于泉州东南，海陬孤曲多湾，故古名湾海，宋开宝年间（968-976年）因唐开元名臣安金藏后裔安连济徒居于此，遂改湾海为安海。宋代安海为晋江县开建乡修仁里安海市，外商经常到此互市。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遣吏在安海征榷税收，号日石井津。建炎四年(1130年)，东西两市商人贸易竞争剧烈，榷税官吏难于控制，泉州知州呈报朝廷批准，乃建石井镇，任命朱熹之父朱松为首任镇官。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镇官方玺筑土城，垒石为门，以御海盗，安海始有城池。元代安海隶属晋江县第八都，至正间(1341-1368年)，东西两海湾筑为埭田，客舟不通，监镇遂废。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安海巡司移驻屿水寨，而以同安陈坑巡检司兼守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乱猖獗，晋江知县卢仲佃改筑石城，设兵戍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曾议划晋江、南安、同安三县交界之地置安平县未果，乃移泉州通判驻镇。清代恢复安海旧称，顺治十三年(1656年)，安海城因清郑战争被毁，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禁海迁界，安海再次被毁。虽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复界，但元气一蹶不振。道光二十年*片鸦**战争后至咸丰年间(1840-1861年)，厦门辟为五口通商之一，安海才有轮船与厦门通航。有清一代，从来没有在安海设立海关厘金机构。从历史沿革看，安海肇兴于宋、元，繁盛于明末，衰落于清初。
明代安海港的发展繁荣，有如下六个方面的有利因素：
(一)港湾优良。安海港在围头湾内，港湾曲折。入港处有白沙、石井两澳东西对峙，作为海门，形势险要。舟入海门，海面豁然开阔，港岸深邃，随处有避风良坞，镇东里许的后湾是理想的泊舟处。江海潮流平静，出入无风涛之险，是航运交通的良港。古时海水西入西安、曾棣而至大盈，东入内市、庵前以达甘棠。东西港汊深邃，海舶可直通其内，贸易极为方便，市内店肆罗列，故有曹店、内市之地名。两道港汊环流回抱市井，形如半月伸出海面，故又有“半月沉江”之雅称。其水道由晋江东南隅诸溪南汇于石井入海，西北可扼九溪黄冈之险，南可航金、厦、彭、台、潮，以通天下之商船。
(二)陆运发达。安海地处要冲，是南北商旅必经之地。昔日镇内有六桥之说，即宋建的五里西桥（安平桥）、三里东桥（东洋桥）和内市、甘棠、佳坂、皇恩诸桥。安平桥尤为古代东西交通之孔道，“行旅纷纭日满桥”。（3）桥梁纵横，沟通四方：东上郡邑而达省城，西通漳州而至南粤，北经南安而抵安溪、永春、德化诸山城。古时安海车马辐辏，商旅络绎，沿途馆舍驿铺林立，专供客商往来住宿，如内市、古陵、五店市、新店。近郭则有马坪，是专营驴马贩运之村社。
(三)物产丰富。安海港和附近的港口盛产鱼盐，鱼类近40种，生产的海藻和介壳之类也甚多，市面上的“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4）安海和邻乡出产的果品龙眼、荔枝、柑桔等达20多种。手工业也很发达，能加工酒、醋、糖诸类的副食品，并深入山区的安溪、永春、德化等县，采购成批的苧麻、木棉；还远至河南、太仓、温州、台州等地，贩回棉花，让家家户户的妇女织缕，最为大宗的是葛布、水纱布和棉布。故明代史学家何乔远有诗赞曰：“巷女能成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曾棣米粉、大宅茶叶的加工作坊，也颇负盛名。安海还吸引和组织江西饶州和晋江磁灶的陶瓷器，泉州的清源茶叶，晋江、同安、南安的蜂蜜，晋江石龟、下语草席，福州、漳州及自种植的蓝靛，同安、晋江、南安的麻油，德化、漳州的茶油，漳州的桐油，兴化的菜油等货源。而“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以供外贸和商贩、居民消费之需。
(四)商人善贾。安海商人善于经营，奔走四方。史载：“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经商行贾，力于徽、歙”的商人，这在全国实属罕见。他们具有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全面才干，“皆善于贾贸之术，筹衡擘划，谋营巧取而得”。经商之时，“智因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且“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6）安平商人游贾之时，能吃苦耐劳，“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7）故而“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之中，而终以大”。（8）他们不畏长途跋涉，风涛险恶，“足迹遍天下”。从国内活动范围来看，如何乔远言：“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9）他又说：“多服贾两京、齐、汴、吴、越、岭以外。”（10）李光缙曰：“（曾）友泉公自垂髫时，业已从兄贾闽广间，其后转资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无）不遍。”（11）他还说：“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12）
安平商人还凭着海上的畅通和丰富的经验，“冲波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虚”，(13)“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14)“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15)《安海志》记有：“宋、元时，安平商人梯海贸诸夷者，已甚盛行。远航麻逸、占城、渤泥等地，往返须趁季风故每冬发夏归。”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1年)，吕宋开洋，募华人为市。镇商李寓西、陈斗岩，首航吕宋与贸，获巨利归，安平人乃多而趋之，几至十家而九”。“众多远贾吕宋者，或挟资财，货丝绸、葛纱、陶瓷、茶果等物以往。转贩珠玑、玳瑁、乳香、白银以归，岁一往复；或居地列肆，转售舶去乡产，购集番货归船；且有中途转贩占城米谷，以济地所缺者”。安海商人还与越南、印尼、缅甸、日本进行贸易。
(五)建邑造城。安海还具有“民恃为金汤之固”，确保商人和居民“万家海上安”（17）的城池。南宋绍兴年间，镇官方玺便在安海东边建筑土城，垒石建五城门，南为石泉门，在西桥头塔头；北门拱北亭外（后废）；东门在后庙口；西门城上宫直下龚家；又一门在古东岳西。南宋末景炎年间，漳州军两度攻取安海，城因圯废。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晋江知县卢仲佃发动民众筑石城未成，邑绅柯实卿拆东桥助之。此间历经修葺，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泉州知府熊北潭大修之，城始完固。每岁遣千户一员或县佐一员与民防守，拨民兵二十名协守，人民生命财产更有保障，赖以安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郑交战时，郑鸿逵拆城石，造白沙东石寨。明建安海城，存在99年之久。
安海港的潮水与港口地理形势，对安海市镇也起着防卫作用。因南城面海，“潮一日夜两次起落，潮退港底水尽。如船入，必乘潮头初动时，即随潮而入，至波平方得到岸，去必潮大平时，即转船头，亦随汐渐出，汐尽得到海门。若稍缓，则两头俱不得到，必须停流。盖港汊多曲湾，稍偏航道，必搁浅败船，此海寇不得到岸之一也。又石井、东石乃安海之二巨整，两边到海，内宽外窄，为安海港出入之门户。如寇一人，则兵船把守汊口，盗船不能脱，此海盗不能到城之二也。”(18)
(六)便于私贸。繁荣富庶的泉州港在元末历经十年“亦思巴奚兵乱”和“蒲那之乱”的战争祸害，变成了满目疮痍，萧条冷落的死港。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起，多次下令禁海，并严禁民间使用“蕃货”，此后泉州港就衰落下去了，但民间商人依然活跃海上。他们为瞒过官府的眼睛，选择比较隐蔽的港口和地方政府势力薄弱之处进行*私走**活动。“其瞒天过海，各有妙法：或就海岸附近小港澳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或贿赂官吏，假给文引以渡关卡；或借官许通贸之琉球为转口，再运往日本或南洋各地，以牟厚利。”（19）“明代禁海，乃有私贸海上之商人，或奔逐蕃舶，踞之海港，以贩私利；或勾结官吏，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成为奸盗渊薮。”（20）上述史料证明，泉州港衰落之后，安海港以其便于*私走**而使对外贸易更加发展起来。到了明代，便出现因“承平久而生聚繁，室家鳞次，阓栉比，昔村落而今澳区矣”，（22）住有万户人家的繁荣局面。
但由于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是著名的世界性主要贸易大港，国内外商人均于郡城的市舶司办理出入口手续，检查货物，征榷税收，存放货物。当时安海港仅是泉州港的一个支港，故未能成为真正繁盛的港城。明代后渚港衰落，安海港才逐步繁荣起来，但由于明初和中叶，政府的禁海和倭寇的侵扰，安海的海交贸易也未能达到全盛时期。如黄堪《海患呈》曾记载，日本海盗顺风七日可到安海。嘉靖某年，有十多只日本船，勾结漳州亡命之徒，聚泊白沙、围头等地，“剽掠劫杀居民”，“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挈妻提子，山谷逃窜，灶无烟火，门绝鸡犬”。安海港真正繁盛的黄金时代，是在郑芝龙的中后期和郑成功的前期，它的极盛和衰落是跟郑氏父子紧密蒂连，休戚相关的。
二、郑芝龙海商的兴起与安海港的极盛
郑芝龙(1604-1661年)，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乡人，受明招抚后，置第于安平。他生于明季朝政腐败，人民揭竿时起，海寇猖獗扰乱，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殖民主义国家相继东侵的风雨飘摇之秋。先为武装海商，中受明廷招安，后又叛明投清。数十年间，纵横海上，无人敢与匹敌，成为亦商亦盗亦官的海商。他抗击荷兰，开发台湾，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是促进安海港繁盛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天启元年(1621年)，年方十八，“有膂力，好拳棒”的郑芝龙，“潜往粤东香山澳，寻母舅黄程”。（23）他在当时是中外贸易中心的澳门，有机会接触各国海商，学会葡萄牙语和经商的本领。
天启三年(1623年)，郑芝龙押运黄程的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一批货物到日本，并与泉州旅日海商翁翌皇的日籍女田川氏（亦日依东氏、翁氏）结婚。翌年，田川氏在日本长崎附*平近**户岛生下郑成功。与此同时，郑芝龙又先后结识了早已往来台湾和日本的中国海商领袖泉州人李且、漳州人颜思齐，并继承李、颜的大部分家财和部众，便成为海上贸易集团头目。
明朝政府为防止日本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严禁百姓入海和对外通商。因此，郑芝龙一伙只能采取私贩形式，他们为了防备官兵的袭击，抵御西方殖民者的劫掠。组织武装护航，称雄海上，从事于日本、台湾和大陆沿海贸易，所以明朝诬蔑他们是勾结外国的“海盗”。事实上郑芝龙并非明政府所说的“海盗”，他们足迹跋涉之处，“不攻城邑，不杀官吏”，（24）“但令取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25）。他宣布纪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米”。又如天启六年(1629年)十二月，芝龙攻打中左所（厦门)时，“约束麾下，竟不侵扰”。（26）所以工科给事中颜继祖疏参福建都督俞咨皋文中曰：“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扰‘盗’而扰民，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族属亲故，击楫相访，虚往皆得实归，恍若向现任官抽丰。偶或上岸买货讨水，则闾阎市里牵牛载酒，承筐桌帛，惟恐后也。”（27）当然，郑芝龙集团也有劫掠沿海商民，充实自己的经济资本之事。
郑芝龙在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屡次派兵追剿，但腐朽的官兵均遭到失败。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郑芝龙“乘胜长驱……人中左所，官兵船器，化为乌有，全闽大为震动”。（28）腐朽的明政府既不承认郑芝龙海商的合法地位，又无力驱逐荷兰殖民者出台湾，就打算利用郑芝龙与荷兰角逐，并*压镇**其他“海盗”，于是便对郑芝龙施行绥抚。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终于受抚，任“五虎游击将军”，后累功擢升为福建都督，尊号“太师”。
郑芝龙纵横海上为“盗”时，在屡次大胜之后，都不穷追官兵，而望朝廷招安。如“舍洪都司（先春）不追，获卢游击（毓英）不杀。又自旧镇至中左所，督臣俞咨皋在中左，闻讯亦纵其微服以遁。中左之人开城门，哀求不杀，芝龙又约众不入。”（29）他从不放过对明朝表示好感的任何机会。
可见，郑芝龙聚兵海上，“含有很大的政治动机，那就是用*力武**胁迫明王朝放弃海禁，开放贸易，让他们有生意可做”。“芝龙骚扰闽粤沿海，不仅代表着海商资本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荷兰殖民者的利益，在打破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上，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30）“不论是对明王朝也好，对荷兰殖民者也好，都是尽可能加以利用控制，为海商资本利益服务”。（31）郑芝龙为了更加扩大海上贸易的权益，他受招抚之后，就一一剪除其昔日海上武装商人的同伙。如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除杨六（亦作杨禄）、杨七（亦作杨策），同年十一月擒获李魁奇（亦作李芝奇）。崇祯三年(1630年)十二月迫钟斌投水而死，最后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消灭刘香，以扫清海上航贸的障碍，完成了海上的统一。
郑芝龙未被招抚时，曾把荷兰殖民者作为依靠力量，如天启四年(1624年)一月至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间，他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事（译员)，受到优厚的待遇。嗣后郑继承了李旦、颜思齐的大部分财产与部众，很快地成为海上贸易的一支主要的力量，这自然也会伤害到荷兰殖民者的利益。他们诉说；“船只都不能在中国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郑芝龙）截获。（32）荷兰驻台第二任长官迪·韦特借明政府的承诺为由，于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拼凑所有在台战舰士兵，开往福建铜山岛（今东山），攻打郑芝龙，结果大败。荷兰人说：“战舰粤卫克号着火焚毁，艇上人员被掳到澳门。”“该海贼对我们前往进攻甚为愤怒，他拥有帆船千余艘，多方危害我们。他捕获了我方一艘大帆船，连同船员八十五人。”（33）郑芝龙受抚后，曾与荷兰签订沿海贸易协议。荷郑为了各自的海上贸易利益，自然会发生剧烈的竞争。崇祯七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第四任驻台长官普特在战争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34）我方记载所获战果是：“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35）荷兰受到郑芝龙两次重创，只得与郑重修旧好，“于1640年达成了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若干协议：郑方须将生丝及其他中国特产运到台湾，由荷兰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并每年给予信用*款贷**一百万佛兰棱萨金币，每月取回2.5%的利息，达三个月。”帕拉福克斯《鞑靼侵略中国史》说：“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Ecus)。因此，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荷兰人向郑芝龙，而不向北京派遣使节，给他种种荣誉，向他贡献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贡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企图来引起他自立为王的欲望。”（36）
郑芝龙扫清了海上障碍后，充分利用他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活动，几乎垄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易。史称“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人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37）崇祯十四年至清顺治三年(1641-1646年)几年间，郑氏商船络绎不绝川航于中国与海外之间进行贸易。他的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38）
安海港是郑芝龙对外贸易的基地，郑芝龙海商贸易的发展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壮大，必然促进安海港的极盛。他以其煊赫的权柄和雄厚的资财，调动大批的人力、物力，采取很多措施，对安平镇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如首先继续修筑安海城池。《东南纪事》、《荷从谈》、《台湾外记》和《隆武遗事》，均记载郑芝龙“筑城安平镇”，“开府其间”。他还在安海镇内大兴土木，建筑有“亭榭楼台，雕梁画栋，极尽豪华”的府第，其“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39）并兴建仓库和军营，“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40）更重要的是郑芝龙还整治安海港，在安海“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41）崇祯十三年(1640年)澳门商贸很不景气，“郑芝龙乃将在广东、澳门之职工一百五十家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业。”（42）这样，在郑芝龙时代，安海港便“屹为东南巨镇，阆比联，万有余家”。（43）“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44）郑芝龙与荷兰进行海上竞争时，“不甘心对日贸易的利益为荷兰人所独占，除了部分船舶仍开往台湾外，还开辟了一条由安海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把中国丝绸及其他物产运销日本”。（45）郑芝龙对家乡的商人也给予特殊的优惠和保护，明末安海商人的足迹能遍及国内各地，海舶能畅通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主要是依赖郑芝龙的势力。史载：“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使安海港成为私商贸海之口岸。”（46）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安海也就成为官私贸易的公开港口了。此时的安海则成为“桥店初投南北客，港湾未断往来舟”（47）的水陆交通孔道，商人云集、贸易鼎盛的繁荣港城，臻至极盛，为时达18年（即1628-1646年）之久。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误认清朝具备征服全国的态势后，便于四月撤水军回安平。八月廿四日，清兵攻陷福州，芝龙退驻安平时，“楼船尚有五、六百艘，战舰齐备，军容煊赫”。但他想到没有清朝的合作，要独占通洋之利是不可能的。在隆武朝个*权人**欲得不到满足时，这个“田园遍闽粤，历秉政以来增置仓庄五百余所”的郑芝龙，便不顾民族大义和同族子弟，特别是长子郑成功的反对，在同邑人洪承畴等人的*引勾**下，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同月，清贝勒世子罗托遣固山统满汉步骑突至安平，芝鹏、芝豹携眷弃城泊海外。十一月下旬，清兵人安平，大肆淫掠，自此安平的极盛时期也随着郑芝龙降清而告结束，成为郑成功抗清驱荷复台的基地和清郑的战场。
三、郑成功抗清复台与安海港的关系
崇祯三年(1630)十月，郑芝龙派遣芝燕、芝鹏到日本，接回年已7岁的郑成功到安平，“延师肆业”。郑成功“读书颖敏”，其“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楚章句，特余事耳”。由于他的聪慧和优良学习环境，学业很有起色，“辄佩服春秋之义”。“十一岁时，书斋课文，偶以小学‘洒扫应对’为题，森后幅束股有‘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先生惊其用意新奇”。(48)
郑成功的青少年时代就在安平哺养成长的，并在这里播种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习读兵书，演练武艺。他耳闻目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狰狞面目和滔天罪行，有所认识。所以安海是郑成功以后走向抗清复明、驱荷复台，成为精通韬略，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政治家的英雄的发轫之地。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郑芝龙赴榕降清之后，郑成功在其叔郑鸿逵的支持下，“遂密带一旅，遁金门”。十二月郑成功闻隆武帝后凶信，设位令军民挂孝望北祭奠。继又突报其父被清贝勒挟而北上，他又从金门回到安平，并会见原闽抚路振飞及曾樱、万年英等人，择日起兵誓师，以“招讨大将军”的旗号，出师勤王，罄家中帑币犒师，召集洪政、陈辉、杨才、张进、郭泰、余宽、林习山、柯宸枢、杨朝栋、杜辉等，在安海操练兵马，整饬船只。为了摆脱安海的孤立局面，扩大活动地盘，其船舰或飘游于鼓浪屿，或人海澄，或出镇海卫，以观其变。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贝勒令韩代统领满汉骑步兵突袭安海。郑芝豹、芝鹏不敢与战，“敛其众，挈家资、子女于巨舰，弃城泊外海”。成功生母田川氏“不肯去”，“毅然拔剑割肚而死”。成功闻报，“缟素飞师前来，而韩代见船只塞海，亦不敢守，弃之回泉。功殓其母，收整城池，与芝豹、芝鹏等守之”。（49）八月间，成功以安海为根据地，派郑鸿逵、杜辉、林顺、洪政等*攻围**泉州城。由于泉州城坚固，未易一下攻破，清军又扬言袭取安海，鸿逵只得退兵。郑成功继续在安海招兵，“据说，晋江县安海姓龚的，东石人姓蔡的，金门人姓洪的，营前人姓伍和姓洪等许多造船工人和渔民，都投入郑成功的队伍，充当水师兵船的领航和舵工。郑成功家乡附近的御踏埔村，一村就有二十多人加入队伍。”（50）海澄甘辉，漳浦蓝登，晋江施琅、施显及邱缙、林壮猷、金裕等人，到安海投奔郑成功。他们“朝夕操演部队阵法，并令堆积粮饷于安平”。（51）
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日益发展，军威大振。为解决宠大的军需问题，他以安平为基地，在其父郑芝龙以往纵横海上通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海外贸易。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644-1654年”条记载，1649年郑成功船只“自安海人港，载了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1654-1655年，各地开来的帆船57艘，安海就有11艘，大部份属于国姓爷的。”（52）江日昇《台湾外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十二月，郑成功接受冯澄世修书与日本通贸，及“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的建议。日本国王“相助铝铜，令官协理，铸铜烦，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安海志》也说：“成功延郑芝龙当年海贸旧规，编组东西洋船队，挂‘石井郑记’牌照，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洋各地以通商，并按海山两路，设‘五商十行，于各地：‘五常商行’（仁、义、礼、智、信）设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集各地外贸货物运南洋各地；‘五行商行’（金、木、水、火、土）于京都、苏、杭、津、鲁等地，购买各地土产货物供‘五常商行’货运出洋。故清廷虽欲困死郑师，郑军却凭海外通贸之积累，以供北伐东征之军需。安海为郑氏举义首发之地，虽清兵几次骚扰，却仍为郑氏所控制；安海港亦成为集运各地土特货品及军需粮饷以济金厦义师之港口。”（53）所以郑成功说：“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也。”（54）可见安海是郑成功抗清的经济基地和军需仓库。
郑成功还利用安海的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与清廷谈判，争取时间发展抗清兵力与地盘。清廷看到郑成功以安平为抗清根据地后，势力日益壮大，攻城略地。清兵被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未能取胜于郑成功时，便要挟郑芝龙，屡次派人赉书到安海进行招抚活动。郑成功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便虚与清廷谈判周旋。最重要的一次是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间，郑成功与清方代表叶成格、阿山在安海谈判。郑成功由厦门“随调甘辉、王秀奇、陈尧策··…等各镇并水师诸将咸往安平。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密布锹黎鹿角，设伏据隘，好似铁桶”，以待清使的到来。而叶成格、阿山到达安海，住报恩寺，“其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札营，嘹哨四出，各相提防。”（55）清廷以封郑成功“海澄公”为条件，压成功先剃发，成功坚持不让，互争数日未定。叶、阿二人不辞而回泉州，谈判告吹。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遣官赉书说降成功不果，清廷令贝勒世子罗托统领满、汉大军入闽，清郑之间的一场战争将要来临。郑成功为了战略上的需要，才命族兄郑泰“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坠其镇城”，撤出安海。郑成功自顺治三年(1646年)在安海首举抗清义旗，把安海作为基地，已有十年之久。战略上，安海是“崭然一镇好金汤，长与思明（厦门）角相犄”（56）的要地，它是郑成功的军事上、经济上最可依凭的大本营。
清郑和谈破裂，郑成功闻知清军大队将至，即命郑鸿逵撤兵出安海，拆毁安海城，建造东石寨。次年清兵占领洗劫安海，使安海与漳州“有多少巨商富人因此变成赤贫而到处流浪了”，（57）作为独立外贸的繁荣昌盛的安海港，就此衰落下去了。
清廷无法战胜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郑成功，而且受到郑军的惨重打击，惊恐万状。为了禁绝郑成功与沿海人民的鱼水关系，扼死郑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降清的郑军叛将黄梧向清廷密陈禁海迁界的恶毒诡计，说：“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境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还规定“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蓝（竖）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58）以此坐看郑军困死。同年八月，清廷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石，发兵戌守，出界者死，百姓皆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59）致使“各省千年生聚，一旦流离，死亡疾病，惨不可言。”（60）安海全镇被毁，成为废墟，仅存龙山寺。有诗叹曰：“觉罗无计退雄师，下诏迁居策亦卑。卅里田庐成赭土，哀鸿遍野叹流离！”（61）这是对清廷犯下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的强烈控诉。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跨海东征。四月初四日，攻下台湾赤嵌城，驱逐荷兰，改赤嵌为安平镇，以志故土，从兹隔海两安平互相辉映，可见郑成功对哺育他成长并为其抗清复台大本营的安平感情何其深厚！所以当台湾初定时，他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养精蓄锐”，（62）以图恢复。
安海受清廷迁界禁海所破坏，宫室、寺观、官廨、民居，扫数毁平，达二十三年之久，已是“鞠成茂草，无屋可居，无田可耕”的废墟。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施琅平台之后，才予复界重修。可是复界之初，人民也极其艰辛，“而西埭崩，国课无措，六年起科，照户追征，鞭扑官法如炉，赔纳骨髓已竭，西埭产米计六百石，俱是安海各姓物业，何户无累，何户忍赔，昔之迁界，只苦流离；今之复界，惨累身家，年复一年，其惨不知何所底也！”（63）当时，设安海墟在北门外。后设上下二墟，双日在上，单日在下，上墟仍在北门埔龚家坟前后；下墟设在高家祠前，后移宫兜巷口，再移中亭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建新街，设上下二墟，其上墟初设文公祠右三辅馆地，后复移在福埔坑；其下墟设在下坂坑近八角楼。新街市废，上墟仍旧在北门埔，下墟移在下墟港口近后库乡西。
安海复界后虽有逐步恢复发展，但因清廷建海关于厦门，闽南海上贸易，转以厦门为中心。*片鸦**战争后，辟厦门为通商口岸，洋轮外商竞聚于鹭岛。安海离厦门航程短，航道安全，便成为厦门的转运港口。光绪年间(1875-1908年)，更有小火轮通厦门，原安溪、永春、南安、德化、大田货物与商旅，皆由同安转厦，但“各商户遂向晋江之安海贸易，安海商业繁盛，而同安之商务日就凋零，今仅存十之一而已”。（64）安海虽然代替同安的地位，出现“江流万里通浯厦，船舶交通朝夕繁”的可喜局面，但它已失去昔日盛况，仅是厦门的一个附属港口。
安海港口自宋兴起迄今，已历千年，是我市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它以其水陆交通便捷、港湾优良、物产丰盈、商人善贾而著称，故使港口贸易逐渐发展。在宋、元时期，它仅仅是泉州港的主要附属港口之一，对驰誉世界的刺桐港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元末明初，泉州港逐渐衰落，在明政府的严厉海禁下，安海港因距泉州略为偏僻，政府统治比较薄弱，便以私商对外自由贸易的一个理想港口而繁荣。它与漳州的月港、海沧、诏安的梅岭、福建的桐山等地，成为福建沿海几个著名的*私走**港口。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朝招抚之后，明廷为了羁糜郑芝龙，允许他武装保护海上私商贸易，安平成为芝龙对外贸易的根据地。它依赖郑芝龙的权势、财力和外贸关系，从*私走**的港口而成为官商公开的独立对外通贸港口，达到了极盛时期。此时的安平商人在国内外的商贸活动范围相当广阔，国内可与徽州和山西、洞庭商人相匹敌；国外则远航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联系起来，对于促进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有所贡献的。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安海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郑成功在抗清前期的十年中，以安海为练兵、筹饷、外贸的基地，但由于清郑频繁的军事斗争，大大影响安海的发展，因此，这时安海港的繁荣就远不如郑芝龙时代了。顺治十三年(1655年)，安海被清军占领洗劫，不久又受迁界之毁，郑成功在厦门继续发展对外贸易，厦门地位便成为闽南的外贸中心。*片鸦**战争后，厦门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安海此时虽然复界重兴，然仅作为厦门的转运附属港口，但安海曾经作为繁荣的外贸港口和安海商人的善贾，将永远载人史册。从安海港的兴衰史看，一个港口的兴起、发展、繁盛至衰落都要受到时代、政策、环境、条件和人物的制约。
我们要充分发挥安海的优势，扬长避短，促使港口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安海镇有较大的发展，现在全镇有六千多户居民，周围有三个农业村庄，人口达二万八千多人，是闽南著名的侨乡，晋江县重点集镇和*物文**古迹荟萃之地，每年港口吞吐量可达二十万吨，一百三十吨级的船可随涨潮入港。目前政府提出“对外门户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漳、泉、厦被批准为对外开放的三角地带。安海界于泉、厦之间，虽然其港道淤浅，不能适应现代化大型轮船的进出，但可以发挥其有利条件，吸取侨资、外资、引入先进设备，发展其传统的贸易，使之成为泉、厦经济开发的重要港城。1985年6月上旬，召开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会上笔者作小诗一首，并为本文之结语。诗曰：
名桥古港誉安平,
鸿水长流郑氏情。
商旅樯帆扬海宇，
论今研史促飞腾。
注释：
(1)载1981年《泉州文史》第5期。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6册《福建》“洋税考”。
(3)李钦《题西桥》诗，载《安海志》卷36“诗咏”。
(4)《安海志》卷3“封域”三“镇市”。
(5)明·黄堪《海患呈》，载《安海志》卷12“海港”。
(6)、(8)明·何乔远《镜山全集》卷70《支里君墓志铭》。
(7)、(9)明·何乔远《镜山全集》卷48《寿颜母序》。
(10)明·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11)明·李光缙《景璧集》卷18《祭曾友泉文》。
(12)、(13)明·李光缙《景壁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14)《安海志》卷34“风谷”一“民风”。
(15)明·李光缙《景璧集》集14《二列传》。
(16)《安海志》卷12《海港》三“侨外”。
(17)明·黄伯善《赠镇帅方千户》诗，载《安海志》誊56“诗咏”。
(18)《安海志》卷4“城池”二“城濠”。
(19)、(46)、(53)《安海志》卷12“海港”一“港交”。
(20)《安海志》卷12“海港”二“商贾”。
(21)明·王子《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法》，载《皇明经世济文编》。
(22)明·苏琰《安海建署记》，载《安海志》卷5“公署”。
(23)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
(24)、(28)温睿临《南疆逸史》卷36“郑芝龙传”。
(25)清·曾履泰《靖海纪略》卷1。
(26)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天启六年二月”条。
(27)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崇祯元年六月”条。
(29)《河南道监察御史苏琰为再详臣乡乱情事》，载《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卷15。
(30)陈碧笙《郑芝龙的一生》，载《郑成功研究论丛》156页。
(31)同(30)163页。
(32)《彼得·讷茨给牛文莱律的信》，见甘为霖《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98—99页。
(33)同(52)，101-108页。
(34)马克劳德《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卷2。
(35)邹维琏《达观搂集》卷18《奉剿红夷报捷疏》。
(36)、(45)参阅陈碧笙《郑芝龙的一生》，载《郑成功研究论丛》159页。
(37)邹漪《明季遗闻》。
(38)林时对《荷牐丛谈》下册卷4。
(39)、(41)见江日昇《台湾外记》卷4“顺治十二年”条；林时对《荷牐丛谈》。
(40)邵廷棠《东南纪事》卷11《郑芝龙传》。
(42)杨绪贤《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载《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集》。
(43)明·*德吴**宪《安平城二敌楼记》，载《安海志》卷4“城池”。
(44)江日昇《台湾外记》卷4“顺治十二年”条。
(47)黄伯义《天妃庙》诗，载《安海志》卷56“诗咏”。
(48)见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天启辛酉年”至“崇祯已卯年”条。
(49)、(51)江日昇《台湾外记》卷5“顺治丁亥年”至“顺治癸已年”条。
(50)陶诚《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中的军事才能》，载《郑成功研究论丛》110页。
(52)转引自庄为玑《试论安海港的兴衰问题》，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1980年学术会论文（油印本）。
(54)杨英《先王实录》。
(55)江日昇《台湾外记》卷4“顺治甲午年”至“顺治已亥年”条。
(56)清·吕宗健《哀王孙（郑成功）》诗，载《安海志》卷56“诗咏”。
(57)卡萨长官1655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巴达维亚评议会的信《可靠的证据》第6号，见甘为霖《被忽视的福摩萨》，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188—189页。
(58)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1。
(59)阮旻锡《海上闻见录》。“亿万”数量夸大，当为千百万。
(60)夏琳《闽海纪要》。
(61)、(65)伍常《安平怀古》诗，载《安海志》卷36“诗咏”。
(62)江日昇《台湾外记》卷5“顺治庚子年”至“康熙壬寅年”条。
(63)康熙三十年(1692年)安海镇钱里人、进士陈梦弼《安海清丈记》，载《安海志》卷10“户籍”。
(64)《同安县志》卷6“城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