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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银本位制的国家，明代中叶以后，开始使用白银作为通用的货币。

1、沙逊家族崛起与中国银本位

但我国本身的白银产量并不丰富，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白银主要是十六、十七世纪时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了购买中国的茶、丝及其他物品而流入中国的。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亦有大量的白银自西属美洲直接运入，这批白银通过贸易关系，也有不少转运到了中国。

十九世纪末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矿的发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币制从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

而落后的中国仍然维持着不完善的银本位制，与已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交往时经常发生矛盾，因为中国国内的税收以及各项交易往来都以白银计价，而和国外清算时，则不得不根据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折算。

在国际市场上，白银只是普通商品，银价经常波动，其总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当银价下降时，中国偿付外债或进出口贸易都要蒙受很大损失。外商还经常利用银价的波动进行外汇投机，攫取巨额利润。因此，银本位制对中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29年起，由于欧洲某些国家将银辅币的成色降低40%以上，用银减少，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剧增，银价大跌。中国银元的价值从1928年每枚0.45美元下跌至1932年的0.20美元。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普遍萧条。中国因为是银本位制，银价下跌造成金银差价扩大，反而对大萧条的影响起了缓冲作用。金贵银贱使有些外商反而在中国寻求投资场所。

因而，1929至1931年，中国出现了某种虚假的繁荣。国内外游资涌至上海租界，一时资金充斥，借款甚易。上海的房地产和建筑业更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

沙逊集团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建立之后，发行公司债，大量兴建高层建筑，以及对工业的投资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2、沙逊家族的发家与购银法案

1932年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危机慢慢地走向复苏，中国则从虚假繁荣跌入萧条的深渊。

美国在经济危机和银价暴跌过程中，以参议员皮特曼为首的七个产银州参议员组成了一个银派集团，竭力鼓吹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提高银价。

根据银派集团的理论，认为提高银价之后就能提高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力。

皮特曼的具体指示有两条：

一是向中国提供白银借款，二是由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责成美国财政部大量收购白银以提高国际市场银价。

皮特曼认为通过这两条措施：

美国“和复苏后的中国所进行的贸易将要增加十倍，中国人几乎可以立即消费掉美国的全部剩余小麦并大量减少诸如汽车、木材和其他工业品之类的剩余产品”。

1934年6月，美国国会在银派集团操纵下，通过了“购银法案”，7月份起开始大量收购白银。国际市场上的银价疯涨，每盎司纯银从最低价0.25美元哄抬至最高价美金0.81元，提高了二倍半左右。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极大，由于金银汇价的剧烈变动，不仅中国没有从购买力的提高中得到好处，反而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仅仅1934年一年，就外流了白银二亿盎司。这样就导致中国市场上银根紧缩和物价暴跌，中国企业无不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被驱入经济危机的深渊。

3、沙逊家族的“镑券计划”

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信用紧缩，除了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调整白银政策外，还设想通过举借外债的办法来缓和局面。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政府加强控制的一个可乘之机。

1935年3月下旬，伦敦首先传出了中国政府正在向英国政府筹借1千万英镑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在3月27日接见记者时承认“为了稳定金融，恢复对外贸易，已向各国接洽借款以图挽救。伦敦所传，确为事实”。

接着，维克多·沙逊爵士通过伦敦路透社抛出了他的“救济上海金融之计划”，简称“镑券计划”。

“镑券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下面几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应继续使用银本位制。

理由为：

“中国素为用银国”，“千百年来，始终忠于白银”，“中国人民不识字者，现仍不少。彼等所熟悉者仅为有价值之银本位。…千百年之习惯不易消灭，中国乡民何时可不复偏重白银而准备采用他种货币则今日尚无人能预言之也。”“中国若于此时取消银本位制…势将发生可悲的结果。”因此，“中国无论如何，必须保持银本位制。”

第二、认为“稍稍扩大通货与信用”就能“缓和上海之紧张空气、恢复信用并促成较为松动之金融市况”，并能解决“中国现所遭遇的其他各种连带难题”。

怎样扩大通货与信用呢？

当然是向外国借款。但不能以白银结算，因为如果银价继续上涨，“中国将觉还债为不可能矣”。实际上是阻止当时甚嚣尘上的美国白银借款。

最好的办法便只有向英国政府要求英镑借款，并发行以“英镑为本位之新币，以代现有通货…而与现有银币，共同流通于市”。实行这种办法之后，“就能获取通货之扩大…立即发生之裨益，应甚可观也”。

第三、维克多·沙逊声称，“镑券”的用途非常广。

1、在向各英镑集团国家经营进出口业务时，输入商可以免去“套进汇票”的手续，而“仍以外币保持其资本”。

输出商以“外币成市”之货物，可以“不结汇价…以同样外币，售出其货”。换问话说，就是进出口商采用“镑券”之后，可以不再和中国的银元发生联系，不冒“汇兑上之危险”。

2、零售店使用“镑券”买卖货物时，可以免去随时“变更其物价”的麻烦，而“购者可无需必用银元矣”。

3、实行“镑券”之后，可废除关金的发行而代之以英镑。财政部可将关税收入英镑“用以偿付外债及海外用途”。

4、国外旅客来沪时，可以用“镑券”支付各项旅馆费用。

上海以英镑支付薪俸之外籍职工，可以改发新币。请假回国者，“可携带此镑券而行”。总而言之，镑券“终将成为国际流通券之一种”。

4、沙逊家族“镑券计划”的险恶用心

“镑券”计划的总体设想是，发行“镑券”之后，租界内的中外人士可以购置、窖藏“镑券”，并以“镑券”开设银行帐户，还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流通，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银元以流通于市”，从而达到“增多通货”、“扩大信用”，解决因大量白银外流而引起的信用紧缩和经济危机。

实际上，维克多·沙逊的“镑券计划”完全是为了沙逊集团本身在华投资和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总利益而提出的

维克多·沙逊改以上海为重点，大力发展房地产并广泛投资于工业和金融垄断活动的情况。他所投资的部门几乎都是具有垄断性的。

但沙逊集团要巩固它在上海的垄断地位，继续进行金融垄断活动，就必须让中国保持现状，即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拥有的种种特权。

以及中国由于长期落后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制度，包括银本位制的货币体制在内，因为中国的社会每向前迈进一步，每摆脱一层帝国主义的枷锁，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各垄断集团的在华利益进一步削弱。

这就是维克多·沙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关心，并积极在某些方面采取行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们都想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其已经获得的势力范围。

货币是一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如为它国所控制，必然要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臣服于强国。因此，列强谋求对弱小国家的货币控制，便成为各个列强争夺弱国控制权的一个主要手段。

三十年代美国推行的白银政策，其着眼点就是想通过白银借款来控制中国这一具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而白银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陷入困境，引起严重经济恐慌。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野心更大，认为中国应处于其绝对控制之下，当时曾提出过要中国的法币与日圆挂钩，并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妄加干预。

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更积极地参与了国际金融集团在中国的争夺。

因此，维克多·沙逊的“镑券计划”实际上是代表英国官方意图的。

在“镑券计划”的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

“余觉照余所说之用途，欲觅取英镑借款，似可少感困难，不若以前向英国所提出之任何理由，备受困难也。”

路透社在报道“镑券计划”的同时，还发了一则消息说，这个方案“实与伦敦财政家数人近来确曾考量之方针不谋而合”。

“镑券计划”的发表，显然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意图，即通过一千万英镑的代价，控制中国的货币体制，将其纳入英镑集团范围。

5、当时中国舆论的反应

三十年代的中国已和以往不同，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维克多·沙逊的“镑券计划”出笼之后，立即遭到各阶层人士的痛击，上海的金融界反驳尤其激烈，认为沙逊的主张完全是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提出假使中国同时和美、法、日等国协商借款，而各国皆要求以各该国之主币在中国发行流通券，则中国的币制必将陷于异常紊乱的状态，还成什么主权国家呢？

上海的舆论界纷纷要求政府一定要维护“金融制度之统一”，“以冀民族金融之巩固而渐谋资本之自给…否则，寄人篱下，恐自拔无日耳”。

为此，维克多·沙逊的“镑券计划”不得不偃旗息鼓。

不过这已经充分暴露了维克多·沙逊鼓吹这一计划的险恶用心，表达了他的“加强夺取殖民地的趋向”，使中国这个“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金集团斗争中，被迫把币制纳入英镑集团，使之在“实际上…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好让沙逊这样的垄断集团长期奴役中国人民。

6、利用股票做空

通过参与制和投资公司的形式，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增加，而且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干一些盘剥大众的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

因为，金融垄断集团和“投资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子公司负责的”，“子公司”是“独立的”，他们可以通过“子公司”做出种种骗人把戏。

这两个投资公司设立的英商上海企业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子公司”典型。

英商上海企业公司成立于1936年底，香港注册，核定资本100万股，每股5元，共计500万元。实收资本32万股，160万元。董事会组成人员为F,R.达卫、G.E.马登和M.斯披尔曼三人，营业性质为经营抵押放款等项业务。

该公司成立时系由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及扬子银公司将某项财产及某项抵押品移转与该公司，因此该公司发行之股票平均分派于两公司，由两公司分执。

很明显，上海企业公司本身就是虚设的，它的资本和所发行的股票都是两个投资公司的资本的一部分，只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而已。

1940年3月，该公司以股票20万股售与安利洋行，该行随即以每股5.45元的价格在众业公所公开招募。广大中国人民不明真相，居然认购踊跃。同年3月26日，在外股市场上市交易，每股开价6.75元。

沙逊集团和两个投资公司对虚设的上海企业公司的股票上市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但盘剥中国人民的收入却归之于沙逊集团。

不久，该公司增资5万股，计25万元，据称“将以此项新股向扬子银公司购买某幢公寓房屋及毗连之空地，上述房地产据当时估计，约值325,000元”。

1941年5月，又增资555,000股，发行价为5.50元，股东中每执有老股二股者，发给新股三股。因此，“该公司共发资本计4,625,000元，分为925,000股”。

1941年9月经董事会议决定“自动清理”，同时决定“分派本年度中期股息每股1.25元”。1941年股票市场上之价格，最高为8元，最低为4.75元。

这两家投资公司设立的上海企业公司的所作所为，已完全变成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股票投机活动。

沙逊集团运用上述这些手段进行的金融垄断活动，有归其直接经营的企业，有通过收购股票而取得控制的企业，也有通过投资公司而被沙逊集团吸收的中小资本集团。

这些中小资本集团都有一定数量的附属企业和相当大的业务活动能力。它们虽然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但与沙逊集团联合之后，在上海就形成了一个以沙逊为首，不同于其他如怡和、太古、英美烟公司等类型的垄断集团。

这个垄断集团在工部局的权力机构中有其代理人，在上海的某些行业中拥有垄断地位，有通过发行公司债而聚敛的大量低利资金，也有可以为所欲为搞骗人把戏的子公司，对解放前上海的经济发展和搜括广大中国人民的财富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7、投资英镑的计划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克多·沙逊确定以上海作为发展重点后，在整个二十年代，沙逊集团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但是好景不长，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军事侵略迫在眉睫。

政治风云的变幻，势必影响沙逊集团在华活动的前途，这就迫使它不得不考虑作另一手谁备。

沙逊集团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直属公司时，远东营业公司的实收资本2104万两和上海地产银公司的实收资本1339万两（两者折合成法币为4815万元），都是从孟买以卢比汇入的。

但是不久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上海的“一二八淞沪会战”。

这些事态促使沙逊集团采取了另一手策略，即它拥有的资金一部分依靠租界特权仍在上海继续扩大其投资活动，另一部分由上海的几个直属公司，以英镑投资的形式，将投入的资金转移国外。

英镑投资从帐面上看是从1930年开始出现的，但这一年的数字很少，只有孟买信托公司的5604镑，1932年就上升到529359英镑，至1938年时已高达115万英镑了。

英镑投资的增长趋势，和时局有着密切的联系。1932年的英镑投资数比1931年几乎增长一倍，显然是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影响。1936年比1935年又增长了一倍，同样是由于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

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

一、上海地产银公司的英镑投资中，包括该公司投资于新沙逊银行的资本5万股，每股实收5英镑，共计25万英镑。

二、1939年的英镑投资数比1938年减少约一半左右。这是因为当时欧洲局势紧张，沙逊集团抛售了部分股票。其中如东方银行(Eastern Bank)一笔就出售了18万英镑。这些英镑投资的销售收入，沙逊集团是不会再汇回到中国来的。

因此，英镑投资的总数应以1938年为基数，再加上1940和1941年的增加数，共计为122.5万英镑。

此外，沙逊集团还千方百计地截留我国应得的外汇收入。

1935年初，导淮委员会以导淮工程急需巨款，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支援。中英庚款委员会同意分期拨发23.8万英镑。

沙逊集团同导淮委员会协商之后，决定以中英庚款作抵，由沙逊集团提供借款四百万元。这样，沙逊集团就截留了这笔英镑拨款，而导淮委员会的一大批官僚也由于取得大批现款而欣然上钩。

这两笔数字共146万英镑。如以当时英镑和美元的正常汇率（每一英镑合4.86美元）折算，约合711万美元。远东营业公司除英镑投资外，尚有美元投资4.6万美元。因此，沙逊集团在太平洋战争前，直接以外币方式转移的资金总计在715万美元以上，约合各直属公司1928年成立时以卢比汇入资本的50.85%。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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