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伦敦消费空间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得以大幅度扩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民众消费观念的现代化。
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奢侈消费的大讨论，使得伦敦人解除了传统道德与奢侈消费绑定的状态，他们逐渐认识到适度的奢侈消费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的就业。
中等阶层的奢侈消费
自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形成以来，由于各阶层财富的增多和贸易扩展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逐渐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转向了对异国风情物品的狂热追求当中，奢侈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无节制的挥霍成为当时社会随处可见的现象。
随着各阶层流动的加速，原先只有贵族和精英人士才有资格享用的精致新奇的商品渐渐开始向下渗透，走进了中等阶层人士的家中，不再像本世纪初期那样将他们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上层人士的消费行为和时尚潮流也受到了普遍仿效，甚至连社会底层的劳工也参与了进来，沉浸在充裕物质所带来的愉悦中。
一时间，不论是东方的瓷器、丝绸、香料、棉布，还是中亚地区的古玩珍品，亦或是来自欧洲大陆的饰品和香水受到追捧，所有肉眼可见的迹象都揭示着人们在竭尽所能的追求奢侈生活。
这种社会现象遭致了信奉传统价值观念的道德人士的强烈批判。
他们认为奢侈消费不仅引发了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崩乐坏”，使得区分社会等级的视觉标记荡然无存，而且导致原有的勤俭节约美德淹没在了像瘟疫一般的奢侈巨流当中，被败坏的体无完肤，更是对国内贸易和制造商人利益的极大损害。
而在从奢侈消费当中受益的人们看来，它不仅推动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焕发生机，同时还为底层劳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有能力触碰到获得快乐的途径，是一种物质上的极大进步，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
两方阵营观点的碰撞愈演愈烈，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关于奢侈消费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焦点首先便集中在奢侈消费是否有违社会道德上。
奢侈消费的论战
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奢侈几乎就是贪婪的代名词。古罗马人认为，如果柔软、懒散和放松的身体享乐的奢侈生活在社会中扎根，那么贪婪和其他相关的欲望也会因此扎根。
一旦人们出于自身缘故而追求肉体上的享乐，便如奴隶和兽类一样苟且的活着。在法语中，“奢侈”的首要含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更是指贪欲。
然而，随着近代早期重商主义理论的兴起和传播，奢侈被赋予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内涵，其与道德之间的关联逐步脱钩，支持奢侈去道德化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甚至当时有许多道德家也卷入了商业活动，并且从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出于自身利益，他们愈发将原先与罪恶画上等号的奢侈看作是实现富裕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一种必然代价，使得奢侈消费的道德意识形态很快土崩瓦解。
荷兰医生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在对道德家们提出强烈质疑的同时给予古典和中世纪时期的奢侈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其著作《蜜蜂的寓言》里，他提出了“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的惊人论断，把人们比作是人类社会巨大蜂巢里的蜜蜂。
正是人们不择手段私欲和虚荣，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蜂群爱好和平，同时惧怕战争，这群蜂受到异邦群蜂的尊重，享受挥霍财富及生命的生活，享受与其他蜂巢的贸易差额。
而这已成了这个蜂国的福分，其共有的罪恶使其壮大昌盛。
在政客们那些美妙影响之下，美德与恶德结为朋友，从此后，众多蜜蜂当中的那些最劣者，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
自此，奢侈与道德之间的论战结果不言自明，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适度的奢侈享受并不是一件有悖道德的事情。
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另一项核心议题是，进口的大量奢侈消费品是否会打破原有的国内贸易平衡，从而影响到本土制造商的核心利益。
17世纪末的重商主义思想正处在转型时期，其旧有观念的持有者们尚未意识到奢侈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种种益处，纷纷认为各类进口奢侈品的到来会大规模挤占国内市场份额，使得整个国家和个人的财富不断外流，以致最终陷入贫瘠落后的社会局面。
这种观念很快便遭到众多思想家们的有力反驳。
尼古拉斯·巴本在他的《贸易论》中指出：“挥霍是一种对人有损害而不是对贸易有损害的罪恶”。
此外，他还批驳了英国人如不买外国奢侈品就会转向国内消费品的错误观念。
当时人们逐渐开始认为奢侈消费不仅能够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改进产品制造工艺，而且还能增加底层人士的就业机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难得优势。
在奢侈消费的大讨论中，人们还一度认为奢侈挥霍有损身体健康，将会增加患疾病的概率，使得男子身上沾染女性的阴柔之气，整日变得无精打采。
这种荒谬的看法同样遭到了曼德维尔的抨击。
他说道：“人在感觉方面的考究快乐，很少能够伤及人的体格。洁净的亚麻布和法兰绒同样使人虚弱。
华丽的卧榻或镀金马车，与冰凉地板或乡村大车同样使人筋疲力尽。”“
说到奢侈使一个民族孱弱和丧失活力，我现在对此的恐惧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弱了。
因为当我们听到或者读到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时，它们一般都会使我们想到由最接近的陌生事物引起的意念，就如我们印象中古埃及、波斯的奢侈成风使得国民孱弱、失去活力那样”。
18世纪的奢侈消费的大讨论对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逐渐从道德意识形态的枷锁里挣脱出来，投入到了消费社会的怀抱中。
朱利安·霍佩指出，从恢复之后到1700年，追求快乐成为了当时英国从上到下的一种社会风气，并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
这种对快乐的追求往往不是个人的自我陶醉，而是集体和社会的放纵享乐。
与此同时，英国的国内外贸易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符合中等阶层消费习惯的国产“新奢侈品”也大量涌现，英国各阶层不论男女老幼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商品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沉浸在消费所带来的的愉悦当中。
随着物质流通的不断加速，零售商店等消费场所大量涌现，更好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