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陶康远
清朝入鼎中原后，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西北有李自成、四川有张献忠、东南还残留着一个南明小朝廷，都可以凑成一桌麻将了。清朝的开局可谓是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要退回关外打田鼠了。在一片狼藉之中，清朝统治者首先要稳定的是明末离散的人心。
要收买人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钱。明末的*乱动**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八旗军进入北京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国库。政府想要搞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铸造铜钱。但中国是个重金属匮乏的国家，国内开采出来的铜矿数量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进而导致流通性不足，朝廷无法征税，没有足够的税收如何统治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
百般无奈之下，顺治帝突然想起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晋商。这个兴起于明朝的商帮非常善于经商，他们中有八户人家早在明朝时就与清军做生意，送来了关外急需的丝绸、棉花、茶叶等货物，甚至据说后来清军中使用的火炮都是通过这八户人家搞来的。顺治帝借着感谢的名义，在紫禁城中设宴招待了他们，委婉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这八户人家能出钱打造商船去日本买铜铸钱，并保证本钱由政府出，买回来的“洋铜”朝廷回购六成铸钱，剩下的归商人自己。
八户人家心想：“自己只需投入运输成本就够了，其他的风险都有政府兜底，这买卖能做。”于是各自回家打造商船去了，其中就包括后来康雍乾三朝的首富范家。
起先由于台湾的缘故，清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可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特许这八户人家的商船下海前往日本买铜。但贸易规模有限，八户人家没赚到大钱。等到康熙收复台湾后，海禁解除，对日贸易立刻蓬勃发展起来，八户人家一夜暴富。从1684年到1688年短短4年时间内，抵达日本的商船由24艘激增到193艘，日本“洋铜”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日本每年流失掉的铜高达380万斤之巨。
很快，日本国内铜钱不够用了，大米价格起伏不定，日本老百姓怨声载道，江户幕府税收严重下降，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起了。面对乱局，幕府将军要求中国来的商船每年不得超过30艘，严格限定铜的出口，每年维持在160万斤左右。可效果仍不理想，幕府垮台的危机没有解除，在新任将军德川吉宗的严令下，来日商船进一步被限定在15艘，铜交易数量下降到百万斤左右，配合上其他措施，起伏了半个世纪的日本米价终于稳定下来，所以德川吉宗获得了“米将军”的雅号。而另一边原先繁荣的中日贸易，变得愈发平淡，参与“洋铜”贸易的清朝商人却有增无减，僧多肉少的局面迫使康熙帝需要重新选择一位代理人。山西介休范氏就在此时粉墨登场，一跃成为当时的首富。
范家人做生意不避风险，敢打敢拼，知道风险越大回报越大的道理。在康熙朝平定准噶尔之乱时，前线缺粮，由于运输路途遥远，又逢战乱，没人愿意干。而范家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商队为前线运粮，虽然损失不少，没赚到什么钱，但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褒奖范家，康熙给了他家两项特权：第一，垄断对日“洋铜”贸易；第二，垄断北京、天津、河南地区的食盐代理。
食盐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影响力自不必多说，而被人忽视的“洋铜”贸易其实利润更加惊人！史载，如将国内1两银子的货物带到日本就能卖5两的价格，再拿这笔钱采购日本的铜，回国后除去朝廷平价采购的6成，剩下的4成又能卖出10倍的价格，也就是说这里面蕴含着50倍的暴利！范家背靠着这棵大树想不挣钱都难。
范家成为首富后，自然要投桃报李，积极向朝廷捐献钱，以维持自家的特殊地位。还额外承当起皇家的日常开销，比如运粮、买卖马匹、销售人参，这些生意所获利润统统归入内务府，成为皇帝私人财产。相应的朝廷不停赏赐范家人各种官职，从康熙朝到乾隆朝期间，范家一共有149人获得功名入朝为官，最高做过二品大员，显赫一时。而危机也正在降临，范家跟皇帝的关系一直是以“金钱铺路”，双方相辅相成，可一旦范家生意利润下降，无法满足皇帝的需要，随时会被一脚蹬开。这也是旧时商业与皇权之间的悲哀。
在朝廷需要用钱时，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独享恩宠的范家，如果单从为国分忧的角度来说这点无可厚非，范家的钱本来就是特权下的产物，捐点无所谓。但后来事情发展就不受范家控制了，范家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成了各级官吏眼中的肥肉，永无休止的敲诈勒索接踵而来。范家是很有钱，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但在读书人眼中依然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对他们的敲诈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拥有某些道德上的优越感，再有钱的商人也是“下九流”。
深陷*场官***规则潜**的范家苦不堪言，生意做得越大亏空越大，需要用钱的地方越多。加上日本国内对“洋铜”出口的紧缩政策，让范家每年出海时所带的货物往往买不到足够数量的“洋铜”回国。别说留给自己的4成了，就是卖给朝廷的6成都不够了。问题是，范家是带着皇帝提供的货物出洋的，赚了钱皆大欢喜，亏了本欠的可是皇帝的钱。时间一久，到了乾隆朝时期，范家总共欠账114万两。
范家人不得不向乾隆帝诉苦请求免除自家“洋铜”垄断特权。老谋深算的乾隆表面上允许了范家的请求，但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从此以后，范家只承当一半采购任务，另一半交由其他商人完成，并且必须在6年之内，自备本金前往日本买铜，以偿还114万两欠款。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表面上皇帝体恤下属，免了一半的任务，实际上是在逼债。走投无路的范家只能借高利贷去日本买铜偿还皇家欠款，陷入恶性循环。
乾隆48年（1783年），范家资金链断裂，产业崩盘。朝廷下令各省严格查封范家产业，除了没收家产外，范氏父子下狱论罪，显赫一时的首富沦为阶下囚。
纵观横穿整个“康雍乾”三世的“洋铜”贸易，虽然坑惨了首富范氏，却奠定了大清盛世。从日本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铜，大大缓解了市场流通性不足的问题，使民间贸易重新迸发出活力，与白银一道成为清朝的官方货币。尤其是在民间日常使用方面，白银数额较大，存在“称重”“成色”等一系列问题，反而是由官方铸造，确定每枚币值的铜钱简单方便，满足普通老百姓日常开销，朝廷的税收也得到了相应保障。
再者，*片鸦**战争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从19世纪初的1两白银换800多文铜钱，暴涨到1700多文，清政府税收只认白银，这些税收成本都被无情的强加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之所以还能维持艰难的生活，就是靠清初从日本进口“洋铜”存留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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