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来袭 | 南大学子家乡防疫纪实（十三）
南大新传“未来编辑部”出品
作者 | 倪奕玮 *京大南**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地区 | 浙江省湖州市
1月13日，我从上海飞往韩国，参与短期交换活动。出国前我知道的关于武汉肺炎的信息是：发布肺炎“谣言”的八位医务工作者被“依法查处”、武汉卫健委表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那时，我正为远在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感到担忧。
十天后，我从首尔出发，经停青岛，再飞往上海，回到家乡浙江湖州。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担忧和恐惧情绪在归程途中慢慢累积。
首尔药店
1月20日，当钟南山院士通过电视新闻宣布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能够“人传人”时，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也发布消息，称前一日从武汉经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诊感染。这是韩国首例。在微博上，我同时刷到了中韩两国有关新型肺炎的报道。病毒已经蔓延开来，不仅跨越城界、省界，而且跟随发达的交通网翻过国界。
我给家在武汉的同班同学发信息，提醒她少出门，她无奈地告诉我：“武汉人是真的蛮，街上戴口罩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二”；我给妈妈发信息：“出门记得戴口罩”，妈妈回了我一个问号；我又转移阵地，给好友发微信，叮嘱他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他被我的“过分紧张”给逗乐了，反过来安慰我：“知道啦，没那么严重。”
1月21日，我妈终于在我不断狂轰滥炸发消息要他们去买口罩和医用酒精的情况下，开车去药店买酒精了。她觉得口罩不用买，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包”。我担心这些口罩不合格，让她拍张照给我看，结果发现真的根本不符合标准。我急得跺脚，差点和妈妈吵起来。药店口罩脱销、电商还未公布涨价限令，最夸张的卖到近百元一只，而我家里的这一大包口罩薄得透光，根本没用。
我想，我必须在韩国买口罩。
1月22日，大年二十八，这是我短期交换项目的最后一天。早上结业考试，下午结业宴会。因为害怕首尔的口罩售罄，宴会结束后，我们三个一起参与短期交换的南大女生都没有顾上和同学们合影，就去买口罩了。买口罩前，我给我的助教发短信，询问哪里有药店；另外一个同学请她的助教将“医用外科口罩”的韩文写在小卡片上，方便与药店店员交流。尽管韩国已经公布有确诊首例新型肺炎，但助教依然对我们三个要一起买口罩的行为感到疑惑，问我们是不是生病了，我向他解释：“中国现在有一种传染性病毒，我们需要购买口罩做好防范措施。”
我和同学拿着助教给的小卡片，在交换大学的附属医院附近找到两家药店。药店里的口罩，都标着KF94，我们马上上网查KF94口罩和N95口罩的区别——相关信息非常少，有说只是标准不一样，有说防护力度不一样，找不到一个准信。“买不买？”“买！”情急之下，我们只能安慰自己“有总比没有好”，立刻购买KF94口罩。
一包五个的KF94口罩6000韩元，折合一只人民币八元左右，我买了五包。和我同去的同学一个买了十包，一个买了两包。口罩不难找，药店门口有专门一个大货架放口罩，就在付款处边上。大货架上各类口罩货源充足，密密麻麻排了两排，我们买完口罩后，货架便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缺口，在逼仄的环境中显得有些突兀。付款时，收银员看见我们买了那么多口罩，流露出和助教相似的疑问神情。沟通不算顺畅，但他愉快地收下了我们买口罩的钱。
（在韩国买到的口罩）
回国后没几天，我看到朋友圈里的韩国代购们开始发售卖口罩的消息，打着“买到就是赚到”，“韩国人肉带回”的标签，最贵可以卖到一只三四十元。不到一周时间，KF94口罩在韩国价格翻番，各大药店全面断货。
仁川机场
1月23日，年二十九，我将五包口罩和钱包一起放在随身背着的单肩包里，踏上归程。当天凌晨2:00，武汉宣布于当天上午十点正式封城。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我看到半数以上的东方面孔都戴上了口罩；而几乎所有的西方面孔还是一切照旧。我乘坐的航班来自中国的航空公司，中国乘客多。值机时，身边排队的乘客大多戴着厚厚的口罩，不少家庭隔着口罩用方言热烈地交流着，内容大致是在韩国的感受与即将到来的中国的春节。
过海关后，仁川机场新罗免税店里的代购们依旧忙着在各个柜台前抢购高档化妆品，不戴口罩的韩国售货员与戴口罩的中国代购们用中文吃力地交谈，他们都要在年末勤劳地冲一冲业绩；另一边，机场里的药店前排起了三列队伍，每列二十多米，队列里都是戴着口罩、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东方面孔。相比之下，药店旁边的星巴克，因为只有一列十米不到的等候队伍，竟显得有些冷清。
（1月23日，机场药店排队买药的人）
口罩在中国的难买程度或许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在免税店时，国内的同学给我发信息：“还在韩国吗？多买点口罩！这边买不到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姨妈在医院工作，现在医院的职工想要拿口罩都得院长签字。机场药店买口罩的队伍实在太长，怕耽误飞机，我攥紧了前一天买的五包口罩，前往登机口候机。
登机后，我给妈妈发消息：“国内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啊？”妈妈给我发来朋友圈的截图，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背对镜头，庄严站立——湖州市的医院刚刚开好动员誓师大会，宣布全体职工立刻取消春节休假。“那湖州现在买得到口罩吗？”“买不到。”我开始焦急，妈妈告诉我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飞机起飞后，坐在我边上的韩国大叔打开韩文报纸翻了几页便拿起机上放着的英文杂志。杂志的内页里有中国地图，他拿着地图问我: “Excuse me, where is Wuhan?”，我尴尬地笑笑，指给他看。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看见飞机后部几位韩国老太太正在打开未开封的口罩，花花绿绿的口罩包装袋上印着醒目的“KF94”字样。他们应该都已得到了肺炎疫情的消息。
青岛流亭机场—上海虹桥机场
在青岛下飞机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关于疫情的恐慌感已在脚下的土地蔓延开来。
青岛流亭机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口罩看起来不像是机场统一发放的，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我在机场边的米芝莲点食，收银和后厨都戴着3M口罩和护目镜，点餐时，收银员低下头，刻意压低了声音，隔着口罩我看出她依然用嘴角肌肉勉强牵扯出一个略带疲惫的笑容。仁川机场那种隔着口罩热聊的情况完全看不到了，流亭机场就像失声运转的机器。人们丧失了表达欲，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人与人之间隔着两层口罩，看不见对方的喜怒哀乐，我反而觉得安心了点——看起来国内的相关防护宣传工作做得比预想中好。
转机让我在流亭机场等候了三四个小时。机场大屏幕涌出了一片刺眼的红，经停、目的站为武汉的航班开始大批次取消，原因都是“公共安全取消”。机场唯一响亮的声源是一遍遍*放播**的机场广播：“尊敬的旅客，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1月23日，流亭机场的航班状态显示屏）
我所乘坐的飞机型号是空客330-200，能容纳三四百人，但当晚飞机上只有十多位乘客。“欢迎乘坐本次航班”，五六位戴着黑色口罩的机组成员在飞机门口站成一排，迎接我们这十几个人。我很惊讶，难道因为疫情，大家把从青岛飞上海的机票退了吗？空乘告诉我：“这是年前常态。大年二十九要过年了，都回家了，现在谁坐飞机。”
（起飞前的机舱内）
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只有一位大伯没有戴口罩，他从进机舱起，就好奇地左右张望。大家坐得很分散，一路沉默不语。机组人员佩戴的多为电商平台上热销的明星同款黑色棉布口罩，我知道它们防护能力有限。我问空乘：“你们的口罩是航空公司统一发的吗？”他告诉我：“现在买不到口罩。航空公司目前只为途经、前往武汉的航班提供口罩，一人只提供一个，剩下的都得靠自备口罩。”
在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取行李时，同机那位没戴口罩的大伯非常热情地凑上前来与我攀谈。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儿子在上海打拼，他来上海陪儿子儿媳过年。我将在韩国的口罩分给他一只，提醒他疫情严重，在机场这样的公共场合还是戴上口罩为好。他戴上后却对我说：“哎，小姑娘，别怕死！没那么严重！死不了人的！”
彼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人。我感受到一种无力。
航站楼出口，大伯的儿子也没有戴口罩。
上海虹桥高铁站—湖州高铁站
在上海的亲戚家住了一晚，我已能体会到疫情已悄然超过春节，成了最热话题：“一大车武汉人在封城前全来了上海”，“虹桥机场今天活捉一个发烧的武汉人”，“医院里最近很多发烧的”……大量关于疫情的消息盘旋在这座大都市的饭桌上，挑动着城中人的脆弱神经，真假难辨。
杭州出现新型肺炎患者的消息也让先前并不戴口罩的爸爸迅速改变了“疫情没那么严重”的观点。上海直达湖州的高铁每天不过三四趟，早些时候我没能买到直达票，打算和往常一样，前往杭州东站转车。“杭州东站转车太危险了，传染了怎么办？”爸爸给我打电话，不容商量的语气，“买不到直达高铁票我就开车去上海接你。”
当天晚上，我发现几班直达高铁都出现了大量余票，没有丝毫犹豫，我马上退掉了先前的中转票。第二天，这辆列车从上海虹桥出发，穿越杭嘉湖平原，从始至终整节车厢就没超过十个人。“上车了别取口罩”；“你现在到哪里了？记得戴口罩”；“列车上人少也不要把口罩摘下来”；“口罩不能拿下来”……高铁上两小时不到的车程，妈妈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四条提醒我别摘口罩的消息。
湖州高铁出站口，我带着在韩国买的五包口罩，穿过临时增设的体温测量处，看到接站口都是戴着口罩的等候者。看不见脸，我一下子没找到妈妈，直到看见一个戴着口罩的身影不停向我招手。
“平安就好”，接到我的那一刻，妈妈抱着我，一下子哭了出来。
湖州防疫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家乡湖州因少受各种自然、非自然灾害的侵扰，一直被称作“风水宝地”。但这次，却也没能逃离新型肺炎的魔爪。截至2月4日，湖州已累计确诊9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其中一例没有武汉接触史，仅有泰国旅游史。
除夕当天，浙江省在全国各省中率先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尽管当时湖州市还未有人确诊，湖州市政府已公布了1月6日以来，用手*定位机**追踪到的武汉用户漫游进入湖州情况与湖州本地用户漫游离开武汉情况，定位具体到了三县两区下的各个乡镇街道。
妈妈的朋友娘家在武汉，1月4日就从武汉回到湖州过年。1月21日开始，她家里就接到了四五个问询电话，有防疫部门的，也有派出所的，提醒他们注意自身身体状况。
“能感受到大家都非常谨慎的，21日我已经回湖州超过了14天了，超过了潜伏期，但是依然被建议不要出门走动。”因为疫情，她的丈夫留在武汉，两人没能在一起过年，“这个月过得就像坐月子一样。”
湖州市政府通过市内定点药店平均每天向市民发放35万只口罩，单价不超过0.6元，口罩每天下午两点发放，每个人凭身份证可以领取五只口罩。每天十二点不到，就有人在药店门口排队了，先登记取号，再在寒风中沉默地等一两个小时，去的大多是中老年人。每包五个的口罩装在塑料袋中，排队者拿到手后就立刻匆匆离去，减少不必要的交谈。
（下午一点，一家药店前等待口罩的人群）
年后几天，小区的中心绿地上空无一人，一红一黄的两个垃圾桶格外显眼，上面分别贴着“感冒症状口罩丢弃处”和“普通无症状口罩丢弃处”。前往丢垃圾的人很少，偶尔在路上遇见，互相之间也一言不发，相隔十来米远就匆匆避开。
湖城的各个小区都张贴着“群防群控公告”， 公示“居家观察户”。微信成为非常时期最重要的沟通媒介，“这一户有了”，“你们也不要去靠近那一户”，业主群成为社区里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家在群里分享视频和图片，各种截图又会迅速在各个家庭群中传开。
相比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疫情刚刚发生时的迟缓应对，湖州市在疫情面前则是如临大敌。2月2日，湖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湖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上透露，1月21日启动疫情防控当天，湖州市政府就已经成立了“专项采购小组”，连夜组织外出，大批采购防控物资。
政府的宣传比我在家族群里的唠叨有用，家中的长辈们今年都比孩子们更自觉地呆在家中，取消了任何形式的拜年活动。“响应国家号召，不给国家添麻烦”成为微信上视频拜年最常说的话。
今年的年夜饭家中只有八人。往年看春晚，我们总是看着小品，刷着微博上的春晚段子；今年，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焦急地刷着手机上的肺炎新闻，一边心不在焉地看一两眼春晚。往年看完春晚，茶几上备好的零食水果总会见底，而这个除夕，它们几乎没动。
年初一，所有宗教场合都关门了，信奉佛教的奶奶大年初一只能一直在家中念经。庙里一起念经的佛友给奶奶打来电话，告诉她每天要多念一千遍“南无阿弥陀佛”，心诚则灵，为苍生求平安。
大年初三，我戴着在韩国买的KF94口罩出门，往常热闹的市中心大街上几乎无人。湖州本地企业浙北大厦并未停业，但人数寥寥，店员都戴着口罩，门口的保安大叔看见我，快步上前停在我一米开外，对我说：“姑娘，疫情那么严重，还不快点回家呆着”。
我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真想让疫情快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