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柯兆银
邹韬奋的重大人生转折来了。1926年10月，《生活》周刊主编王志莘调任新华银行总经理，黄炎培让编辑股主任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
奇迹发生了，在上海众多的杂志中，《生活》周刊异军突起，不同凡响。邹韬奋出任主编时，创刊一年的《生活》周刊发行量2800份；邹韬奋接办两年，发行量达到了4万份；到1931年突破了10万份，到了1933年被迫停刊时，达到了155，000份，《生活》周刊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著名记者赵浩生回忆说。
邹韬奋凭什么创造了出版奇迹？
第一，创新改革。
杂志题材内容狭窄，仅仅提供职业教育的信息，到了邹韬奋手里全面改革，焕然一新。邹韬奋开设了许多新栏目，除了言论专论外，还有事业与修养、处世之道、人物介绍、平民生活素描和婚姻恋爱等；体裁也为变得丰富多彩，有通讯、传记、游记，也有小言论、随笔等，还配上插图和漫画。
邹韬奋特别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他说：“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20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第二，勤奋工作。
《生活》周刊编辑部位于辣斐德路444号（今复兴中路444号）过街楼，十几平方米的屋里挤着3张办公桌，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和会议室全部在此，编辑部仅有两个半人，主编兼编辑邹韬奋、主管营业、总务及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
上海辣斐德路444号(现复兴中路444号)《生活》周刊旧址
由于经费紧张，邹韬奋勤奋地为杂志写稿。他用多外笔名发表，1928年开始，邹韬奋正式用“韬奋”笔名发表文章。韬，韬光养晦；奋，奋斗。邹韬奋用过许多笔名，影响最大的还是“韬奋”。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三个人；
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邹韬奋在回忆录中这样谈他当时的感受。
第三，服务读者。
他开设了《小言论》《读者信箱》等专栏，它们成为与读者互动的平台。读者纷纷来信，有时甚至一天收到 1000多封。面对读者热情来信，邹韬奋从下午开始回信，直到忙到夜里两三点钟。“有的信虽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回复，直接寄去的回复，最长的也有达数千字的。”邹韬奋说。
1930年9月，《生活》周刊创办书报代办部，专门处理读者委托代办的各种事情。代购书报、代购衣料鞋子等、代找律师、医生和旅馆等。
第四，成为大众喉舌。
邹韬奋对杂志的定位是：“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
1931年8月，《生活》周刊即将发表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贪污和纳小妾的调查报告。王伯群得知后,急派两上亲信来见邹韬奋。
“最近王部长拨下巨款，补助上海各大小报馆。他特别喜欢《生活》周刊，决定补贴10万元。”
“众所周知，《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从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心意只能心领了。”邹韬奋面对10万元巨款，不为所动，断然拒绝。
1931年8月15日，揭露王伯群的文章发表，老百姓叫好，纷纷指责王伯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对王伯群的弹劾案，王伯群被迫辞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事变后，邹韬奋为民发声，调整《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将杂志办成宣传抗日救国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九•一八事变”发生8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时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号召读者为抗日部队捐款。
《生活》周刊还经常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常发表文章批评*国党**要人蒋介石、何应钦等。
《生活》周刊进入南京最高统治者的眼中。1932年1月中旬，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上海，派小汽车把邹韬奋接去面谈。
胡宗南要求邹韬奋接受“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邹韬奋斩钉截铁地说：“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
双方激辩4小时，胡宗南临别时板着脸威胁地说：“请先生好自为之。”
邹韬奋为了上海教育职教社负责人为难，公开声明，《生活》周刊与主办单位上海教育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1932年7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以“言论反对，毁谤*国党**”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生活在全国邮递。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两次致电蒋介石，希望解除禁令，均遭到拒绝。原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面见蒋介石时，受黄炎培之托为《生活》周刊说情，蒋介石把《生活》周刊拿出来，指着用红笔划出来的批评政府的地方，强横地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生活》周刊，理由是它“言论*动反**，思想过激，毁谤*国党**”。
1933年12月16日，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邹韬奋事先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生活》周刊从一份内刊到成为全国知名杂志，个中的原因值得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