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说，我们处在一个镀金年代，看上去一切都有，但心里总是不踏实，细细一想很多事情都经不住推敲。
这句诗意的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世界历史上，引领社会稳定向前的中产阶层所被期许的美德、影响与追求，在今天还能看到多少？配称“真正的中产”的又有多少？就凭喝哪个牌子的咖啡，住多少星级的酒店，还是读什么类型的书来判断？
中国中产阶层的
保守与彷徨
文/曾于里
一边以消费和生活方式自我确证，并试图向上看齐、靠拢，一边力保现有社会文化地位、小富即安。不难看出，中国的中产在撕扯中挣扎前行。是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反抗保守与平庸？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中产阶层也不例外。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他们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历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奶粉出现问题了，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方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规则潜**，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规则潜**中获得优势……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为何如此？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为生存而惴惴不安，为保住饭碗而谨小慎微。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护与同情他人？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很特殊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苹果产品、日本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
然而，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安全通道。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能否坚守？如果沉默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
时代精神的高度
与中产阶层的成长
文/余世存
长期被以消费或财富作为标准来衡量的中产阶层，似乎在迷失：只需追求物质，无需照顾精神。但也有越来越多清醒的头脑指出，真正的中产阶层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仅仅是经济状态。处于社会结构中层的他们，承载着理想的时代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中层空间。社会结构中层的成长和自觉，应该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精神。
任何事、任何现象都可以上升到康德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在中国文化层面，就是时空四象，时间的四象是春夏秋冬，空间的四象是东南西北。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一个自我闭合的圆满。比如“身”代表个人，放在春天和东方；“家”代表南方和夏天；“国”在秋天和西方；“天下”在北方和冬天。每个人所经历的是一个时空的完整。如果你的关怀、精神触点缺一个维度，时空就坍塌了一个维度。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统治阶级、*制专**者把百姓分化成士农工商，让百姓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丰富的人，这是*制专**政治对百姓身份的设定。比如，“士”放在北方冬天状态，所以士大夫天然有天下情怀。
现代国民人格应该是中间层面，即对时空四象的统摄。就是说，现代国民都应该是自己的官员或管理者，管理好自己作为士、农、工、商的职业选择或人生的丰富内容。因为只有中间这个层面才能对士农工商、对个人家国天下，都有一种同情的关照——既是自己的管理者，也是他人的同情者。我们每个人活在当下，是打工的、写字的，抑或小老板，这只是职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如果错把职业当作身份，那就是时空坍塌了，就难以成为社会性的人、世界性的人。只有回到中间层面，管理好自己，才能把士农工商全部的人生社会经验体会到，这已经是全球化以来人类的常识。
城里很多中产家庭的梦想是在城里有一个房子，郊外有一个小院子，周末去郊外种种菜、搞搞园艺。这说明他希望既可以在城里从事工、从事商、从事写作，也可以在郊区从事农业，这是士农工商在他身上得到的完整体现，这是现代人的权利。我们现在所争取的，也是这样的权利，这是当代人的一个理想精神状态。很可惜，我们离这样的理想还很遥远。（作者系著名学者）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赞美中产的？
从词源的追溯我们发现，中产阶层的肖像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由希腊人勾勒了轮廓。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指出了成为一名中产阶层的公民应该具备的特殊品质。中产阶层被亚里士多德视为中庸的化身，财产适度，生活良好，心态平和，顺从理性，富有节制的美德，在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都不会走极端。他们愿意参与到社会改革设计中去，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有足够的闲暇，这也是其参与社会改革，形成对事物客观判断的必要条件。
英国脱欧的深层原因是中产阶层正加速消亡。然而，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劳伦斯·詹姆斯说，“中产阶级缔造了现代英国”。这当中暗含着一种怎样奇妙的关系？
中产对现代英国做了什么？
文/洪霞
18世纪的英国，工业资本绝大部分已归于中产阶级。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无法延续。这个新兴群体开始谋求文化主导权。
当时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对贵族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习得贵族身上的一些美德。但如果想要在文化上取代长期占权威地位的贵族文化，必须确立自身特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自豪的中产阶级宣称自己拥有温和与节制的全新道德，相较贵族而言，更懂得在文雅和奢侈之间平衡的技巧，因此对于社会进步也更有利。
中产阶级形成这样的新道德不难理解。众所周知，正是清教“勤俭”“节欲”的伦理相结合而创造的“合理谋利”原则，造就了近代英国的经济奇迹。早期很多企业家每天睡眠6～8小时，生活简朴、工作勤奋。后来随着财富增长，简朴之风虽然转向追求文雅，但是在变幻莫测的工商业世界中，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资产、声望都不是来自于出身，而是来自于事业上的成功，任何放纵与冒险都可能使其失去一切。事实证明，追求文雅时讲求节制的作风，对19世纪之后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构建了维多利亚时代整个社会的基调和性质。
中产阶级温和节制的做派，也体现在家庭生活方面。18世纪的中产阶级在家庭生活方面，崇尚“秩序、满足和天伦之乐”的观念，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大众所普遍推崇的家庭理想的产生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作者系*京大南**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语
住万科，喝星巴克，乘东航，跑马拉松……如果这是你生活的写照，那么，你至少算是研究者或舆论眼中的中产阶层了——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将消费或经济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这就将本来不属于这些消费者的职责，贴到了被“拔苗助长”的中产阶层身上。他们似乎不知道或不在意，还不亦乐乎地照此建构生活。
生活指南：虚假的满足？
文/张丰
都说“逃离北上广”，但很少有人敢或者愿意这么做。那是一个不需要实现的梦想。当我想“逃离”的时候，我才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就在“北上广”，认识到自己的优势。
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独特满足形式。它是虚假的需求，也是虚假的满足。
在“逃离北上广”之前，网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指南”。最早的一篇大概是《月薪两万人士生活指南》，也出现了《西二旗完全装逼指南》《昌平名媛生活指南》这样有自嘲精神的指南。不管是否靠谱，它都开始流行起来。
各式各样的“指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有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但是“指南”却力图按照收入对生活进行简单化分类。比如，在广州，月入两万，你就别在朋友圈晒挤地铁了，而是应该假装坐在车上被堵在某条街上。如果说“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分类，“生活指南”则试着给出更清晰、明确、细致的分类。这是根据消费能力进行的阶层划分，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指南生活，才能活出朋友圈中看上去成功的样子。
这样说来，“生活指南”至少反映了中国的城市已经发展到了某种水平。但是，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他们的房子没有永久产权，付房贷的同时还要缴房产税，等到70年产权到期，还要再交一笔钱。
无恒产者，必无恒心，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没有“立身之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这一点在中产阶级身上却并非如此，他们向上很难，向下却很容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一夜醒来一切都没了。勉力维持，就是中产生活的核心。
一个“逃离北上广”的梦想就够了，一个看起来逼格满满的生活指南就够了。生活指南成为中产阶级最后的*片鸦**，有点上瘾，有点损害身体，但是至少看上去是幸福的。
主持人语
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层，向上比不过，向下比也不错。于是美滋滋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公共利益。在美其名曰“知足常乐”的自我麻醉中，当危机来临、火星落在脚背上，有人猛然跳脚，有人仍浑然不觉。
“比下有余”是种什么病？
文/徐贲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中国人常有的心态，是小老百姓无奈的自我宽解。《知足歌》里说：“退步思量海样宽，眼前便是许多福。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这是因无奈而自我适应的“比下有余”，对他们来说，“比上”实在太奢侈了。
“朝下比”看上去似乎有积极的心理提升作用，但在心理学里却被界定为“负面情感”，因为它包含负面的自我观念和情绪，如自卑、害怕、挫折感、无助和无力、无成就感。朝下比的负面情绪会加剧人的负面趋向。
朝下比是社会比较理论研究的一个部分。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威尔斯是最早研究朝下比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认为，朝下比是人出于自我评价需要的一种防卫性机制。如果说朝上比有损人的自尊，那么朝下比则有助于人的自尊。
威尔斯指出，“比下有余”主要是从与不幸他人的比较中得到安慰和满足感，朝下比的人有“复杂的感情，与从他人的不幸获取快乐感不同”。以他人不幸为乐是“幸灾乐祸”，比下有余是在心里认同不幸的他人，因为大家都不幸，所以不必觉得自己不幸。这类似于平时所说的“同病相怜”，但重点不在于“怜悯”，而是寻找能在心理上分担不幸的同伴，并且越多越好。
人们一般认为，“比下有余”能起到“以思转境”的积极心理调适作用。但心理学家指出，朝下比会成为一种不良的固定心态和思维习惯，让人对负面情感变得麻木不仁，不思进取。而且，朝下比会让人因虚假的心理满足而变得沾沾自喜。在找不到朝下比的对象时，对朝下比有心理依赖的人还会故意贬低和歧视他人，以此得到心理满足，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就已经不只是一般的负面情感，而是变成了一种病态的认知失调和心灵毒害。（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制图/曾咏贤（本版部分稿件来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