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摩根”陈光甫发迹实录
本文纲目：
●留学美国，专攻经济
●挤出官办银行，创办私营小银行
●“人争近利，我围远攻;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顾客是农食父母”
●结交宋、孔，借以自保
●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拒绝邀请回国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原是本世纪初上海最小的一家私营银行，仅有资本7万银元(名义上是10万)，股东7人，办事人员7人，还不及一家稍大些的钱庄，时人戏之为“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然而经过22年的发奋努力，到了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底，上海银行已一跃而成为一家声誉卓著的大银行。拥有资本500万元，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10%;分支行处80余处，最多时达110处，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职员2775人。在民族资本银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外也颇具信誉。
上海银行发展到如此规模，与创办人、总经理陈光甫有极大的关系。
含辛茹苦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日出生.陈光甫则在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这儿他一干就是7年，虽说清苦，却学到了不少中国商业的基本知识，英语也有了相当基础。到后来他创办起上海银行，当上了总经理还常常目回忆这段清苦生活:“幼年亦为学徒，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并以此教育他人。
1899 年，他考入邮局当了职员。1902年，转入汉阳兵工厂，专任英文翻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在汉口日本正金银行当买办的景维行。景维行十分欣赏陈光甫的勤奋踏实，与之过从甚密。 不久，景维行索性将陈光甫招为东床。这桩婚姻是陈光甫一一生事业的重要契机。
1903年，清政府决定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国际博览会。陈光甫通过岳父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的关系，得以作为湖广参加博览会代表团的随员，在美国工作了8个月。博览会结束后，陈光甫取得官费津贴在美留学。从1904年起，陈光甫先后在衣阿华州印第安诺的辛普森大学和俄亥俄州的美以美会大学学习。1906 年进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院专攻经济学。1910年获商学士学位，同年回国.此时，恰逢端方组织南洋劝业会，陈光被任命为外事科长。不久，陈光甫辞去外事科长，担任了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幕僚。
挤出官办银行创办私营小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程德全摇身一变而为江苏都督，委任陈光甫为江苏财政司司长。这年12月，程德全又委任陈光甫为江苏银行经理。江苏银行为省金融机关，由裕苏官银局改组而成。陈光甫根据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金融管理理论，反对把银行作为政府机关的工具，而认为既然是银行就应当有相当的独立性。他把银行由当时省府所在地的苏州迁到上海，使之处于金融中心，放弃发行纸币权，以拒绝当局任意向银行索取:推行储蓄业务:设立货栈，创办货物抵押*款贷**业务:公开帐目，增强银行对社会的信誉等等。
可是，江苏银行毕竞是官办银行，经理必须听命于政府，岂能容你自行其事?所以陈光甫任职不到2年，因拒绝向都督府和省财政厅抄报银行存户名单，而被免职。
陈光甫被免职后，便依靠岳家的资财并充分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联合曾任信义洋行买办的庄得之等人，于1915年6月3日正式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从1915年4月17日第一届董事会推定庄得之为总董事(后改称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后，上海银行的一切行政和业务大权就始终掌握在他们两人手中，特别是陈光甫的手中。上海银行的兴盛与陈光甫的名字也就紧紧连一起。
“人争近利， 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上海银行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虽暂时忙于大战，但上海的金融市场仍控制在帝国主义之手。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19家,不仅资本雄厚，能自由发行纸币，而且还享有掌管中国的关税收入等特权，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为了杀出一条生路，陈光甫出了“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项"的经营方针，规定存款1元即可开户。还特意做了许多储蓄盒赠送顾客，鼓励人们把节省下来银元、角子投入储蓄盒，积满1元即可存进上海银行，此举传出后，虽为同行讪笑，他却不改初衷。一次，一家钱庄以100元大洋要求开100张存折，意在讥讽。陈光甫不以为意，反叮嘱柜面办事职员热情接待，照办不误。此事传开，轰动全上海，那家钱庄讥讽不成，反替上海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与广告。
许多普通劳动者家庭纷纷涌向上海银行。为了进一步招徕顾客，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于1917年设立储蓄专部，组织“储蓄协赞会"，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上海银行的储蓄业务，并且开创了多种多样的储蓄: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还在学校中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著，在居民中开办婴儿储蓄，在机关商号中开办节俭储蓄、养老储蓄、礼券储蓄等等。
经过努力，业务发展迅速，193年储著存款达300万元，超过实力雄厚的金城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名列榜首。到1936年底，已拥有储户15. 7万户，其中有不少是10年以上的老储户，储著存敢达800万元它的成功，使向来不屑于接受小额存款的银行都起而仿效，甚至一些大银行也竞相提倡这种业务了。
“顾客是衣食父母”
陈光甫在外国银行和本国钱庄的夹键中求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优质最务博取社会人士的信任，以广招徕。这也是他贯彻经营方针所不可缺少的措施与内容。他有一段话， 颇能说明这一问题。“一行之成败，实全系于办理手续人员之是否优良。行员服务顾客，必先和颜悦色，方能博其同情，否则稍有不当，或盛气，或慢客，均可使顾客裹足不前而视本行为畏途。”因此，他要求行员在营业上的每一一个环节都“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
他对职员们说:“我们一无所有，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也。”为此，他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口号，要求全体行员必须做到“以笑颜近人，使人于见面之时即有好感”。规定上海银行全体人员必须要仪容整洁、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顾客等候时间，营业时间不许闲话、吸烟、阅报。
某次，银行一工友阻止一位衣着平常的顾客参观营业厅的保管箱，当陈光甫得知后，立即派员前去向这位顾客道歉。他不仅要求全体职员必须做到上述规定，而且对营业厅的设计、窗口的设置、工作程序的改进，以及记帐、登折等，无一不从方便顾客着想。
他提倡银行的各级职员，如经副襄理、各业务部主任在营业厅办公，以便于与顾客接触、交谈，听取意见，改进银行工作。如上海徐汇分行的经理办公桌就设置在柜台外面，办公桌三面围以座位，呈马蹄形。经理办公桌上置一标牌，和其他职员一样，上面写清职务、姓名。这样，顾客就可以随便我经理谈话或治读业务，经理也可随时发现银行职员工作上的不足，还可借机给顾客以业务指导，扩大银行影响。在上海淮海路分行还创办“夜金库”，各商店可将夜间营业收入的现金封好存入“夜金库”，银行次日再登记入帐。这就解决了商店夜间保存大量现款的不便。
上海银行虽早已挤入大银行之列，但其营业用房仍是简陋房屋，只不过加以扩充而已。至于总行大厦在30年代初期修建时，建筑也是十分简朴的，两层以上均用清水红砖墙面，这在全国各大银行中确属少见，其设在各地的分交机构亦本者简朴实用的原则。
“有人才，虽衰必盛; 无人才，虽盛必衰”
陈光甫从切身利益出发，十分重视于发展其金融事业有用的各种人才。他认为人才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他说:“事业之成，必在人才，本行前进更有赖于努力造成服务社会之人才”。正是基于这一卓见，上海银行创办初期，陈光甫便把具有专门业务知识的杨敦甫、杨介眉、朱成章请来担任副总经理，又从他曾主持过的江苏银行中挑选了一批干练人员，充实到上海银行，形成了一个比较得力的班底。
为了网罗和留住人才，陈光甫在上海银行实行优厚的工资制度。工资最低一-级为50元(试用人员最低-级为30元)，是上海男平均月工资2.9倍(以1929年计，上海男工平均月工资为17. 52元)。职员最高工资为380元，一些专门特聘的人才其工资甚至高于总经理工资。年终还发放相当于本人月工资2倍的奖金。
除了通过优厚的工资延揽人才外，陈光甫还十分注意培养人才.上海银行自 1915年开业起，就始終坚持从盈余中提成行员训练经费。以后又建立选拔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以及青年行员去国外大银行实习，接受专业训练的制度，1920年，陈光甫开办了银行实习学校，培训新入行的练习生。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预科毕业生入所学习,学习结束后入行工作。1931年改为银行训练班，到1937年，共毕业278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担任了银行的要职。
为了提高行员的素质，陈光甫创办了个藏书几万册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供行员学习之用。还创办了内部刊物《海光》月刊，鼓励行员撰文立说。陈光甫还时常不定期的聘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行讲学，或为银行高级职员作专题演讲。抗战前，作家老舍写了篇短文《取款》，讽刺银行的官僚作风。陈光甫读到到后便指示翻印，让全行职员人手一份，引以为戒。还拨款数万元资助行员撰写金融方面的专著。
陈光甫确是当时上海金融界为培养人才最不惜工本的。他自己说:“育才计划，关系我行生命前途，我行宜应认为当前第一要务。”
由于他把人才看作是银行兴盛的关键，故特别强调“不论何人，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对于亲戚故旧的子弟与常人均一视同仁，不给特殊照顾，无真才实学，坚持不予重用。
每逢星期四，陈光甫就邀集一部分职员在银行聚餐，人事部门则根据被邀请的名单事先把约请的职员情况向陈一-作介绍，席间，陈光甫就通过自由交谈发现、选拔人才。
“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制抵**国际经济侵略”
陈光甫不仅是一位事业心强的金融家，也是一位有着爱国心的民族资本家。陈光甫生于清朝末年，创业于北洋军阀袁世凯统治时期，深感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上海银行一创办，陈光甫就鲜明地提出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制抵**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做为上海银行的指导思想和行训。他把这一口号印在记帐单和对外单据上面，在每个行员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都压有行训，以使全体行员丰记和遵守。
在“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制抵**国际经济侵略”思想的指导下，陈光甫决心打破外商银行垄断外汇业务的局面，率先于1918年在上海银行创办了国外汇兑处，开办外汇业务。上海银行资金薄弱，开办外汇业务，颇多困难，陈光甫却毫无退缩之意。为了打开局面，他不惜以重金聘请了一位德国银行专家担任国外汇兑处顾问。又多次选源行员赴英美各国学习、考察外汇业务，并与英美等国的银行订立互相代理业务合约或协议。
到1929年时，上海银行的通汇处遍布于国外许多重要都市、商埠，成为我国私营银行办理外汇的先驱，在国际上取得了信誉。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展，上海总行的国外汇兑处改为国外部，除经营出口押汇、吸收侨汇、发行旅行汇信等业务外,还办理外币存放、放款业务.1941年，当国民*党**政府建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时，上海银行以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被指定为经理外汇特许银行。
在“辅助工商实业”方面，上海银行在抗日战争之前确实办了不少实事。
例如1936年，上海银行向民族工业放款3800万元，到抗战前，放款最高时总额达14000余万元，户数2000余户，其中较大的民族工业有200多家，金额4200多万元。30年代，上海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在全部放款中的比重一直在1/3左右。这在一般商业银行中是比较突出的。同时期的中国银行仅占12%，金城银行只占25%左右。对国内的农业放款,1935年是600万元.这个数目对广大农村说来不算大，但终比那些从事公债投机的银行要高尚得多。1934年，英国汇丰银行要盘进申新纱厂，上海银行一时抽不出较多的资金帮助“申新”，但陈光甫利用自己这时与国民*党**的关系，终于使国民*党**政府出面挽教“申新”。
交结宋、孔，借以自保，打通欧美， 图谋发展
上海银行创办之初，饱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这就决定了陈光甫对帝国主义的不满:对封建军阀拥兵自重，割据地方，横征暴敛，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更是反感，这就决定了陈光甫同情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然而，当工农群众起来革命，上海银行里也出现工会组织时，他对革命又彷徨起来。“四，一二”*变政**前，他为蒋介石募得一笔不小的经费。“四.一二”*变政**后，上海金融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经费与日俱增，而上海银行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就达420万元之巨。为此，蒋介石曾邀请陈光甫进入政界，欲委以财政部次长、财政厅长、政治委员等职，他均推辞不就。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日益提高,担任了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成了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摩根”。
然而，当四大家族以“官股”的形式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一举兼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民族资本受到严重威胁，陈光甫感到上海银行有随时被吃掉的危险，但又无可奈何。为了自保，陈光甫通过贝祖贻的关系，缓和了他与宋子文的矛盾。他又送股票给孔祥熙，请他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并广泛结交国民*党**的军政要员。
在四大家族完成了对金融的垄断后，陈光甫又萌发了依靠美国力量图谋发展的念头，说“打通欧美银行与本行进一步的关系， 是我行新生命的寄托”。这时，他早先提出的行训:“*制抵**国际经济侵略”也变成了“促进国际贸易”。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的这些想法只能是一枕黄梁。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借口赴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出国来归。
1951年，周恩来托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原经理王昌林带给陈一封亲笔信， 劝他回国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但陈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终于没有回国。以后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港注册，脱离国内关系而独立经营。
1954年陈在台北设立上海银行总行。1965 年在台北正式开始营业。
1976年7月1日，陈光甫病故于台北，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