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人老了，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得知王庆成老师病逝消息，我还是非常惊愕，悲伤至极。
王庆成老师系朱从兵老师的博士生导师，而朱老师是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2000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学位，导师系龚书铎教授。是年冬，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查文献，在图书馆窗口的角落巧遇戴着助听器并埋头摘录文献的王庆成老师，后经虞和平老师介绍认识了王老师。王老师问了我一些情况，留下了联系方式，约定周末去他家中见面。其时老师仍在病中修养，大体上处于退休状态，自由时间充裕。后来我常去王老师家拜访，主要送他研究课题所需资料并向他请教学术研究经验。
与王庆成老师闲谈时，他时常提及他的人生经历、经验及其见解。记得王老师说自己早年就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因照顾家人而转读*京大南**学，并从社会学专业毕业。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选修了周予同等名师的课程，打下史学基础。王老师23岁就有论著《苏联的妇女和家庭》出版。他说自己读中学时作文常被任课老师宣读并拿到刊物发表，可惜未存底稿或样稿，一度嘱咐我查找他早年刊发的文章。王老师对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发展与学术研究也很关心，常问我复旦大学历史系最近有哪些中青年骨干及其代表性论著等。
王庆成老师学术著作注意史论结合且往往有社会史学的视角。他说史学探索需要时间及文献的积累，而见解或见识尤为重要。王老师强调史学研究中应具备重大选题意识及整体性思维，并利用海外珍稀史料写作了多篇考释文章，但并不主张为考证而考证。在他看来，所谓考证，就如要过河，有史料充分论证就若借桥过河。通过考证类演绎法等阐释历史逻辑，多属于游泳过河或渡船过河。虽同样到达彼岸，但渡桥过河要方便得多。可见王老师所谓考证只是认知历史的手段，并非有意以考证展示研究水平。即便利用关键性史料重建历史现场或历史节点，王老师仍强调要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揭示历史变迁的大势或整体。
王老师强调历史研究是科学，写给我的邮件中勉励我为科学而努力或将史学研究作为事业都是值得的。中国近代史领域从事考证的人很多，王老师的考证功力透过他从海外搜集的清代史料可见一斑。这些史料涉及的领域以经济史学与政治史学为主，也有部分涉及宗教。他围绕海外搜集的史料进行逻辑分类，在此基础上写作“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太平天国历史与思想”类的著作，可谓水到渠成。
王老师待人接物极宽厚，是谦谦长者。化用“学高为师 身正垂范”评价王老师，大概是恰当的。王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做过研究室负责人直至所长，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博士生。他对待学生的请教十分耐心细致。他曾对我说，写文章就像生产柜子。柜子里放的上衣、裤子等类似于史料，而某个抽屉放上衣、另一个放裤子，属于逻辑分类的结果，而若裤子连着上衣诸如连衣裙之类，放在前两个抽屉都不合适，这时候就要考虑重新逻辑分类，开辟第三个抽屉专门放连衣裙类的衣服等。他说，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将日常生活中已有的一些知识与经验，转化成学术研究中的能力。
王老师培养学生非常细致，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学术探索中，老师对历史意义重大的珍稀史料的考释尤其重视。针对我从事报刊史学的研究，他也提出宝贵意见。他指出报刊系公共的出版物，普通民众可获取。研究报刊若仅作摘抄内容，出手虽然快，但成果大多系表象或肤浅之作。他希望我能在重大且珍稀的文献搜集及其研究上有所业绩，并说这需要学术积累且可能进展缓慢，但易出彩。记得2012年我在不列颠图书馆发现了诸多珍稀文献，看到读者留言上竟有王庆成老师1984年用铅笔写下的纠错，心中很是感叹。抄录资料的时候又看到王老师当年留下查找资料的记录，王老师是80年代初来的，时隔近30年我来继续延续王老师的路子查找资料。王老师为我从不列颠图书馆获得大批文献异常高兴，觉得我弥补了他当年查找文献时间短且有些匆忙等缺憾，邮件中希望我停止手头其他工作，以考释这些有重大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文献为主，他说年轻人治学要踏实，要有积累。
2010年深秋，我与朱从兵老师带着各自的论著一起去北京看望王老师，印象中老师表扬了我们的业绩，同时也将他最近再版并列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中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分赠我们。王老师专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直是我学术研究希望达到的标杆。老师所著谈及“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受到史学家罗尔纲的高度评价。带着先辈的评价重新阅读，使我更加惊叹老师的眼光及胸中所怀文章的格局，尤敬佩王老师的实证与见识。
王庆成老师晚年研究晚清华北村落历史，我常帮他查找史料。他曾让我从北师大附近的书店代购《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在他看来，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学界一度与外面隔绝太久，而此类书籍50年后还有人看，说明学术的生命力。一个村落显然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单元，具体而言是乡土社会的一个侧面。这类书籍不仅学术研究值得看，就是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值得看。我在博士生阶段因为研究严复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学及近代西方社会学进行史学史意义上的研读。而王老师做村落史学方面的探讨，作为旁观者我多少受他影响。所谓的故乡、土地，很多是漂浮在人的记忆中的表象。王庆成老师从历史细节入手对华北农村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能时代变迁而致乡村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巨变，而人性有何变化等人文关怀却是值得深思的。
王老师在80岁之前，与师母一度从江浙到福建等地去见双方的亲朋好友，用老师的话就是告别：年纪大了，以后很难再见。这当中也包括他的学生。他知道我在安徽大学工作，遂联系我，准备来合肥看看并了解我工作学习的近况。同时，王老师也受戴逸委托往安徽社会科学院了解清史工程桐城派诗文集整理情况。他还通过翁飞查看存放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李鸿章文献但并无他需要的资料。
用王庆成老师的话来说，他是女儿在外，晚年才万里附亲，在亲人陪伴中安度余下的时光，由此而离故土。王老师去美国前，赠我他参与主编的《严复文集》等21册，另赠珍稀文献的胶卷。王老师一度将王栻主编《严复集》送给我，想到老师系女儿在美国而万里附亲，做学问还是他晚年主要的生活方式，若要了这套书，他的研究以后若涉及严复类文献将遇困难。我跟他说我可以复印该书，老师闻此语，又送我其他一些诸如手抄有关开平煤矿的珍稀文献。经过12年的研究，我终于在老师馈赠的文献基础上出版专著《开平煤矿珍稀史料研究》（2017）并在前言及后记中谈及老师对我学术探索的影响。
王老师去世后，枯坐室内，面对电脑中他让我搜集好的他以往著述及他写给我的数量众多的邮件，心头一紧，泪水瞬间滑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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