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儿说，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然而，国内人参产业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却崎岖坎坷。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象形文字“参”，人参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人参主产区的辽宁东部山区，从百年前挖参进贡皇家，到后来过度采伐导致奇货可居，再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种植、因不懂经营和创新而继续“捧着金饭碗哭穷”，贫困的帽子一戴就是好多年。
今年以来，辽宁省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林下经济等为抓手，推进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品牌化。以辽东山区林下山参种植、加工、销售为全产业链要素的中华参产业，迎来了春天。
目前，辽宁省正在大力建设以“保健食品化妆品创新研发精准扶持计划”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体系。这一计划正在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报审批，一旦通过，将补齐该省林下山参全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届时，辽宁林下山参产业将成为一个集产业发展、创新开发、精准扶贫于一体的示范工程，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历史虽久远
一直在受穷
71岁的杨金华，每天的工作从巡山开始。作为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二棚甸子镇四平村的一位土生土长的村民，一家三口目前拥有50亩山林。在那里，有他11年前就撒下的人参种子，如今已经根强苗壮。
10月的北方，首都北京还不时被恼人的雾霾所笼罩，但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桓仁县长白山余脉深山里却是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跟随着杨金华的脚步，笔者徒步进山，探访最原始的采参过程。
经过漫长的跋涉，海拔不断上升。终于，在一片茂密的树林边，老人停下脚步。“小心脚下，这里有货。”顺着老人的手指，近在咫尺的树荫下，一棵植物的茎从土里伸出，明显高出了它周围的其他植物。“人参就长在百草之中，但人参是长得最高的，其他植物都必须给它俯首称臣，因此有‘百草之王’的美誉。”杨金华骄傲地说。
2005年国有林权改革，老杨家三口人分得30亩林地，这片曾经的清朝皇家*用御**参场，目前已开始为杨金华带来实惠。“这片林地在我承包之前，就有一部分人参，国家取消农业特产税后，我又买了人参种子上山播种，现在，这里年头最久的人参有20多年。”
挖参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由于人参的须根很细，在采挖的过程中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折断，而任何一点的损伤，都将直接影响整棵人参的品相和价格，因此采挖的过程需要格外小心。
“现在这些参都是多年前人工种下的，但这里有人参的历史可就长多了。”同去采访的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忠勃介绍说，如今，太行山系人参已经绝迹，全国只有长白山系有孑遗。辽宁东部山区的桓仁、新宾、宽甸、清原、本溪、岫岩等6县地处长白山支脉，是典型的低山丘陵式地貌，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性气候，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为野山参这一珍贵药材提供了适宜生长的条件。
“据桓仁县志记载，当地产山参已有160年历史。”从小看着父亲进山栽培林下山参的沈阳农业大学科班出身的孙忠勃介绍说，在国内外市场上，桓仁野山参以体美、紧皮细纹、婀娜多姿、色味纯正而驰名。桓仁高档野山参胜过黄金，自古便有“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之说。一般得到一棵近两的野山参已属罕见，而在桓仁却屡获逾两斤的“参中之珍”。
然而，近百年来，由于人们掠夺性采挖，野人参几乎绝迹。“那些年，人参市场不景气，我们得自己出去找销路，品相不好的人参几乎是一文不值。最差的时候，一筐都卖不上100元钱。”杨金华回忆说。他的“同行”何恩义更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天桥沟人，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他还住在两间总共只有35平方米、用砖和石头混合搭建的小屋中。那时家里每个月的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很多外面的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村里来。”何恩义说，看到村里的年轻人都纷纷外出打工，他也几次动了心。
不仅是杨金华和何恩义等人为此上火，辽宁省也一度为参产业而苦恼。据统计，只有30%左右的林下山参可以做成礼品参，而70%以上的林下山参因品相关系只能作为原料使用，致使农民种植的林下山参多作为初级产品出售，产品附加值小、价格低，农民收入少。而且，由于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加大，传统林下原料参出现滞销趋势，参农不敢将自家的林下山参挖出售卖，不能变现，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脱贫难度加大。
产量高产值低
人参卖出萝卜价
自1998年起，国务院先后颁布10多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野山参是国家珍稀濒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物种，不具有商品属性。于是，人工栽培成为人参产业必然的发展趋势。
辽宁省山地资源广阔，人参资源丰富，东部地区为了保护水源有效涵养水土，将传统的上山砍树刨地种参方式改为禁止砍树、林下种植山参，大力发展人参产业，把林下山参产业作为壮大地区经济的富民产业。
按照计划，林下山参是取代传统园参的生态绿色有机中药材，是人参药材发展的方向，自然生长十几年以上的林下山参可达到野生山参的质量，且无化肥和农药，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随着林下山参在东北林区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林下山参将逐渐替代低质的园参，并且被园参侵占的农田将重新退还为粮田，这将有利于实现人参质量提高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双赢。
然而，在众多的人参种类之中，由于资源较少，传统的野山参市场目前正被园参、高丽参、西洋参等参种分割。近年来，园参在我国东北大面积种植，但由于种植环境相对宽松，施化肥农药，品质相对较低，等级和标准不统一、标识不清等原因，绝大多数涌向了低端市场。作为贵细药材，东北市场的人参也良莠不齐，消费者难以明白消费，宁可花大价钱选购品质有保证、等级易分辨的美国西洋参和韩国高丽参。
林下山参因价格高出普通园参十几倍，法律意义上尚无明确标准认定，出现滞销趋势。
据了解，我国东北的人参产量占世界过半，但卖的却是“萝卜价”，鲜园参每千克20元上下；而韩国高丽参每千克300元以上，出口量是我国的1/30，出口创汇额却是我国的10倍，并正在大举向我国进军。我国东北人参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可以和韩国正官庄高丽参抗衡的大品牌。
桓仁县县长富晓明表示，近年来人参产业在一县一业示范项目的扶持下，实现了较大发展，但瓶颈依然存在。“一是由于人参栽培周期长，15年左右起获，使得林下山参所需物资和人力投入较大，因此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受物价、人工等价格上涨的影响，目前栽培人参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前几年，普通农户负担不起，如果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再扩大栽培面积有一定难度。二是人参产品加工企业的深加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桓仁只是中国人参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有业内人士曾表示：“从林下山参产业的发展情况看，中国虽然有一流的资源，但却是二流的生产加工与三流的营销，且中间环节较多，层级加价导致市场价格不透明，这是一直以来制约林下山参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参产量约在7000吨左右，这个数字可以占到全世界人参总产量的70%以上，且我国每年所产人参中有70%—80%用于出口。但相比每年约500亿元的世界人参总产值，我国占比不到4%，约16亿元。中国人参的产量与产值占比相差20多倍。相比而言，韩国高丽参的栽培面积、总产量仅为我国人参的30%，总产值却为我国人参总产值的3.5倍。
创新精深加工
挖掘产业价值
杨金华表示，“趴货”（次品）以前不值钱，但现在不一样了，专家告诉我们，“趴货”的药用价值跟好参是一样的，仍然可以作为原料进行深加工。企业也给我们提出了高要求，不打农药不施肥，“趴货”也给高价收购。
杨金华口中的专家就是辽宁省药物研究院国家保健食品评审专家董英杰。董英杰表示，实验结果表明，林下山参是取代传统园参的绿色生态有机中药材，是人参药材发展的方向。林下山参由于在自然条件下生长发育，有效物质含量高，无农药、化肥等残留，其质量和价值均可与野山参媲美。他认为，回归自然，发展林下山参已成为人参生产发展的最佳途径。
为了把资源优势通过创新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精准扶贫优势，辽宁省将桓仁、新宾、宽甸、清原、本溪、岫岩等6个县列为依托资源优势进一步开发中小药材的种植与加工、发展绿色保健食品产业的基地，实现贫困县摘帽、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辽宁省副省长赵化明到桓仁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曾指出，大力扶持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将区域内丰富的林下参等农林产品资源，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健康食品、保健品、中药材，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做优做强。
为充分发掘林下山参的产业价值，落实中央要求，桓仁、宽甸等县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参产业发展。2013年，北京同仁堂投资3亿多元，在桓仁建成专门用于林下山参深加工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2014年12月，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落户桓仁县，占地面积300余亩，资产总额达6.5亿元，主要生产人参保健品及健康食品；2014年12月，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龙头企业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正式挂牌，净资产达82亿元……以这些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林下山参深加工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与辽宁省药物研究院合作研发出了林下山参系列产品并申请了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林下山参深加工的空白。
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仲伟同表示，“我国人参产业发展改革创新的第一要务就是深度推进人参‘药食同源’。”对此，辽宁省人参协会会长孙孝贤认为，将林下山参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是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理想途径。辽宁省打造人参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参产业发展将对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搞精准扶持
促农民致富
今年6月16日，辽宁省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大力提高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能力，尤其是要发展林下山参、刺五加等森林中药材150万亩；积极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林产品重点发展优质林特产品、森林食品、中药材等加工产业；要努力增强农业供给侧市场主体活力，尤其是培养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带动农民致富。
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推动，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县域经济短板。
为此，辽宁省食药监局开展了国产保健食品创新研发精准扶持行动，推动辽宁省保健食品研发创新和支持林下山参保健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限公司、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3家以林下山参为重点发展项目的企业成为首批重点扶持对象。其中，同仁堂3个项目在该省局的审批流程从50个工作日压缩至15天；国家食药监总局对此项目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多次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论证。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辽宁省食药监局扶持下，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报了林下山参片、酒剂及化妆品等系列产品，即将通过批准。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在辽宁省食药监局的支持与帮扶下，逐渐建立起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企业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生产，打造良好的口碑。
“龙头企业对我省经济增长、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促进龙头企业早日投产，可推动形成我省林下山参播种、加工等的良性产业链。”辽宁省食药监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处长张明介绍。
此外，为推动辽宁林下山参产业的良性发展，辽宁省政府积极与国家食药监总局沟通，争取保留“林下山参”的产品名称，以示与园参的区别。一旦获批，辽宁省将是国内拥有林下山参深加工保健食品化妆品项目最多的省份，该省林下山参全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将彻底完成。届时，林下山参产业将进一步建立品牌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人参经济产业化模式，促进林下山参产业走上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道路，成为一个集产业发展、创新开发、精准扶贫于一体的示范工程，将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种植面积增大
产业链条延伸
目前，辽宁省拥有全国最大的林下山参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林下山参总量的60%以上。截至2015年末，全省种植林下山参农户已达6万多户，种植面积已达130多万亩，年产商品参5.7万公斤以上，农户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种植林下山参已成为辽宁省东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途径。
何恩义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几年，我的收入翻了几番。房子也比以前大了。”提起这些，何恩义乐得合不拢嘴。“我现在住上了140多平方米的小别墅，不少去城里打工的同乡都羡慕。”
何恩义就职的辽宁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野山参企业之一，公司旗下已经拥有林地60多平方公里，野山参基地4万余亩，6年生以上野山参存苗量约8亿株。参仙源公司总经理李殿文说，目前，伴随着原料基地的拓展、技术的提升和系列产品的增多，公司正在从粗加工到精加工，从泡酒到美容产品，不断延伸人参产业链。
从2015年起，杨金华自家山头上出产的林下山参，全部被北京同仁堂以高价收购，每年销售收入达4万多元，这也极大激发了当地农民种植林下山参的积极性。“现在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已经率先脱贫致富的杨金华表示，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带老伴儿去趟北京，好好看看*安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