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财安
香港曾被殖民统治155年，虽时至近26年后的今天，英国人留下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这个漫长的英治时期被日本占领的3年零8个月划分为二，前者涵盖1842至1941年的近百年，后者则是从1945至1997年的50多年，两者经历了港英政府截然不同的统治手段。
于香港开埠后的首一百年，港英政府倚仗英国如日中天的势头，施行唯英国人独尊的政策，加上中国风起云涌，自顾不暇，殖民统治完全没有挑战，精力主要集中在吸纳大量南来香港的中国人，扩大经济实力，为祖家谋利益。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军再度前来香港，重建殖民统治，但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与战前大相径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纸老虎本质，各地民族主义因此抬头，加上当时美国大力鼓吹《威尔逊理想主义》（即提倡民主，支持弱小民族建立国家），全世界兴起一股独立建国的浪潮，香港当然也受到冲击。为了缓和中国人脱离殖民统治的情绪，稳定政权，老奸巨猾的英国人放低身段，主动将战前的绝对强硬高压手段改为萝卜加大棒怀柔政策，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把中国人纳入英国系统的阶段。
这里所说的英国系统涵盖了政治、教育、习俗、生活文化等等方面，只要是有利于维持殖民统治，能够保护英国人利益的东西，都被纳入名单中。譬如在政治方面，港英政府有步骤地把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如周埈年、周锡年、冯秉芬、关祖尧、简悦强等分别委任为行政与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利用他们作为政府及中国人的沟通桥梁，操控民情。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曾接受高深英式教育，不是医生、律师便是洋行商人，中英文娴熟，虽是中国人，但思维方式有时与英国人反而比较接近。这个以华治华的管治模式行之有效，所以一直被沿用至1997年，只是在回归过渡期的13年当中，不少看不清大势的蠢才被顺手拿来当“港独”。
在20世纪，中国相对贫穷落后，英国日不落帝国余晖则仍然耀眼，一切有关英国的东西都普遍被认为是先进与时髦，人人趋之若鹜。那个时候，香港市民自小便接受英式教育，英文流利者才能打进政务官、高级公务员、高级警官行列，前途与薪酬亮眼，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被吸纳进英国系统而不自知，其中以富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程度为最深。另外，于一些西方传统节日如新年，复活节、圣诞节等，居港英国人和其他洋人都大肆庆祝，政府也把它们定为公众假期，加上教会的宗教感染力，气氛非常热闹，香港人自小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跟其他英国生活文化一样，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两句出自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得就是，一个人从小形成的习惯会一直维持，就算时间很久，也难于改变。因为历史原因，很多香港市民从小便与国家的主流文化隔断，同一时间却被纳入到英国系统里，到1997年时经历了2、3代。一个人要改变乡音都极为困难，想要把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改变固定习惯与思维就更是难上加难，除非政府主动地、系统地、微风细雨地施加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力。不过，历任特区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错失了纠正的先机，遂让美、英等西方势力乘虚而入，风浪因此大作。
解决英国系统带来的副作用
在《港区国安法》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生效之后，驻港国安公署与香港国安处配合无间，瓦解了曝光的“港独”组织，同时抓捕了浮出水面的“港独”分子，在短时间之内便使社会回复了往日的平静。不过，政府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要根治“港独黄丝”问题，首先要解决英国系统所带来的副作用，把里面数量庞大的“黄丝”争取过来。遗憾的是，就算时至今日，特区政府仍然缺乏通盘考虑与长远谋略，只是稍微改良了一直以来的斩件零碎方式爱国教育，给颠覆势力留下大量操作的空间。继续这样下去，拒绝进入中国系统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恶化，引起新的国安问题。
在这里要说明，笔者不是建议对英国系统里所有的东西赶尽杀绝，一件不留，而是认为应以批判性思考为之；凡是对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的国家安全、繁荣安定，经济发展、文明社会有益的东西一概保留，还要着意保护，但那些不利于爱国爱港，影响市民团结、歪曲国家历史的渣滓就一定要根绝。不过，正如上面所说，改变习惯与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情，政策定位要高屋建瓴，措施采用应微风细雨，覆盖必须全面与深入，还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效果才能显现。
按照中央所规划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计划，特区与内地、澳门的融合发展将会越来越全面，3地市民的交流越加紧密。正所谓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如果特区政府不在处理英国系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展开全盘行动，回旋时间就会越发紧迫，而在为数不少“黄丝”（很多都是社会精英分子）拒绝参与的不理想情况下，融合发展的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更不利于国家安全，香港的长治久安。
简单地说，吸纳英国系统的精华，去其糟粕，是根治分裂歪风的釜底抽薪之法，并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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