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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午，正在家中看案卷，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称来了客人，邀约一起坐坐，就在大院西门外的铜锅涮肉。这家店，虽然时常路经，但从未留意，更没去过。无论如何，在这乍暖还寒的日子，“竹炉沸水火初红”地开涮，大快朵颐的手切羊肉，或许是暖心又抚胃，让人难以拒绝的选择了。不一时，进入店中，问及包间位置，前台服务员不带表情地指了指，以至让远自广东而来的客人脱口说了句，“这么牛！生意还这么好。”稍后坐定，朋友介绍说，这家店是国营的，还是属于乡集体的产业。如此，才让我们打消了起初的疑虑，理解了服务员的先前行为。
到如今，除了涉及特殊国计民生的行业外，纯粹的国营商业早已不是时代的主流了，即便能够存活下来，以及发展好的，也大多经历了股权改革改头换面，从内到外都接受了市场竞争的考验，方才行的。作为一名70后，关于国营商业，儿时的印象之一，便是遵从父命，拎着空瓶，到城中十字路口的供销社，去打醋或酱油。
那时的我，或刚上小学，又或未上，高大的柜台，足以对我的身高，形成相当的压迫感。瓶子，是不用递过去的。告明来意，将一角钱放到柜台上后，把瓶口对准从柜台里面伸出来的一根白色塑料管子，就可以接住，服务员在柜台里面，从大桶里舀出来的醋或酱油。
在我的印象当中，整个过程大概率是调动不着面部肌肉配合的。其间，虽无鲁迅所说的，年青时常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但体会不到“一抓准”“一团火”的热忱，却多是无疑的。
时光不居，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如果非要对比一下，我觉得完全可以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小时代》来作比较，我的少年时代，属于前者，而现在的孩子们，属于后者。那时，关于茬架的记忆，是不难翻出几段的，过程也远比《阳光灿烂的日子》画面感更强，而在电影里，虽然两拨人聚集在了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下，板砖、短棍，一应齐全，如同*革文**时的武斗，但最终却没动起手来，反而在共同的朋友居间下，坐在莫斯科餐厅里举杯言欢。我的记忆则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簇拥的人群，捅刺的动作，中刀的人捂住了腹部，以及飞一般冲向医院的单车和后座的伤者，模糊的是，只剩下仅有的画面，如同跳了帧的胶片，从年龄上看，他们要长于我，齿序约莫是高中生。此外，如果再举一个，就是挥舞着自行车链条，满脸是血的，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来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的小时候，还是挺能打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纪。”而这种打斗，也只是逞强使能、好勇斗狠意义上的，并不合于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说的游侠，重诺轻生，千里诵义，赴士之厄困。
前几年，看过一篇网络小说《东北黑社会往事》，如果把以上场景说是黑社会火并，或许更为容易理解，但这却明明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然而，在当下孩子的身上，是看不到血性和戾气的，这或许是和平年代所附带的德化结果吧。他们的偶像，大都有着羽生结弦一样皮囊，清秀的似乎能掐出水来。记得在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就有姑娘直接表明态度说，要等待她的花样*男美**出现。当然，她最终也如其所愿。又或许，两人只是牵着手从舞台下去，在后台分手，只是完成了节目组的要求。我们则坐在电视机前，根据导演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节点，或悲，或喜，或有所思考，或怒目发指。话说回来，这让我想起，前几天，所里新来的男实习生，他翘起小指拈贴发票的动作，从侧面乍看上去，胜比女子还要柔弱几分，给人“脸霞红印枕”“泪珠弹粉”的诗词画面感。
真的，时代早已变化，不再是我们想法中的样子，社会的变化自有其自发秩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江湖。当我们指责80后为垮掉的一代时，才发现他们却是最难的。人们习惯于像“九斤老太”一样，批评一代不如一代，而90后、00后的一代，则变得我们无法描述，且他们，甚至不接受批评。常有人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前研一有本书，将当下的日本，称之为《低欲望社会》。我们的年轻人，不也正变得如此，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既然卷不过别人，倒不如直接躺平，去做三和大神。
近日，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事，成为人们时下关注的热点。无论如何，既便置身万里之外，没有枪声炮火之虞，但毫无悬念地，这场战争必定会对地缘政治，乃至今后的世界格局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一次，在聊天中，说起对此的看法，朋友变得激动起来，挥着手，口里喊着打、打、打，称进攻方只是过于仁慈，怕伤及平民，才造成了进军的缓慢。军事不是我的专业，但我觉得，一味地喊打冲锋，只是战士的水平，作为有一定级别的指战员，要考虑的则更多。再者，毕竟交战的双方，都是同根同族的斯拉夫人。有一句谚语说，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要朝别人扔石头。而这场战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兄弟反目后，各自躲在玻璃房子里，朝着对方，恶恨恨地去扔砖头。难不成，这也是进展缓慢的原因吧？
中国有句古话：“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在一片焦土之上，除了埋下仇恨的种子，谁能是胜利者。我们北边这个搬不走的大邻居，虽强大到横贯东西，但土地却多在荒凉搁置，没有做到地尽其利。而与我隔洋相望的那个大个子，则坚持贸易立国，秉持马汉海权学说，以掌控各海各洋的通道为要，不以一城一地为念，从战略上看，或更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法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所揭示的双重教导，即“法律要驯顺，政治需审慎”，意指普通法及其职业群体应当服从主权者，而非以“法律理性”自居，避免英国内战的重演;后者即霍布斯在《对话》中提出的理论补充——“王在国会中”，以国会两院的智慧和经验弥补君主私人理性的不足、节制私*欲人**望的泛滥，防止王政蜕变为僭主*政暴**，从而缓和了其以往的“绝对主权说”。作者提出这种观点，自有其时代背景，之于当下，我觉得表现在法律上，应该是和缓、稳定，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及多做休养生息的努力。
青春才几年，疫情已三年。有人在网上，写下这样的句子，让人读来感到心情沉重。病毒的世界，自有它们的规则，并不遵守世俗的法律，也不在乎人间的冷暖。但法不远人，应饱有深情，富有温度。
法律人的案头，有本工具书，几乎人人都有，书名叫做《刑法一本通》。书中附赠书签，上面印着一行字， “刑法的美德在于宽容” ，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另一种说法。在撰写法律意见时，我常把此写到其中，以期提醒司法机关，能最大限度体现法律的善意，给予最为宽松的法律解释。
正如在谈及死刑的存废时，一直有着观点相异的激烈两派一样，必然会有人反对刑罚的和缓，认为这样不足以保持法律的高压态势，何以抚慰受难的苦主，谁来维护公共的利益。对此，我虽说不出十足的理由，可以辩得对方哑口无言，但多年法律从业的经历，让我深信，当刑罚大旗高高举起的同时，迎着太阳的另一面，必定是其阴影。鸦背夕阳多。
有位法官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的时候。在举枪之前，死囚突然向法警请求，要求挪动一下位置，法警说为什么，答说，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石头将正好磕到脸。法警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心想都要死的人了，还提出这种要求。旁边负责指挥的法院院长下令，给他挪挪，然后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大家要记住，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无独有偶，据闻有一次去某单位带人时，这位被采取措施的领导干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能否不戴*铐手**，原因就是，自已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一辈子，希望能够体面地离开。
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这不仅是属于哲学的智慧，也是伟大的法学之光。
我的一个朋友，计算机专业毕业，多年的职业训练，总是使他能够毫不费力且精准地，从我的文章中发现存在的逻辑问题，并哀叹一个文科生，之所欠缺的理工思维。大抵常常，几乎每次，我都辩其不过，原因或在于，他的逻辑过程之艰涩，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或在于其认真的态度，担心说多了撕裂感情，又或是浪费了无意义的时间。所以，多半是假装明了，敷衍着支吾过去。实际上，作为法律人，我从不认为自已是不通逻辑的，三段论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
说实话，法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公式、定理，有的只是主流观点，大多数的意见，一般人怎么看。这其中，有时是逻辑的，有时则是经验的。而之所以形成这种结论，我想是因为，生活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法律不仅要判断对错，还要权衡利弊，其目的只在于，以追求最好的社会效果。也正因于此，我们不能仅拘泥于逻辑的形式理性，目光还要穿梭往来于法条和现实之间。
就案办案的机械执法是可怕的，正如某法学家所描述的，“在不通人情的逻辑刀锋之下，法官似乎没有选择余地，经常得出冷酷无情的结论。他们会因这种牺牲仪式感到痛惜，却深信手起刀落乃职责所在，尽管举刀的那一刻，目光会变得游离。牺牲者被摆在规律性的祭坛上，奉献给法学之神。”
所以，有些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如电影《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一名为救人违法代购仿制药的犯罪嫌疑人，看似无可奈何，但只要放开成见，朝着实质正义的方向努力， “法律工作者们会经常惊奇地发现：法律*器武**库中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 即使他身入困境，只要慧眼独具，就可运用诸多原则、判例和类推来达到正义的目的。这与科学家的预言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改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已经不再公布真题和答案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社会问题，怎么处理，有时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而只是哪个更好。
2022年3月23日
作者：李万盛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前解放军大校，曾在军委、战区机关从事检察、监察工作多年，主办过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全军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第一名。现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兼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法律专家，北京企业法治研究会高级顾问，北京企业法治研究会商事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