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虽然手头上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的电子版本，但还是在下笔之前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它的现状，确认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有了今天这篇文章，聊一下跟这部毁誉参半的世界名著相关的故事。
关于作者劳伦斯
劳伦斯（1885-1930），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在艰难生活的重压下开始酗酒，性情日趋暴躁，母亲则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夫妻二人经常发生冲突。
劳伦斯的母亲在对丈夫完全失望之后便将全部感情倾注在她的爱子身上。这种异乎寻常的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劳伦斯的心理，关于这段经历，在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有着详尽的描绘）。
劳伦斯在诺丁汉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奖学金，于1906年进入诺丁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开始在《诺丁汉卫报》发表诗歌，并开始创作《白孔雀》。1908年获得教师资格后在伦敦南郊的一个中学教书。1910年起创作《儿子与情人》。
1911年1月，《白孔雀》出版，劳伦斯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但年底便因病放弃教师之职。1912年他爱上了诺丁汉大学一位法语教授的德籍妻子弗丽达，不久两人私奔，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旅行生活。
1913年，《儿子与情人》问世。这是一部富有独创性和感染力的作品，使劳伦斯一举成名，从此奠定了他在英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劳伦斯和弗丽达回到英国正式结为夫妻。
劳伦斯
由于弗丽达的德国血统和劳伦斯的反战言论，他受到了英国警方的监视。1915年出版《彩虹》，被认为有碍道德而遭到查禁。1916年完成了《彩虹》的续篇《恋爱中的妇女》，但没有出版商敢出版，不过这两部作品其实被认为代表了作者的最高成就。
1919年战争一结束，劳伦斯便携妻漫游意大利，1920年《恋爱中的妇女》终于在美国出版。随后夫妻两人开始漂泊于锡兰、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德国和法国等地。这段时间是劳伦斯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1923年和1926年分别完成了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小说《袋鼠》和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小说《羽蛇》，反映了对神秘力量和古代宗教的向往和崇拜，但成就不如前两部作品。
1926年，劳伦斯开始创作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劳伦斯抱病完成第三稿，也是最后一稿。同年7月，小说在佛罗伦萨出版，随即引起轩然大波，立即受到英国报界的攻击，英国当局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小说予以查禁，而且一禁就是30年。
1929年初，诗集《三色紫罗兰》的稿子在邮寄过程中被当局扣留，以淫秽罪名予以没收。7月，警察冲进多萝西·沃伦举办画展的美术馆，将劳伦斯的13幅油画带走，理由同样是淫秽。
1930年3月2日劳伦斯逝世于法国南部的尼斯，终年44岁。劳伦斯多才多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所不通，且擅长绘画，尤以书信闻名，但一生命运多舛，英年早逝。
关于小说的内容
克利福特·查泰莱的父亲老查泰莱男爵是英国中部矿区的大地主。1917年，克利福特从前线请假回家，奉父命与康斯坦斯匆匆结婚。康妮（康斯坦斯的爱称）是个活泼的女子，身体健康、精力过人，父母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康妮从小接受的是自由的教育，到过巴黎、罗马等地。
在德国读书时，康妮曾有过恋爱的尝试，总之她是一个开明的女子。克利福特和康妮度过短暂的蜜月后立即返回前线，不久受伤归国，经过抢救治疗虽保住了生命，但腰部以下终身瘫痪。
克利福特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遗产和爵位，于是带着康妮回到老家，开始过无忧无虑却死气沉沉的贵族生活。坐在轮椅中的克利福特仪表上虽然保持着贵族的气质，但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由于丧失了某些功能而导致他精力萎靡和感情枯竭。
1981年英国同名电影剧照
这时的康妮与其说是他的妻子倒不如说是他的护士。在漫长乏味的生活中康妮备受煎熬，对克利福特产生了不满情绪，开始与一年轻的爱尔兰剧作家私通，但因未能在他身上得到尽情的享乐而日益疏远。康妮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积郁成疾，身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不久，庄园里雇来一位猎场看守人奥利弗·麦勒斯。他出身矿工，是位退役军官，强健精悍。长久以来渴望爱情的查泰莱夫人见到他后，重新燃起了爱的火焰和对生活的憧憬。这时庄园又雇来一位护士，康妮得以摆脱看护工作。康妮和麦勒斯一见倾心，很快堕入爱河中。
自此，康妮便经常悄悄来到看林人的小屋与麦勒斯幽会，尽情地享受原始的、充满激情的生活。不久，康妮怀孕了。为了掩人耳目，康妮利用查泰莱让她与别人生个孩子以继承家业的许诺到威尼斯度假，可那里的旖旎风光竟丝毫也不能引起她的兴致。
在她离开庄园的日子里，麦勒斯未曾正式离婚的妻子突然回来，公布了麦勒斯与康妮之间的私情，迫使麦勒斯不得已向克利福特辞职，来到伦敦等待康妮，因为二人事先约好在康妮度假回来的路上在伦敦相见。康妮打定主意，去信要求和克利福特离婚，麦勒斯则在乡间一处农场做工，等待取得与前妻的离婚证明后再来与康妮团聚。
小说的结尾，二人都在期待中。
关于小说的一系列争议
早在劳伦斯的《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两部作品中，他已经在暴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文明扼杀人性本质的同时，表达了自己试图以身心一致求得人类社会新生的理想。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作品中，这种思想得到了更充分、更直接的表达。
不难看出，书中的主人公无不是某种事物的象征。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集中体现在查泰莱爵士身上。他丧失某些能力和对工人们的冷酷无情，象征了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垂死的本质；而他所坐的电动轮椅无疑是机械文明的象征。与这个冷漠、空虚，不仅丧失人的机能、更丧失人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康妮没法不感到万般的压抑和窒息。小说的前半部所带给读者的正是这种感受。
在作品的后半部，劳伦斯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人物麦勒斯。此人体魄强健，反应敏捷，浑身上下充满活力，无疑是作者认同的原始自然界的象征。劳伦斯历来崇尚原始的、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极度厌恶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他试图以男女在感情和生理上的双重结合的方式来恢复人的天性，恢复原始的、自然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力个体，进而使被工业化摧残了生机的英国社会获得再生。
中译本
这种想法是缘于他的基本哲学观点的。他反对弗洛伊德关于人无法逃脱无意识动机的悲观*命论宿**，而是倡导积极的人生态度。劳伦斯认为“情爱本身并不肮脏，只有当对待情爱的人自己堕落时，情爱才变得肮脏了。因此情爱不等于情色，更有异于淫秽，一定的情爱的吸引是人类生活中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他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情爱在于将意识与本能相结合，应是一种身心双重交融的过程，并且提醒人们要用理智来清醒地驾驭冲动。由此可见，劳伦斯对待情爱的态度是相当严肃的，他对情爱的描写与那种低级下流的情色描写有着质的区别。
在书中，劳伦斯以他那独特的抒情之笔，半现实半意识的朦胧的描写方式使得康妮和麦勒斯的关系不再显得可鄙，而是变得健全、庄重和神圣。尽管他使用了一些坦率得近乎放肆、有时甚至是粗俗不堪的语言对情爱作了直截了当的描写，但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他并不是在此渲染情色，而是在呼唤一种健康的、自然的生活，作者自有其严肃的寓意所在。
然而事实证明，劳伦斯的尝试不仅受到世俗的非议，就连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人士也对他不满。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认为，劳伦斯“除了他那个自告奋勇给漂泊无依的人们指引道路的‘内在光芒’这个最不值得信赖的欺人的向导以外，他没有别的足以凭借的指引”。
由此可见，劳伦斯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然而劳伦斯也并非孤立无援，英国著名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就非常喜欢他的这部作品，大剧作家萧伯纳也对它表示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劳伦斯的认识也更加客观和深刻了。英国著名评论家E.M.福斯特称劳伦斯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大批评家F.R.利维斯认为劳伦斯是一位天才，对事物有着奇迹般敏锐的洞察力、悟性和理解力；曾编辑过《现代派作品九十九种》的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安·伯吉斯也对劳伦斯持肯定态度，并将他列上述书中。
另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著名英美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虽然在其所著的《劳伦斯》一书中，对劳伦斯采取中立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叙述劳伦斯的观点而不做明确的判断，但他总的倾向是维护劳伦斯的。今天，劳伦斯作为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劳伦斯无疑已成为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
1989年意大利同名电影剧照
劳伦斯在去世前两年，意大利出版商朱塞佩·奥廖利出版了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为了顺利出版，朱塞佩曾请求劳伦斯三易其稿，但当时仍有“劳伦斯的这部书一经问世，会使英国以往一切有情色嫌疑的作品相形见绌”的说法。
可想而知，书刚出版立即遭到英、美等国当局的查禁。可是，“尽管这书遭到禁止，但是那些想读此书的人以及能够欣赏此书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得到它”，因为此书当时起码有4种盗印版本在流传。在以后的30年间（直到1960年被允许正式出版），此书或是被禁，或是被删节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1929年，美国曾出版过一种较便宜的版本；1932年，美国出版了第三稿的删节版（精装本）,当时得到了劳伦斯的遗孀弗丽达的同意；1944年，美国出版商又出版了1926年的第一稿版（文字较1928年第三稿文雅一些），但被法庭判定此书“明显的下流”，理由是它提倡并歌颂通奸。虽然在后来的上诉*特中**别法庭又改变了这个裁决，但该书还是没能发行。
1946年，新美国图书馆出版了此书的简装本，销量达150万册；1959年，美国丛林出版社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第三稿（全本），然而“劳伦斯基金会”拒绝接受版权收入，原因是认为应该使用原来经过删节的版本，即美国1932年精装本和1946年简装本。
另外，丛林出版社的这批书在发行过程中被邮局截获，邮局总监认为此书比较低级，下令禁止在美国邮寄并禁止为其做广告。随即丛林出版社提出上诉，指出此书不属于下流作品，后来经由美国南部地区一法庭裁决，此书并非低级作品，并裁决邮局总监无权宣布此书违禁，从而为其平反。
其实，当时美国政府曾试图*翻推**南部地区法院的裁决，但是1960年3月26日美国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卓越的小说，劳伦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个决定一宣布，此书销量猛增，各种类型的全本和删节本、袖珍本、简装本以及报纸型版本风起云涌，一时竟洛阳纸贵。
2006年法国同名电影剧照
1960年1月9日，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宣布它将把此书和劳伦斯其他7部作品放在一起，出版一套劳伦斯作品全集，以纪念作家逝世30周年。7月，企鹅出版社将已印刷了20万册的书的样本寄给了当局，导致了新的一轮审判。不过，这次起诉的真正原因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企鹅出版公司将以17便士的价格出售此书，使得以前只有少数“鉴赏家”才有条件收藏的书变得几乎所有人都买得起了。
1960年10月21日，法庭开庭，辩护律师一共召集了70多位专家证人，其中35人被传到庭，包括科学家、文学艺术方面卓有成就者、电影批评家、教师、传教士和政治家等诸方人士。起诉律师在一定程度上反倒帮助了辩护律师：他们对陪审团说，这本书不适于你们的妻子和佣人看，并且还拿出一张古怪的清单，上面分别列举了书中的不当词句，例证竟达70处之多；不过，起诉律师的傲慢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陪审团的反感。
1960年11月2日，法庭休庭，给人们阅读此书的时间，后来重新开庭，陪审团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讨论，最后宣布此书无罪。企鹅出版社遂将刚出版的该书的样本献给了陪审团。当时此书连续印刷，一共售出200万册。由此，英、美文坛上这个长达30年之久的公案终于得以了结。
最后，聊聊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境遇
其实这部小说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刚问世数年，它的多个外文版本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当时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专门卖西方作品的书店里很容易买到。
同时，有关评论也开始出现在报刊，其中以1934年郁达夫和林语堂两位作家的文章最有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各类露骨描写是全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象征意义，不能将其看作是情色。
两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中译本开始在杂志上连载。不过，连载时由于译本问题，有很多人撰文进行讨论和争辩，好是热闹了一番，但最终因杂志停刊，小说只连载了九章就无疾而终，这个译本也成了一个残本。
1936年8月，与这部作品相关的一位神秘传奇人物——饶述一出现了。他根据法译本转译的新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随后饶述一自费出版了小说的中文版，虽然印数有限，但还是在中国流传开了。
说译者神秘而又传奇，是因为竟没有人知晓这位饶述一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名下找不到其他任何译著和著作，他也从未出面讨论或回忆过对此书的翻译，在横空出世后便遁于无形。这种情形对一个文化人而言未免显得诡异，也不禁引人猜想，“饶述一”是否是某位文化名人只用过一次的笔名？如果这是个化名，那他的真身又到底是谁呢？
2015年英国同名电影剧照
根据最早的中译本版权页上标注的信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1936年7月付印，8月出版，印数两千册。译者和发行者都是饶述一，也就是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印刷者是位于北平灯市口的东亚印书局，“特约经售处”为上海北新书局，“北平代售处”则是知行书店、佩文斋人文书店和华鑫书社几家位于琉璃厂、东安市场等书肆云集之地的小店。
东亚印书局是一家小印厂，因此《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忽略了东亚印书局，只将该书写为“上海北新书局经售”，而《中国新文学大系》整理的翻译图书编目中则写为“北新书局1936年8月初版”，导致后来的很多书籍和文章中都误称这个译本在上海出版。
又过了五十年，这本书再次在中国出现。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从老友钟叔河手中获得一册1930年代出自饶述一之手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便向总编辑朱正建议翻印出版，以该书的题材和知名度，无疑会成为畅销书，可帮助出版社走出经济困境。
慎重考虑后，朱正决定以发行购书证，限定相关专业读者购买的方式出版。1987年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终于面市，首印九万册，订数很快高达三十六万册，反响热烈。但是，当时一家湖北书店的负责人，因为没能订到此书，于是就通过关系向一位上级领导举报。
很快，要求查处的批示旋即下达给国家出版局。出版社接到查禁的命令后，不得不将已印好的书封存，还没来得及装订的则化作了纸浆。最终湖南省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都受到处分，处罚可谓严厉。
1987年，在湘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禁时，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曾把《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抱去给经办这一“案件”的人看，他指着上面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词条说：“这是世界文学名著，有定评的。”
2004年1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廊桥书系”中的一本，这部世界名著再次出版，第一版印数50000册。“评论界和出版界都很平静，毕竟20多年过去了，国情也不一样了。”该书责任编辑之一的吴继珍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