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金**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是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①
20多年过去了，有必要作一番重新论证。
吴晗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
《*瓶金**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
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等大家。
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成立）。
吴晗先生的否定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的。
吴晗引据的史料有《寒花庵随笔》、《销夏闲记》等。《寒花庵随笔》云：
1
“世传《*瓶金**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
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
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
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营救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州也。巨公为唐荆川。凤州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
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
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论*瓶金**梅》
针对这一史料，吴晗的考证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王世贞父亲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吴晗查了《明史·王忬传》，证明王世贞父王忬之论死，与唐荆川确有关系。但主因是滦河失事，而直接弹劾者非唐荆川。而严嵩“雅不悦忬”。
王忬、王世贞父子积怨于严嵩、严世蕃父子甚久。乘王忬“滦河失事”之机，严嵩乃“构忬论死”。
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证明王忬之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
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说明宋张择端之作《清明上河图》，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后又归昆山顾梦圭、顾懋宏父子。
其时严嵩当国，因顾氏“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清明上河图》“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
吴晗还查到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说，《清明上河图》确有真赝本。
赝本之一藏其胞弟王世懋之所，但非严嵩“出死构”之本。
由此，吴晗指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
第三、唐荆川之死。
吴晗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被杀还早半年。
因此《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王世贞著《*瓶金**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至。
应该说，吴晗的上述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在《*瓶金**梅》作者研究史上，建立了一大功绩。
但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
1、彻底否定王世贞作《*瓶金**梅》的种种虚假的传说故事，吴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为之的，他的贡献亦在这里。
但由此而得出“《*瓶金**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1）王世贞作《*瓶金**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王世贞作《*瓶金**梅》本身也是假的。
（2）王世贞作《*瓶金**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但王世贞作《*瓶金**梅》本身确是真的，就是不像人们传得那么离奇而已。
显然这第二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吴晗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
2、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瓶金**梅》的种种可能性。
对此，吴晗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即为“《*瓶金**梅》非王世贞所作”。
但他在这段文字中，除再次重复了唐荆川非被王世贞所作《*瓶金**梅》毒死之外，说《*瓶金**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瓶金**梅》的作者”。
显然，这些似是而非的考证，是毫无力量的。
3、考出《*瓶金**梅》的真正作者。
在《〈清明上河图〉与〈*瓶金**梅〉的故事及其衍变》文中，他说：
“本来是想再写一点关于《*瓶金**梅》的真正作者的考证，和这已经写成的合为上下篇的。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我，这个志愿只好留待他日了。”
可惜的是，吴晗终其一生亦未能遂愿。
综上所述，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有很大的贡献；
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
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考证，就得出了《*瓶金**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
应该说，在吴晗著文企图推倒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
因为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如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清宋起凤《稗说·王弇洲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硬要凭借《寒花庵随笔》等本身就已掺入了许多荒唐的衍说的所谓史料，来对王世贞说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
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吴晗先生，这是历史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瓶金**梅》（齐鲁书社出版）
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经过吴晗的“致命的一击”，王世贞说的信奉者已少得可怜。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思，人们终于从对吴晗的考证结论的迷信中觉醒过来。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开代**始，王世贞说的研究重新崛起，且硕果累累。1979年，朱星先生发表《*瓶金**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列举十条理由重倡王世贞说。
1987年至1990年周钧韬连发《*瓶金**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等三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并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1999年，许建平在《金学考论》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申述王世贞说。2002年，霍现俊在《*瓶金**梅发微》中，从外证、内证两方面，全面予以论证。
此外，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论证的还有黄吉昌、李宝柱、李保雄等学者。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前人已确指《*瓶金**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1982年，一则重要的史料被发现了。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王弇洲著作》中确指《*瓶金**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瓶金**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
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
……若夫*瓶金**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
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瓶金**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②
这段史料的重大价值在于：
1、它明确告诉我们《*瓶金**梅》为王世贞所作。这是确指，它和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所记载的传闻与衍说相比，具有质的区别。
2、它明确告诉我们，早在康熙十二年前，《*瓶金**梅》为王世贞所作已有人“知之”。
可见这一信息早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这个时间比其他的《*瓶金**梅》作者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的出现时间要早得多。
3、从这条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与沈德符都已知道《*瓶金**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即指王世贞。
宋起凤指出：“闻弇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梅瓶》埒”。
查沈德符《野获编》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之手’。”《玉娇丽》一书明季尚存。
沈德符所记载的袁中郎之说在万历三十四年，比宋起凤的记载早六十七年。
两者记载时间相距甚久，但内容基本一致，足见两者均以事实为依据。宋氏明确指出《*瓶金**梅》与《玉娇丽》同出王世贞之手，而袁氏也说两书同出一名士手。
可见袁氏所谓的“名士”实指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本来之于袁氏，故其指王世贞则无疑矣。
4、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直隶广平人。宋氏所处的时代，与《*瓶金**梅》的成书年代较近。
他所侨寓的山东、京师与《*瓶金**梅》著作的地点有直接关系。他对王世贞的生活经历、事迹，及其文学事业、文学风格的演变等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
王世贞号为弇州山人，宋氏之号为弇山，似可见宋氏是王世贞的崇信者。由此以观，宋氏的王世贞“中年笔”说，似非出于虚构。
《万历野获编》书影
二、从《*瓶金**梅》“指斥时事”看，王世贞所作的可能性亦较大。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瓶金**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瓶金**梅》。”
这些记载都说明，《*瓶金**梅》是指斥时事之作，“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鲁迅语）。
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瓶金**梅》以讥刺之?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
宋起凤说：
“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
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
宋起凤的这段记载，到底可靠否?我们可以用正史及名人的记载加以验证。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
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
据《明史·王世贞传》载：“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
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
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
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后来王世贞之父王忬惨遭杀害，又与严嵩有关。
《明史·王忬传》指出，严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
严氏客又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
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嵩构之，论死系狱”，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
第二年王忬即被杀害。如此杀父之深仇，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瓶金**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仇报**的重要手段。
根据上述史料，我认为宋起凤所说的，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乃成此书”，“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是基本可信的。
另外，在宋氏的记载中，没有出现如《寒花盦随笔》中出现的：《清明上河图》及王世贞作《*瓶金**梅》以毒杀唐荆川（或严世蕃）等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这更能证明宋氏所记乃为实据而非传闻。
《明史》书影
三、从《*瓶金**梅》的早期流传来看，抄本之源盖出于王世贞。
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瓶金**梅》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
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这是《*瓶金**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
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中郎于京邸。
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
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
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瓶金**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
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瓶金**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
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来源于王世贞。
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瓶金**梅跋》中说：“（《*瓶金**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瓶金**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
可见王世贞确藏有《*瓶金**梅》全抄本。
徐阶与王世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严嵩的排斥。王忬被杀后，严嵩又加害徐阶。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事败。徐阶反严氏父子亦毫不手软。最后置严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阶。
同时，正是在徐阶的帮助下，王忬才恢复官职，王世贞也被重新起用为大名兵备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两家不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对严嵩*政专**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亲密无间、休戚与共。
王世贞动意写作《*瓶金**梅》，对严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完全符合徐阶的愿望，必然会得到徐阶的支持和帮助。
反之，对王世贞来说，徐阶是他父亲的挚友，是自己的恩人、保护人和长辈，因此他动意写作《*瓶金**梅》亦必然会告诉徐阶，并争取他的支持。
王世贞写完《*瓶金**梅》，并产生了第一、第二个抄本后，他第一个要赠送的必然是徐阶，这就是徐阶所藏的《*瓶金**梅》全抄本的来源。
根据《*瓶金**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瓶金**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瓶金**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万历本《*瓶金**梅词话》
四、从《*瓶金**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必为南方人而非山东人，这又为王世贞说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
《*瓶金**梅》的主体语言是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但全书的字里行间，却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
就连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山东土白中亦夹杂着大量的吴语词汇。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
例如，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拿过一张桌凳为“掇过一张桌凳”（十三回），
称面前为“根前”（十五回），称阴沟为“洋沟”（十九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很不相模样为“忒不相模样”（六十七回），
称青年人为“小后生”（七十七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捏出水来的小后生”等等，均属吴语。
这样的例证在全书中可以举出上千条。褚半农先生在《<*瓶金**梅词话>中的吴音字》文中指出：书中有好多组字，因为在吴语中是同音，作者常常将它们混用而致错。
混用的吴音字有“黄、王”，“多、都”，“石、着”，“水、四”，“买、卖”，“人、层”，“何、胡、河、湖”等等。
这些都是吴地语音现象，在明朝其他著作中已有记载。
如王世贞《菽园杂记》云：“如吴语黄王不分，北人每笑之”。从书中那么多的吴语同音字混用的事实，推测作者，“他应该是个吴地人”③。
此外，《*瓶金**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
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
此句《*瓶金**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
如果《*瓶金**梅》作者是山东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
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山东土白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
此外，《*瓶金**梅》中还出现了与山东人的生活习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习尚。
魏子云先生在《*瓶金**梅的问世与演变》中指出，写在《*瓶金**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
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
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酢，各种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
《*瓶金**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
从书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他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瓶金**梅》中会出现大量的吴语；
2、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瓶金**梅》的叙述用语；
3、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而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属吴郡，正是吴语流行地区；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
他从小又随父寓居北京。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瓶金**梅语言研究文集》
五、王世贞的学识，也足以写出《*瓶金**梅》这样的文学巨著。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其著甚富，且能写小说、传奇剧本。
他知识渊博，在前后七子中，学问渊博者，以其为最。
他在其著《宛委余编》中记述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知识。例如，在《宛委余编二》中多有古今冠服演变，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等知识的记述和考证；
《宛委余编五》中有医药知识，推命星相知识；《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宛委余编十七》则专论道释。
可以说《宛委余编》是王世贞创作《*瓶金**梅》的知识库。
关于王世贞著作《*瓶金**梅》的生活基础、知识结构问题，朱星先生在其著《*瓶金**梅考证》中已详加分析，所论是能够服人的。
大名士与非大名士共同参与《*瓶金**梅》创作的内证
将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论，统统收集起来，竟然有六七十种。
尽管这六七十种作者之说，五花百门，但笔者发现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大名士说”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说”。
而我认为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瓶金**梅》创作。
一、《*瓶金**梅》中确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
1、《*瓶金**梅》创作的政治目的是批判严嵩，“借文字以报夙仇”。
到底是什么人能与严嵩这样一个为当朝首辅的显贵，直接构成夙仇呢?显然其作者亦必为显贵，普通的中下层文人没有能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可能。
这是《*瓶金**梅》创作中，必有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大名士参与的重要依据。
2、《*瓶金**梅》写了不少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面。
例如，皇帝驾出、百官朝贺、奏疏活动，以及蔡京生辰的庆贺场面，朱勔受群僚庭参的场面，西门庆等地方官员迎接六黄太尉、宋巡按、蔡状元等场面，都描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小说对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大量的*场官**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能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揭示出这些*官高**显贵们心灵深处的种种阴私，以及暴戾、狡诈、虚伪、空虚等等心理特征。例如蔡京的贪酷伪善，朱勔的妄自尊大，宋巡按的装腔虚伪，蔡御史的轻薄卑鄙，薛内相的失意空虚等等，都写得逼真传神。凡此种种，均能看出《*瓶金**梅》的作者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
3、《*瓶金**梅》反映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其作者有丰富的政治知识、经济知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
小说写到的城镇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湖州、严州等等，仅此一例就能证明，其作者社会经历之丰富。
纵观全书，其创作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全书所表露的思想倾向，都基本上是统一的；全书的谋篇结构、布局、情节发展都有相当周密的设计，可见这个创作群体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个为首人物只能是大名士。
二、《*瓶金**梅》中也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
《*瓶金**梅》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准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
文字的水准部分与部分之间，有明显的雅俗、高低之别。因此，持非大名士说的研究者认为，《*瓶金**梅》的作者必为中下层文人（包括艺人）。
《*瓶金**梅》中确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
1、《*瓶金**梅》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例如：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话本小说的引詩入话；说话人用语：“看官听说”、“话分两头”、“评话捷说”等等；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韵文；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些都是评话的特征。从形式上看，《*瓶金**梅》就像话本。难怪有些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
2、《*瓶金**梅》中有一些与故事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夫子自道”式的感叹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自我嘲解。
如：“百年光景似飘蓬”，“转眼翻为白发翁”（十五回）；“痴聋瘖哑家豪富，伶俐聪明却受贫”（十九回）；“人事与时俱不管，且将诗酒作生涯”（二十九回）；“蜗名蝇利何时尽，几向青童笑白头”（七十二回）；“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九十三回）；“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九十八回）。这些诗句，有的表明作者在功名上有所追求，然而天道不明，人生不遇，他的官途并不畅通，于是只能徘徊在黑暗之中；有的表明作者家境贫穷，生活困顿，处世艰难，饱经人生风霜苦寒，是个寄人篱下、踱入暮年的中下层文人。显然，这些诗句的作者（或是抄引者），决不可能是官运亨通、锦衣玉食的大名士。
3、从移植它书的情况来考察。《*瓶金**梅》改武松为“阳谷县人氏”，但在抄改《水浒传》中的一首赞诗时，仍云：“清河壮士酒未醒”。
这是明显的疏忽。《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有一首赞武松打虎的诗，《*瓶金**梅》抄引原诗而稍加更动。
武松打虎在傍晚，打死老虎时，“天色已黑了”。
《水浒传》称，“焰焰满川枫叶赤”，《*瓶金**梅》则改成：“焰焰满川红日赤”。一者日光已为阴云所“埋”，何来之“红日赤”。
再者一句七言中“焰焰”、“红”、“赤”等字皆为一意，致使诗句味同嚼蜡。
《水浒传》称“晚霞挂林薮”，而《*瓶金**梅》改成“晓霞”，谬之甚。《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原本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须有败。有首《鹧鸪天》，单道这女色：……。”
第六回将这首《鹧鸪天》大加改易，成了一首七言律诗，诗前却仍写道：“有《鹧鸪天》为证”。
可见，移植这部分文字的撰稿者，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在精心进行文学创作的大文学家。
第二回，对潘金莲外貌描写的文字，是从《水浒传》对潘巧云的外貌描写抄袭来的。
第十回写李瓶儿家世的文字，是从《水浒传》写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的文字抄改而成。
难道一个大名士在塑造人物的外貌形象时，还需要如此笨拙地照抄它书的文字吗?
《水浒传》
4、从作者的文化素养来考察。《*瓶金**梅》中出现了不少常识性、史料性错误，徐朔方先生举出了许多处。
例如：政和二年潘金莲为二十五岁，政和三年却还是二十五岁。官哥出生于宣和四年（第三十回），而政和七年官哥不到周岁（第四十八回）。
宣和四年是1122年，政和七年是1117年。这就是说，官哥在出生前的五年就已不到周岁。
第二十九回称：“浙江仙游”，仙游属福建而非浙江。第三十六回称“滁州匡庐”，滁州在南京之北，匡庐即庐山，如何能连在一起。④
5、从《*瓶金**梅》的某些成就来考察。
《*瓶金**梅》所写人物大多属于市井间下层小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语言，都写得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特别是对小民声口、民众语言的把握，可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说明《*瓶金**梅》某些部分的作者，决非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大名士，而是直接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底层生活十分熟悉的中下层文人。
用全面性原则来考察 “大名士说”
与“非大名士说”的辩证关系
《*瓶金**梅》中既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又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两者均客观地共存于《*瓶金**梅》这个统一体中，构成一个明显的矛盾。
1、无论是大名士说还是非大名士说，都具有正确的一面，也都具有错误的一面。
大名土说之所以正确，因为《*瓶金**梅》中确实存在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所以之错误，因为没有看到非大名士同样参与了创作；
而非大名士说之所以正确，因为《*瓶金**梅》中确实存在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所以之错误，因为没有看到大名士同样参与了创作。
可见这两说中的无论哪一说，都正确中包含有错误，错误中又包含有正确。
2、三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势不两立的争论，足以说明两说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似乎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
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中加以选择，而不可能在彼与此的联系中，得出亦此亦彼的结论。
笔者认为两说的矛盾对立之中恰恰存在着同一性。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对立、斗争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对立着的双方存在着互相转化的趋势。大名士说和非大名士说之间，表面上呈现对立的形势，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趋势。
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是非大名士说所不具备的，反之亦然。但是，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恰恰是非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而非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又是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
由此笔者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在坚持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非大名土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坚持非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
我们可以同时保留两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抛弃两说中的错误部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提出一个新见：
《*瓶金**梅》既是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大名士的作品；《*瓶金**梅》既是非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非大名士的作品——《*瓶金**梅》乃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
《*瓶金**梅新探》
“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的辩证统一
提出《*瓶金**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大名士是谁？非大名士又是谁？
从上面的考证已知，这个大名士极有可能是王世贞，那么与王世贞合作的非大名士，就必然是王世贞的门人。
在明末清初就有“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两说同时并存。“门人”、“门客”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只要被王世贞所赏识并追随于门下的学生、中下层文人，或者是直接依附于门下的中下层文人，似都可称之为门人。
反之，如果某些中下层文人本来与王世贞并无关系，但因创作《*瓶金**梅》的需要，王世贞约请他们参与其工作，那么这样的中下层文人亦就可以称之为王世贞的门人。
作为大名士的王世贞，其门人是很多的。《明史·王世贞传》载：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可见王世贞手下有一个规模可观的门人集团。
王世贞在动意创作《*瓶金**梅》时，这些门人参与其间工作，或收集某些资料、素材，或翻检某些书籍，或撰写某些章节，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也许在《*瓶金**梅》创作的全过程中，王世贞只是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框架，撰写了少数不能不由他亲自撰写的章节，而全书的大部分篇章则是由门人们根据王世贞的指导思想而执笔撰写的。
在王世贞的门人集团中，有士大夫、山门、词客、衲子，羽流等各色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结构可说是天文地理、三王五帝、政治经济、经史典籍、佛道宗教、卜筮星相、琴棋书画、舆服饮食、三教九流、民间习俗，无一不通、无一不晓。
由这样一些人来撰写《*瓶金**梅》中的大部分篇章，何愁此书不可能如此多姿多彩。
从“王世贞说”过渡到“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王世贞创作《*瓶金**梅》时，有门人参与其工作，有什么奇怪呢。而用今天的观点看，这就是“联合创作”。
当《*瓶金**梅》在社会上流传时，人们只道其王世贞所著而不道及其门人，这也是不奇怪的。
因为门人完全是从属于大名士的，何况在当时并不像现在，存在一个所谓著作权问题。
那么参与《*瓶金**梅》创作的王世贞的门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以笔者之见，有四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卢楠、屠隆、王稚登、 蔡荣名。
一、卢楠，字少楩，河南浚县人。卢楠既有文才，又很落魄，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
卢楠被列在“广五子之”中，可谓王世贞门人。《*瓶金**梅》满文译本卷首有《序》云：“此书（《*瓶金**梅》）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
此说虽系传闻，但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卢楠为什么要著《*瓶金**梅》斥严嵩父子呢?
显然这是王世贞的创作宗旨。卢楠极有可能参与了王世贞的《*瓶金**梅》创作。
二、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号赤水等，浙江鄞县人。《明史》称他：“生有异才”、“落笔数千言立就”。
屠隆的文才为王世贞所赏识，被称为“末五子”之一，可见他也是王世贞的门人。
作者之说中也有“屠隆说”，为黄霖先生提出。黄霖从屠隆的籍贯和习尚，处境和心情，屠隆的*欲情**观，创作《*瓶金**梅》的生活基础、文学基础等方面，作了不少有见地的考证。
屠隆很有可能作为王世贞的门人，参与了王世贞的《*瓶金**梅》创作。但王世贞与屠隆的交往主要在万历年间。
屠隆似不可能参与《*瓶金**梅》初稿的创作，但有可能参与部分改写和传抄的工作。
三、王稚登（1535--1612），字百谷等。先世江阴人，后移居吴门（今苏州）。
少有文名，善书法。曾与屠隆、汪道昆、王世贞等组织“南屏社”，广交朋友。嘉、隆、万历年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有十数人，然声华显赫，稚登为最。
鲁歌、马征在《*瓶金**梅及其作者探秘》中提出《*瓶金**梅》作者“王稚登说”，据证凡十三条。
如：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小说中的诗词曲与他所辑《吴骚集》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全德记》中的某些内容、用语与《*瓶金**梅》中的写法相同或相似；他是王世贞门客，故以小说“指斥时事”，为王世贞之父*仇报**等等。
以笔者之见，王稚登也极有可能参与了以王世贞为首的《*瓶金**梅》创作。
四、蔡荣名（1559--？）字去疾，黄岩人。习研古诗文，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
陈明达先生在论文《（*瓶金**梅）作者蔡荣名考》中认为：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芙蓉亭诗钞》提供了直接证据；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
《*瓶金**梅》初稿是蔡荣名写的，也是他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笔者认为，蔡荣名当时才20多岁，以他的阅历、经历无法写成这样一部文学巨著。
但他曾寓居王世贞府，为王世贞创作《*瓶金**梅》做些助手的工作，当在情理之中。
玉茗堂本《*瓶金**梅词话》
联合创作说的三大支柱
概而言之，笔者提出的《*瓶金**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具有三大支柱：
一、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指出：
《玉娇梨》与《*瓶金**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这条史料的价值非同小可，它确切地告诉我们，《*瓶金**梅》由王世贞的门人执笔，由王世贞集其大成。
这不等于我的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吗？可见，我提出的“联合创作说”，具有史料这一强有力的支柱。
二、《*瓶金**梅》中既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内证，又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内证，两者客观地共存于《*瓶金**梅》这个统一体中。
可见，我提出的“联合创作说”，具有《*瓶金**梅》文本这一强有力的支柱。
三、清焦循《剧说》云：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
王世贞创作的传奇《鸣凤记》洋洋四十一出，他只写了“法场”一折（出），余者均为门人所作。
这可能是王世贞撰写文稿所习惯使用的基本模式。写《*瓶金**梅》当如法炮制。
这为我的“联合创作说”提供了重要旁证，亦可谓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纵观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的《*瓶金**梅》作者之说，能有此三大支柱者，凤毛麟角耳。
《周钧韬<*瓶金**梅>研究精选集》
注释：
①周钧韬《<*瓶金**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瓶金**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明史资料丛刊》第2期，第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褚半农《<*瓶金**梅词话>中的吴音字》，《第九届（五莲）国际<*瓶金**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④徐朔方《〈*瓶金**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瓶金**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