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刘备蜀汉政权建立不久，曾经因为关羽复仇，与孙权的江东政权打了一仗，最后是刘备惨败，最后是因此“中道崩殂”。这一仗叫“夷陵之战”，所谓夷陵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
宜昌古称“夷陵”或“西陵”，最早见于《史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夷陵。”自秦汉以降，夷陵便正式以郡县级城镇地名见诸史籍，并屡为郡县治所。
夷陵之战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10年)，刘备政权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宜都(今宜昌)、秭归、枝江、夷道四县。东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郡。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恢复夷陵县之称。
南北朝时，宋齐皆置宜都郡，领夷陵、宜都、佷山(今长阳)、宜昌四县，这是“宜昌”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国家行政规划中出现。从南北朝至于元明，“宜昌”地理和行政概念不断变化。直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夷陵升为宜昌府，改夷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宜昌”再度恢复。民国初年废府置县，改东湖为宜昌县。至此，“夷陵”终被“宜昌”取而代之，作为城名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清代宜昌衙门
宜昌是连接川楚之间的重要门户，所以自古就是军事战略要地，正如南朝宋的南朝宋的盛弘之所著《荆州记》所言：“荆门，江南，*牙虎**，江北。*牙虎**有文如啮牙，荆门上合下开”，正所谓“上控巴夔、下引荆襄”。
除了军事地理意义，宜昌还拥有重要的水运地位，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从隋唐至于宋代，夷陵港的优势地位日益凸显。但是，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而言，直至宋元时代，宜昌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正如在宋仁宗朝被贬谪为夷陵令的欧阳修所言：
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
清代宜昌城墙
宜昌地区真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要到明代的时候。直到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宜昌才修建起周长约五华里，高二丈二，较大规模砖石构造的夷陵古城垣。有明一代，宜昌城市经济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闾里由荒寂而殷盛，财货由俭瘠而丰衍”的变化。
但是，随着明末天下崩坏，战乱四起，宜昌又陷入萧条衰败之中。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政局的渐趋稳定，宜昌经济开始获得较大发展。雍正时期，宜昌升为府治，夷陵县改为东湖县。宜昌府下辖五个县、两个州：东湖、归州、兴山、巴东、鹤峰、长乐，其治理范围北起神农架，南到湘鄂边，包括全西陵峡和半个巫峡在内的广大地区。
宜昌江边码头
夷陵县改为东湖县，并且成为宜昌府首县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宜昌府志·风土志》所云：“东湖自改府后为附郭邑，五方杂处，风俗稍变，井邑十倍其初。”
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复苏，长江流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逐渐活跃，沿江长途贩运商品的贸易日益兴盛。宜昌凭借“川鄂咽喉”的枢纽地位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优势迅速充当起川鄂之间“过载码头”的重要角色，城市商品经济亦因此而发展。
清末宜昌
晚清的咸同太平军之乱对于两江地区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宜昌发展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咸丰二年（1852年），武昌为太平军攻陷，随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致使淮盐西运路线被截断，“淮南官盐片引不至。”
两湖供盐的紧张迫使清廷调整盐政政策，“借销川盐，无论商运私贩，概准行销”。于是乎，川盐取代淮盐在湖北、湖南广泛销售，年销售额达一亿二千万斤以上。“济楚盐”的大量下运，使宜昌港的转运贸易空前繁荣，“连樯接舶，衔尾不绝”。正因为如此，晚清的宜昌就变成了繁荣的内河港口城市。
宜昌的进一步发展是后来的对外开放。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中国向英国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从此以后，宜昌开埠，成为湖北省继汉口之后第二个通商口岸。
近代宜昌城市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湖北巡抚翁同爵为履行《中英烟台条约》，派遣荆宜施道道员孙家榖会同英国官员办理宜昌开埠事宜。2月16日，宜昌海关关署设立，选址在宜昌府城南门外江滨的汉景帝庙。3月18日，宜昌海关参照汉口江汉关制的章程开办。4月1日正式成立，宜昌正式开埠。
开埠使得宜昌在湖北省内的行政地位明显提高。清末，宜昌与荆州、施南三府同属荆南道，道台驻荆州府。进入民国，全省撤府并道，废宜昌府，改东湖县为宜昌县，并在宜昌设荆宜施鹤道的道尹公署，管辖原施南、宜昌、荆州三个府的20个县，道尹由中央政府任命。宜昌一跃成为全省三个道之一的道署所在地。后改名荆南道、荆宜道，辖区虽有变更，但始终以宜昌为首。
上世纪20年代停泊在洋码头的外国轮船
宜昌的开埠给这座古城带来了深刻的经济变化。海关设立之后，英国领事馆随之开设。从1877年起，英、美、日、法、德等国，都相继与宜昌口岸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1878年，英商“立德乐”在宜昌拟定租界内开设第一家洋行。随后，列强纷纷在宜昌设立租界，开办洋行商号。到1900年，西方列强在宜昌设立的洋行已达17家之多。
宜昌独特的水运交通优势也吸引了外资航运企业的进驻，英国也是最早在宜昌开展航运和贸易业务的国家。1898年，英国太古公司来到宜昌，又开辟了太古轮船码头。自1899年至1919年间，太古公司在宜昌滨江路先后修建公事房、住宅和花园，并修“堆栈5栋，经营轮船航运、仓储业务”。
宜昌海关旧址
之后，英国怡和公司也到宜昌开辟怡和轮船码头，除开展轮船航运和堆栈业务外，还经营水火保险公司、报关行等。此后又有英国隆茂公司、安利洋行、皮托谦洋行等在宜昌设立机构，开展业务活动。除了英国之外，进入民国之后，美国、日本很多企业也进驻宜昌。譬如美国的美孚煤油公司、德士古煤油公司等，日本的大坂洋行(日清公司)等等。
开埠之后，宜昌的转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开埠到1920年，宜昌的贸易地位在湖北、四川五大沿江口岸中，一直排名第三，此后被沙市和万县超过，滑落到末位。宜昌长期扮演的是四川土货出川和洋货进川的转口港的角色。
太古洋行旧址
除此之外，宜昌还是晚清民国重要的*片鸦**市场，根据史料记载，“宜昌、沙市、两河口，为鄂西三大烟土市场，而宜昌总其集散，为烟土市场之市场。”近代西南四省每年通过宜昌外运的土烟达几十万担之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烟土各税是宜昌转运贸易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宜昌一时成为川、康、滇、黔*片鸦**行销内地的唯一孔道，中国近代社会最大的贩毒中心之一。所以，有人说：“宜昌之盛衰，系于烟土，与其谓为通商口岸，毋宁为烟土码头之适当也。”
近代的宜昌火车站
畸形繁荣的*片鸦**贸易带来宜昌城市的畸形繁荣，消费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大小烟馆遍布全城，公娟暗妓应时而生。金店交易频频，有时一日达黄金数百两。这种虚假病态的繁荣景象，曾被称为是宜昌的“黄金时代”。当然，另一方面宜昌城市的规模也渐渐扩大，也开始慢慢步入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