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提出申诉的三个月后，中牟县检察院终于给出了答复，认为之前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正确，驳回我们的申诉请求。
该案被媒体称为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在经过全国媒体关注，众多专家学者撰文支持我们观点，认为李芳的行为不构成*私走**、贩卖*品毒**罪的情况下，当地检察机关仍然固执地坚持。虽然在三个月的沟通中，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但等消息确定时，仍颇为失望。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让人难以理解的‘奇葩’案件：陆勇从印度购进抗癌药的同时帮其他患者代购，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结果差点被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判刑：王力军收购玉米，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结果被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判刑：天津大妈赵春华在街头摆气球射击摊，大家常见的游乐项目，结果一审被判实刑三年半。在这背后，都是机械司法的影子。
在部分司法官的眼里，从形式上看，陆勇、王力军、天津大妈，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销售假药、非法经营等罪的构成要件，定罪没问题，甚至是严格执法的体现。也有人是基于办案量的压力，案子这么多，只要考虑法律就行，为何要考虑天理人情，要关注别人的人生。如果在司法文明程度不高，民众对司法公正要求不高的过去，可以理解，但是在司法文明进步的当下，如果我们惰于机械，则不合时宜。
这是形式司法与实质司法的冲突，也是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司法官是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专业和冷静，但是司法活动尤其是刑事办案不是电脑计算，只要输入犯罪情节、法条，就自动出来判决。一个刑事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沉重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司法官简单、机械地按照法条的字面含义进行判决，而不考虑因应时事、适度校准，不考虑民众情感、社会效果，作出的结果很有可能背离法律的价值目的，伤害民众的道德感情，判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大打折扣。
比如，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单从有关法律规定看，其行为违反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侵害了规范秩序，本案应当纳入刑法惩治范围。但从特定行为的主客观社会危害性程度分析，却不应该入罪。又比如，天津大妈气枪案，从法律规定的枪支标准和数量看，可以重罚，但实质上看，如果重罚显然不甚合理。
在李芳*私走**、贩卖*品毒**案中，也是如此。仅从刑法规定看，李芳行为违反了规定。即便结合最高法《武汉会议纪要》解释：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醉药麻**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从字面上，确可以按照当地检察机关的理解，《纪要》里只是说出于医疗目的，不构成贩卖*品毒**，没有说出于医疗目的，不构成*私走***品毒**罪。
但是，如果从李芳购买氯巴占的目的看，是为了给孩子治病，让孩子活命，显然不符合*私走***品毒**罪的立法目的，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当入罪。
如果机械入罪，还势必产生另一个问题，即选择性执法。全国患者成千上万，之前有，之后也必将有很多患者为了救命，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购买氯巴占，一旦购买，势必构成*私走***品毒**犯罪；如果他们之间相互无偿分享，那么也可能构成运输*品毒**罪；如果有人在分享中一不小心加了价，那么就构成贩卖*品毒**罪。
要么法不责众，概不过问，要么选择性执法，抓住入罪，由此便产生了严重背离法治的“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现象。这种情况下，恰恰应当反思法律规则、机械司法的合理性，反思我国某些精神药品管制、使用政策的合理性。
尤其近年来，我国开始积极的刑事立法，出现了一批新的罪名，将原本很多不属于犯罪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刑法的触角开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只从形式司法角度来看，我们很多的行为都有构成犯罪的可能。立法既然如此不可抗拒，在司法上，我们当要相对保守和谨慎，坚守刑罚的谦抑。
做律师时间愈长，愈发感到罪名密集下机械司法的问题。曾经办理过一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在疫情期间，国家颁布新司法解释，将恶意哄抬物价的行为视为非法经营犯罪。一家高科技企业生产一种防疫物资配件，由于原料成本上涨，企业产品供不应求，不得已上调产品的销售价格，价格与成本的比例刚刚超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标准（经营者销售同品种商品，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结果等疫情缓解后，被某地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
如果从法条的字面规定看，超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定的标准即视为哄抬物价，疫情时期哄抬物价即构成非法经营，定罪没问题。但是如此定罪，显然过于机械。从主观上看，将哄抬物价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范畴，属于国家临时基于特殊情况颁布的新司法解释，公司负责人压根不知道；客观上，公司产品销售价格虽然上涨不少，但是与成本的比例也只是刚刚超过国家规定。更关键的是，不存在任何社会危害性，虽然价格上涨，但是产品仍然供不应求，没有人就价格提出任何疑问，在市场上，还低于同类产品。公司所在地政府还因为该公司抗疫有功，嘉奖不断。
一边是抗疫先进单位，一边是破坏抗疫被入罪，我看到了颇为荒诞的景象。
所幸，经过媒体的披露、民众的呼吁和律师的争取，一些机械的司法裁决得到纠正。比如，福建赵宇正当防卫案，当地检察机关原本以防卫过当对其不予起诉，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引起全国民众强烈不满，后来撤销相对不诉，变更为决定不诉，有关部门还授予赵宇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康德说：“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将心比心，虽然我们是法律人，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的专业和理性，但我们仍然做不了纯粹的理性人，也不能事后强求涉案人在当时情境下做一个纯粹的理性人。我们不能单纯机械地套用法律，沦为法律机器，而应该在追求案件的公平正义中，把握情理，保留温度。
我有时想，如果能够仿照西方国家的司法模式，让陪审团来审这个*私走**贩卖*品毒**的案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笔者周辉，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