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染织工艺的“纹制”与“色制”
| 作者： 刘木维
|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
| 指导教师： 张夫也 教授
*本文内容节选改写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平安时代工艺美术研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藤原时代初期以来，织物需求急剧增加，发展也尤为显著。朱雀天皇承平3年（933年）之后，平安京日益混乱，强盗横行，因叛乱多发，诸国工业废置，织部司官人监督织布町的工人制造绫锦，随着时代趋势的转变，染织物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以宋锦为首，其它织物也陆续停止进口。但不久之后又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承平7年（937年），吴越人抵达日本，带去锦绣织物以及黄金珍器，大多为出自杭州临安府或是苏州的织锦及金襴类织物。
花山天皇宽和2年（986年），以及三条天皇长和元年（1013年）时，宋代商人抵达日本，同样贡纳了锦绣等物。其间，在御冷泉天皇（967—969年在位）时期，据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中的记载，日本已经开始出口象眼纭繝、高丽软锦、东京锦、浮线绫、蝉羽、绢布、丝绵、绞缬以及绀布等织物。可见，织部司复兴了染织工艺，天庆之乱以后的数百年间发展都异常迅猛，和锦工艺日益精进。白河天皇应德二年（1085年），织造出御室惟信亲王的横帔，质地属于宝珠锦或轮宝锦，呈现出宝珠或轮宝的纹样，当时的和锦已显示出佛教文化的氛围。由此可知，虽然平将门与藤原纯友的反叛，致使染织工艺一度陷入萧条，但得益于国家的官方管理，加之进口日本的宋锦，再次酝酿了复兴的契机。
纹样规定在平安时代称之为“文制”（纹制），用色管理制度则称之为“色制”，当时的纹样与颜色一样，都有相关的章法。例如关于束带朝服的规定，天皇御袍使用黄櫨染（图1），纹样使用桐竹凤凰（图2）。此纹样的由来，缘于黄帝出行南园时，凤凰在梧桐树上停留，口衔竹之宝的典故。《韩诗外传·卷八》记载：“于是黄帝乃眼黄衣，戴黄冕，致齐千官，凤乃蔽日而至……凤乃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食，没身不去”。衔食竹之宝，驻留于梧桐树之上，这样的意象仅限于凤凰。
《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凤凰凤凰止阿房，坚以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宝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干阿房成，以待之”。平安时代，此纹样的构图及风格已经趋于洗练，呈现出和风化的特征，颇具时代与民族特色。《续日本后纪》记载：“天长十年（834年）11月，悠纪山上栽梧桐，两凤凰集其上，从其树中，起五色云”。悠纪一带是蓬莱山，山中梧桐栖有凤凰，萦绕五色云，与日月星辰共鸣，其间“山前天老与麒麟并立，吴竹繁茂”，主基殿供奉有西王母，有凤凰、麒麟以及仙鹤相伴。标山即位于大尝会的悠纪殿与主基殿的前方，神从高天原降临标山，富于祥瑞思想，颇具神话意趣，后世祭祀仪式的山车，即采用了标山的形态。
上皇的御衣，另有红白之橡，赤袍之上装饰以云立涌和桐竹纹样（简称“桐纹”）。皇太子的黄丹袍上则为鸳鸯丸纹（图3）。云立涌即翻卷涌动的云纹，被视为是一种象征祥瑞的意象（图4）。《日本书纪·卷一·神代纪》记载“大蛇所居之上常有云气”。《日本书纪·卷十三·允恭纪》中，衣通郎姬献给天皇的诗歌中亦描写到：“我待君来今入夜，山岭之云恰驻留”。鸳鸯丸纹在蛮绘中运用十分广泛，自古便以鸳鸯来寓意相亲相爱。
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鸳鸯雌雄未曾相离，人得其一则其一思而死，故名匹鸟也，私名呼之”。在古代日本，来自于南方的万叶人总是歌咏鸳鸯，并时常将之运用于装饰纹样。在平安时代，鸳鸯属于蛮绘中的圆形纹样，装饰性较强。此外，当时规定亲王服饰使用云鹤纹（图5），亦允许五级以上的官臣使用云鹤纹。“云立涌”亦可用于*官高**服饰，同时还使用花鲣鱼、唐草、窠、菱、龟甲等纹样。虽为扈从官但出身于左近卫的高贵身份则可使用狮子丸纹，右近卫出身使用熊丸纹。这些纹样在平安时代皆属于丸绘，近卫的舞人亦可使用狮子丸纹刺绣。
此外亦规定，天皇的下袭使用小葵纹（图6），下臣使用卧蝶纹以及里菱纹。天皇*用御**直衣为小葵底纹，并配合使用凤凰丸纹以及松喰鹤丸纹（图8、9、10）等。皇族女子则大多使用龟甲地（图11、12）和葵地纹。非御引直衣在通常情况下使用卧蝶纹。这种卧蝶纹样自古以来也被称为浮线绫（图7），亦作为一种绫的名称，而卧蝶丸纹是指在形态上将蝴蝶的卧姿描绘出来，并表现为圆形构图。公卿表袴上使用白浮线绫的窠霞纹，中年附加藤丸纹。指贳亦为括袴，元服之前使用深紫色的龟甲底色（图5），并配以白卧蝶的浮纹。元服后则使用淡紫色龟甲，30岁使用鸟襷纹、40岁使用八藤丸纹，其后使用缥色八藤，70岁使用藤丸等。天皇的指贳（裤子）则使用窠、霰、云立涌等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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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庸规定，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南海、西海等地贡纳的织物纹样种类亦极为丰富，较为常见的纹样有：以一窠、二窠、三窠、五窠、七窠为主的菰核、大结花、小结花、小花、二花、菜花、续花、散花、小莲花以及野草、蔷薇、葡萄、连水、珠、小车、浮线、小鹦鹉、狮子、鹰、蝉、远山等图案样式。这些多用于绫的纹样，经过传承自奈良时代的挑文师指导，并融入了别样的风土特色，展现出独特的和风风格。这些极具自然意趣的纹样，与贵族社会的喜好息息相关，并致力于纹样形制的发展与创新。平安时代中后期的织物，无论是出产自织部司，还是产自诸知行国以及地方，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织布司以及挑文师的变动，纹样的制度逐渐趋于统一。相关机构与工匠的合作与融合，也成为染织工艺“和风化”的重要缘由之一。
平安时代的染织工艺中使用的染料大多为植物萃取的纯天然染料。这些染料来源于多种植物的花、叶、茎、根等部位的天然色素。为使线、布染色稳定，必要时会加入灰汁等物质作为稳定剂。此外，还需要促进染色的物质媒染剂，如栀子等。平安时代的染料按照呈色大致可以分为红色系、蓝色系、黄色系与紫色系。
1、红色系。红色系的天然染料以红花和茜为代表。红花为菊科草本植物，与大多数萃取根、茎、叶的植物不同，红花的染料来自于其花瓣。红花的花瓣中含有黄色和红色两种色素，为凸显红色，首先要进行水洗，使黄色色素流失。茜为茜草科草本植物，染料来自其根部的红色色素。苏芳为从豆科植物苏木树干的中央提取的染料，通过媒染剂可以呈现出紫色或红色。苏木是日本所没有的南方植物，为进口品种。
此外，常用的臙脂属于紫色系的染料。2、蓝色系。蓝色系泛指青色的天然染料。蓝在这里并非特指某种植物名称，而是由多种染料构成。蓝色染料自古以来就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印度有豆科植物提取的印度蓝，琉球有爵床科植物提取的琉球蓝，日本的蓼蓝则为提取于蓼科属的植物蓼蓝叶的色素。提取方式有直接从叶片中抽取，但是生叶染料仅可选取盛夏时节的叶片，且染色较浅。有时也将叶片浸泡在灰汁等碱性液体中，即使用沉淀法提取染料。
之后还出现了“蒅法”，蒅(Sukumo) 指靛青染料。其提取步骤大致为：首先将蓼蓝叶充分干燥，之后再用水蒸并进行发酵，形成一种类似腐叶的状态，这便是蒅。其制作工序繁琐，周期较长。将蒅用作染料时，会将其放置于添加了灰汁等碱性成分以及日本酒的混合液体之中进行再度发酵，这个过程被称之为造蓝。这种天然的蓝色染料，着实来之不易。此外，绀是比靛蓝更深的染料，缥（Hanada）、浅葱等则为是呈色深浅不一产生的中间色，萌黄等绿色系的染料亦是蓝与黄色配合呈现的。3、黄色系。黄色染料较多，如刈安、黄檗、郁金、栀子/支子等。4、紫色系。紫色染料主要来源于紫科植物紫草的根部。此外，红色系染料来源的苏芳和胭脂亦可制造出紫色染料。地中海沿岸亦有提取自贝壳类内脏的贝紫。
平安时代的染制工艺由内染司和染殿（后合并于扫部寮）合作负责。《延喜式·职员令》关于内染司记载有：“正一人掌供御杂染物之属，佑一人，令吏一人，染师2人，使部6人，直丁1人”。*用御**染物则在染殿制造。《荣华物语》亦出现过关于“染殿”、“打殿”的描述。平安时代的染织物，根据用途和使用者的身份级别，制定了严格的用色制度。
平安时代的服饰配色中，以黄栌、黄丹为最高级别。在束带朝服中，天皇穿着黄栌染的御袍，皇太子穿着黄丹袍，这是在平安时代初期才逐步确立的用色制度之一。因此黄栌、黄丹以及与之相近的颜色皆被列为禁色，其他人禁止穿着与此类似的颜色。《三代实录》中关于禁色记载到：“元庆五年，禁男女着茜、红花、交染、支子之色，不论深浅，勿听服用，以其色涉浅黄丹也”。贞观年间，对于当代僧侣法服的颜色和种类亦有所规定：僧尼法服不用凌罗锦绮等违法之色，据僧尼令，僧尼听着木兰、青碧、皂、黄及壤色等衣，凌罗锦绮皆不得服用。《行事钞》中记载：“余于蜀都，亲见木兰树皮，赤黑色鲜明，可以为染，微有香气，袈裟赤色鲜明，准此木兰色”。因此，僧侣多身着木兰色，木兰属于壤色，黄橡则属于赤类杂色。
a 冠位十二阶冠色示意图/大德、小德紫色呈色示意图
b 天武天皇时期的60阶服饰用色制度
c 持统天皇时期的60阶服饰用色制
平安时代继承了奈良时代的紫色。紫色，最初用于推古天皇11年（603年）开始实施的“冠位”，其中大德、小德使用紫冠的发端，因此紫色为“德之色”。《日本书纪·卷第二十四·皇极天皇》中记载:皇极天皇2年（643年），“私授紫冠于子入鹿，拟大臣位”；孝德天皇3年（646年）有“七色十三阶”的冠制，其中深紫色位列第一。天武天皇时期（673—686年在位）以及持统天皇时期（690—697年在位）的60阶服饰色制中亦对于紫色有着详细的规定（图13），紫色的呈色发生了一定变化，开始逐渐加深。希罗多德曾描述到，美地亚的迪奥凯斯王在艾克巴塔那城修建的七重圆盘装饰有黑白青紫赤五色。
此外，据唐《开元令》，可知李唐之色，亦以紫为贵。孔子曾有言，“恶紫之夺朱也”，形容紫色扰乱了朱红的古制。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亦记载，孟子曰，“恶紫夺朱也，盖朱与紫相乱久矣”。“仁宗晚年京师染紫，变其色，而加重，先染而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谓之“油紫”，自后只以重色，为紫色，愈久人愈珍之，与朱大不相类。淳熙中北方染紫，极鲜明，中国亦效之，目为北紫，概不先染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极少，其实复古之紫色，而诚可夺朱……”。
由此则知，古之朱以赤汁染之，紫与朱实相去不多，今之浅紫便与之相似。古代的紫色，下以青色打底，首先染成绯色，其上使用少许紫根汁，因而谓之“紫夺朱”。然而，虽说后世的油紫色中并无赤色，而是使用日本的传统染料茜草汁进行染色，所以还是有可能与朱色混淆。此外，西亚自古以来，就采集幼发拉底河至波斯湾的贝壳，并从中提取天然染料。在印度佛教中，亦描绘有可用于染色的紫色莲草。
在中国和日本，除黑白红黄青之外，还有很多西亚文化系统的色系。中国隋炀帝时期以紫绯、绿青为命服，隋帝巡游之时亦多有体现，而其制延续至唐，并影响了日本的染色制度。《日本后记》中记载：弘仁元年9月25日，“大臣身带二位者，听着中紫。今宜改着深紫。又诸王二位以下五位以上，及诸臣二位、三位者，依令条，着浅紫，今改着中紫。又去大同二年制，四窠以上不得服用者。今听五位以上服用”。由此可见，紫色确实能够凸显气质与品位，蕴含低调中庸之意，但是并非权利与力量的明确表征。
《代宗实录》记载：大历三年（768年），“僧惠崇内赐紫袈裟，纪以为此位僧赐紫衣之始”。关于紫色的色制在《延喜式》中亦有着明确的正式规定，据《延喜式》：深紫色用于王、亲王、四品、诸臣一位及大臣等；中紫用于王、二、三、四、五位、陈夏二、三位。因此深紫色与浅紫色一度亦被列为禁色。此外还规定有灭紫、深灭紫、浅灭紫等。臣下四位使用深绯，五位使用浅绯，另有纹饰苏橡、葡萄以及韩红花、退红、支子（栀子）、白象等。官阶等级六、七位者使用深绿，在此基础上亦有中绿、浅绿、青绿等色；官阶八初位使用深缥与浅缥，另有深蓝、中蓝、浅蓝、白蓝色等色，另规定有无位阶之分的深黄、浅黄等色。
圆融天皇（969—984年在位）时期，染色制度发生剧变，发展制鸟羽上皇（1107—1123年在位）时期，则制定了强制性的装束规定，更改为官阶四位以上着黑色，五位着绯色，六、七位着深绿色，八初位深缥色等（图14）。此外，在色制规定中，除禁色（图15）之外，亦有用于凶服的“忌色”（图16），如钝色、黑橡等。宽平八年（896年），规定了缝殿寮中杂染用度的颜色与染料，列明了当时的染色制度，由此可知染色制度中的规定色制及其各自相应的材料。
藤原道长的全盛时期，织物染色的审美追求一反常态，表现之一即在无色的底布上重复进行染色，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装饰样式。这种色彩搭配追求与自然的协调，并伴随着四季变迁等自然的节奏，或是以春夏秋冬的山野之色及庭院草木的变化为基础，在服饰染色中体现着诸如梅、藤、菊等植物的色调，以顺应四季的色系转换来呈现出秩序美，亦关照着人内心的感性美。
“重色目”（图17—22）与“袭色目”（图23）一样，决定了平安时代四季上衣的表里色调以及纹饰，亦对于染织工艺的染色制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荣华物语》中记载了如掻练袭、柳、樱、葡萄染等反映着红梅浓淡色调的女房服饰，与柳、樱、山吹、红梅、萠葱这五色交相呼应，一人着三色，每人每色着五层，三色则为15件。着6层、7层者则为18或20余件。清少纳言《枕草子》中亦记载了“青末浓”的衣裳、唐绫制“柳纹御衣”，“镶嵌御衣”等……冬着踯躅、掻练、苏芳之配色，夏着二蓝、白襲之配色。
女性偏好淡色类，如葡萄染、萌黄、樱、红梅等，夏着二蓝，秋着枯野，春着樱花，冬着青朽叶等。这种用于套穿的叠色方式是对于色彩及搭配的感性追求，不仅体现出染织与服饰工艺的发达程度，反映了平安时代较高的审美取向，亦揭示了当时的色彩文化。平安时代的服饰与染织，作为染织物而言要比彩绘更具有动态性，并且传达出日本民族心理上的敏感与微妙气息，将平安时代生活的感性高度与文化特质融合在一起。在之后的镰仓时代直至室町时代，主流色彩逐渐发展为茶道的“黑”，桃山时代的流行趋势则为金色，由此可见，服饰染织用色始终反映着时代的心理动向。
（为版面简洁，在此省略原文脚注及部分配图，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