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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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宝道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当年在法捕房当看守员时，一心想调往刑事部当一名包打听。外国人掌管的捕房固然也讲点儿人情，买点儿面子，但更注重工作效率和质量，对用人的要求比较严，宋宝道的那位朋友即便开口，人家也不一定买他的账，所以宋宝道就决定自学。他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除了买遍了市面上买得到的中外侦探小说，一遍又一遍地看，还跟包打听、刑警交朋友，他们把逮捕的人犯押送看守所时，他准备好茶水和香烟，还打电话叫外卖送点心，刻意奉承，殷勤款待。为的啥呢？就是想听听人家是怎么破的案、逮的人，了解的详细程度比记者还记者。另外，他对在押人犯很和善，值班时没事就跟人家聊天儿，了解其作案手法、失风原因。如此费钱费力，不为别的，就是为间接积累刑事侦查经验，哪天逮到机会进了刑事部，就可一显身手，出人头地。
可惜的是，在法捕房期间，宋宝道始终没当成刑警，不过后来做地下工作时，他学得的这一套用于收集情报也能奏效。如今，真正当上了刑警，他多年的积累终于派上用场了。
调查王八妹的关系网，宋宝道采取的方式是：先派刑警分赴全市三十个分局（市区局二十个、郊区局十个）看守所，直接向所方索阅人犯登记材料，从案由判断是否跟浦东方面的土匪强盗有关系；再向看守员了解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比较有名的匪盗，如有的话，立刻讯问，不问别的，单问是否认识王八妹，是否与其打过交道。如此折腾了三天，专案组手里已经有了一张王八妹在上海滩的关系图。
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那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商议分工调查事宜。宋宝道晃晃手里的那沓材料，说我数了数，一共有三百二十三名对象需要调查，我们运气好的话，会从中发现线索……刚说到这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电话是分局值班领导打来的，说刚接到市局政保处的指示，要求专案组立刻停止有关王八妹匪帮线索的调查。宋宝道放下话筒，把电话内容对专案组刑警一说，大家都感到奇怪。老宋自己倒已经明白了，说可能我们专案组的调查妨碍了政保同志正在进行的对王八妹匪帮的监视，那好吧，服从命令，停止调查，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后来案件真相大白后，专案组诸刑警都暗自庆幸，还好有市局那个电话，因而停止了对此环节的调查，因为事实证明之前的推断是错误的，三个女盗跟王八妹匪帮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面的具体情节，容后细说。
当下，专案组重新分析案情，梳理线索。午夜时分，总算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线头：不管案犯是王八妹匪帮成员或者是来自其他方面的什么人，她们作案两起，收获颇丰，堪称一枪一个准。那么，她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苦主唐文章、谭介锦家中肯定有“货”的信息的呢？
这个问题，之前榆林分局专案组三刑警讨论过，而且专门指派刑警龚滔去向苦主唐文章了解。会上，龚滔说了一下向唐文章了解的情况，于是就牵涉到一个人——本文开头曾经提及的新成区西医汪某，此人了解唐文章的经济状况，又清楚地知道5月27日傍晚唐文章从其诊所离开后直接回家，会不会是他向女盗透露了这个信息，甚至他就是女盗的同伙？
专案组认为，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尚需看另一个苦主谭介锦的信息被透露是否跟汪某有关，决定次日派员走访谭介锦，另外，还需要再次向唐文章了解其财产、家庭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其他渠道。
6月3日，两拨刑警分别走访苦主唐文章、谭介锦。贺德祥、衣福根、龚滔三人跟唐文章谈了将近两小时，但未能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唐文章说关于他的财产情况，“家有金银邻有秤”，外面肯定有所知察，别的不说，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明摆着的。还有那口家用保险箱，当初买回来时，搬场公司的工人从车上卸下来，当场就引起围观人群的一阵惊呼，毕竟这年头上海滩拥有私人保险箱的属于凤毛麟角。至于跟别人的交往，以前比较多，抗战后就少了，待到老婆死后，那就更少了。而且，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自身经济条件都很好，人的素质也高，从来不跟黑道匪帮打交道，相信不会跟案子有关系——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将重要物品存放于银行保管库（那些朋友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只要向女盗*点露**儿口风，5月27日那天，女盗必定会逼着他交出银行保管箱密码，连夜去银行把东西拿出来。那可就不是损失二十六两黄金和几件首饰的事了。
另一拨刑警，提篮桥分局的杨瀛君、许仁俊、祝耀辉去了“大众盒厂”走访谭介锦。谭老板性格比较内向，遭此不幸，加上他平时就凶悍如虎的妻子的河东狮吼，又适逢黄梅天这种潮湿闷热的气候，已经病倒，虽然没有终日卧床，也得大服中西药物。刑警登门时，他刚喝下一碗汤药，苦得不住地咂嘴巴。这种病怏怏的状态，加上河东狮在一旁虎视眈眈，当然不宜作深入交谈。也就不过二十来分钟，刑警就告辞而出。
三刑警商量，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吧，谭老板谈不出什么，是否可以找他的属下聊聊呢？三人都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厂部办公室，那里只有财会股长（即账房先生）孙先生一个人在，戴着老花镜，算盘打得爆豆响。见刑警进门，说声“稍等”，打完这一轮，用毛笔记下数字，这才起身相迎，递烟沏茶热情接待。刑警跟他聊了几句闲话，把话题转到了谭老板遭绑架这件事上，说孙先生你对此有什么高见？孙先生缓缓摇头，嘴里吐出四个字：“不大好说！”
这就是说，他对此是有看法的，只不过有顾虑不便吐露。这下，刑警来了劲，盯着对方追问，还反复表态肯定会保密，总算把他说动，终于说出一个名字来——杜登高。
杜登高就是谭介锦的保镖“和尚阿四”。据孙先生介绍，此人系江苏省金山县人氏，出生于金山卫，自幼父母双亡，流浪要饭为生，十二岁去了少林寺，待了五年，学得一些武功。后来当过兵，还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负伤后离开*队军**。之后是怎么混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抗战胜利后那一年，他受雇于谭老板，做起了保镖。听谭老板闲聊时说起，他是从南市那边的一家国术馆把杜登高聘来的，当时杜在那里当武术教头。
刑警问孙先生：“您老认为这个人怎么样？”
孙先生跟谭介锦是亲戚，按辈分谭介锦该唤其表舅，所以他对谭介锦这次遭遇不测也颇上心，显然已经考虑过案犯是从哪里获得的有关谭老板的信息这个问题。他听谭介锦说起过被劫的详细过程，对女盗报出双枪王八妹的名头之举印象犹为深刻，当下就说：“刚才我说过，这个杜登高的出生地在金山卫，如果我没有记错，双枪王八妹也是金山人氏，出生在金山卫。”
三刑警一怔，先前听对方说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倒是疏忽了，现在经孙先生一提醒，立即意识到这确实值得注意，于是就问孙先生对杜登高是否有怀疑。后者说，杜登高在谭介锦出事前的两三天里曾经出去过几次，虽然时间不长，每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为此还被老板娘说了几句。
专案组对孙先生所反映的情况很是重视，正副组长交换意见后，宋宝道便指派刑警衣福根、许仁俊前往南市找那家国术馆的老板了解杜登高的情况。衣、许到南市打听下来，那家国术馆早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就关闭了，好在国术馆馆主就住在附近，便找上门去。馆主姓查，回族人，是南市一带颇有名气的谭腿高手，听说曾参加过国术擂台赛，打败过洋人。如今查馆主已经六十开外了，依然身板挺拔，说话中气甚足。
据他介绍，杜登高当初是由他的一个叫史保纲的师弟介绍过来的，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队军**的国术教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大约两个月，史保纲驾着一辆汽车来南市找他，把负伤的杜登高托给师兄，说这是部队上的一位弟兄，在前线为救他负了伤，请师兄照料。说罢，留下五十枚大洋就匆匆开车走了。查馆主就收留了杜登高，杜伤愈后，上海华界已经沦陷，杜登高就留在国术馆当了一名教头。查馆主回忆下来，说平时跟杜登高闲聊时曾听他说过他跟王八妹是同乡，好像还攀着点儿亲戚关系；此外，杜登高还是青帮弟子，时常有帮会中人来找他。
专案组决定继续往下调查，那就要去金山王八妹的家乡了。6月4日，刑警贺德祥、衣福根、许仁俊受命前往。当时交通不便，刑警又无交通工具，只有跟寻常外出旅行的老百姓一样乘车搭舟，一去一回花了将近两天时间。6月5日傍晚，三刑警返回专案组驻地，汇报说杜登高确系王八妹的同乡，他的出生地史家宅距王八妹的出生地扶王埭只有五里地，不过，杜王两家并不沾亲带故，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两家曾有过什么来往。
但是，据曾给王八妹匪帮烧过饭的刘厨子说，抗战期间，他曾亲眼看见杜登高到过王八妹的驻地，是和上海滩的几个青帮人物一起来的，其中有杜月笙的弟子何真新，杜登高的身份应该是随从或者保镖之类。当时，王八妹设便宴款待上海来客，特地请原本不可能与那班青帮客人同桌吃饭的杜登高入席，说杜登高是她的同乡，希望他在上海滩得到大家的关照。刘厨子上菜的时候，正好看到杜登高向王八妹敬了一杯酒。
刑警顺便问了问王八妹是否有贴身卫士。刘厨子说王八妹的卫士是清一色的男子，都是身强力壮的同乡族亲小辈。那么是否有女性呢？有的，那是贴身勤务兵。她们有的有枪，有的没有。有枪的也不是王八妹配发的，而是她们自己想法搞到的。刑警又根据唐文章、谭介锦所述，大概其说了一下那三个女盗的体态容貌，向刘厨子查证是否有那样的勤务兵，刘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专案组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案犯系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之说。之所以怀疑杜登高，是因为他是王八妹的同乡。既然三女盗与王八妹无关，那怀疑杜登高的理由就不存在了。不过，账房孙先生说到的杜最近的几次看似不正常的外出，还是需要查证一下。次日，侦查员正要去盒厂找杜登高谈谈，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杜登高被市局抓去了。宋宝道往市局打电话询问是哪个部门抓的人，回话说是政保处。于是，就请提篮桥分局领导出面跟政保处联系，要求向杜登高了解关于两起抢劫案的线索。获得许可后，怕夜长梦多，宋宝道立刻叫上两个刑警前往市局。
杜登高的被捕跟王八妹无关，却跟帮会有关。他在抗战前参加了汉奸常玉清（常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就已沦为汉奸，停战后即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的黄道会，抗战初期，汪伪“七十六号”还没有成立，日本宪兵队即指派黄道会对沪上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绑架、*杀暗**，有人举报杜登高也是参与者之一（后来查明其与此类犯罪无涉，从轻发落，收容教养三年）。
侦查员到市局对杜登高进行了讯问，杜说最近的几次外出都是受原来的帮会成员所托，为他们办事，而且都有人证。这样，就基本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
6月6日，专案组开了半天会，指望找到新的侦查方向，却没有任何结果。午后，副组长贺德祥回了趟榆林分局，向领导报告这两天的工作情况。汇报完正要告辞返回提篮桥分局，市军管会一位领导来分局检查工作。这位领导是贺德祥的同乡，贺德祥入伍伊始曾给他当过通讯员，两人见面，领导就让他多待一会儿，聊聊老家的情况以及贺德祥目前的工作。这一耽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中间，专案组长宋宝道曾来过电话找贺德祥，可当时贺德祥和军管会领导聊得正投机，分局领导便没有打断他们，贺德祥甚至根本不知道组长找过他。
等贺德祥返回提篮桥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他马上意识到十有八九又发生案件了，急忙去问刑侦队领导，果不其然，提篮桥区公平路上的“第聂伯旅馆”发生持枪抢劫案，据称作案者是三个长得稍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
五、案发“第聂伯”
当时的公平路一带住着一些白俄，沙俄时期都是贵族和官员，“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其中有一些来到上海，自谋职业，时间长了，有了后代，子承父业。公平路裕福里弄堂内有一家“第聂伯旅馆”，就是白俄侨民齐克从其曾当过沙皇*队军**上校的老爸手里继承下来的。旅馆不大，也就七八个房间，很整洁，都是齐克的家人担任侍者，服务良好，收费也公道，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价比高，在沪东小有名气，生意还不错。
这天午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旅客，男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秃子，女的三十岁出头，烫发，肤色白皙，长相略俏，眉宇间透着几分妖冶。两人要开钟点房，说好两小时。按照公安局新颁布的规定，住旅馆开房间，不管是整夜住宿还是临时性的钟点房，都必须出示相关证明，外地来沪出差的，公家单位凭单位证明，私企、店铺则凭本公司（店铺）的盖章证明，个人则凭工作证，没有职业或者无工作证者则须凭户口本或者当地派出所的证明。这项旨在稳定社会治安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却被打了折扣——白天开钟点房四小时以下的没有证件、证明也没关系。旅馆业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白天在旅馆待四小时，跟在公共浴室洗澡、茶馆品茗、饭馆用餐是一样的，洗澡、喝茶、吃饭不必凭证件、证明，那么开钟点房也是可以通融的。
这对男女就是在没有出示证件、证明的情况下入住“第聂伯旅馆”的。这种事老板齐克见得多了，知道必是一对野鸳鸯，既然新政府没对这种男女苟且之事作出限制规定，旅馆方面绝对没有生意上门往外推的道理，就让他们登记了姓名、住址，然后将其安顿在二楼拐角处的那个房间。
顺便说一句，齐克的这个安排是另有用意的。旅馆以前曾经发生过野鸳鸯被男女某一方甚至双方的配偶联手跟踪前来现场捉奸的情况，捉奸者往往会对提供方便的旅馆也产生忿恨，顺手打砸。齐克在吃了亏之后，特地请来匠人师傅对旅馆进行了改造，在二楼拐角处另外设了一道门，直通阳台。阳台是跟邻居家合用的，有直接通往地面的楼梯，这道楼梯就设在两家之间的一条只有八十厘米宽的夹道里，出口没有门户，谁都可以上下，但通常并无外人出入——除了旅馆里的那些野鸳鸯偶尔遭遇捉奸时。
尽管野鸳鸯遭遇捉奸的概率很低，但齐克本着未雨绸缪的精神，对每对被安排在二楼的野鸳鸯都要关照一下拐角处那道门的情况，当然不会说“捉奸”，他相信野鸳鸯们的智商，如果这点儿领悟力都没有，还配通奸？
今天来开钟点房的这对男女在登记本上留下的姓名是丁嘉桢、封艳娟——以齐克的经验，通常都是假名，不过他认的是钱钞真假，对姓名是真是假通常都是忽略不记的。那二位看来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活动，听了齐克的介绍，两人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是在提醒旅馆老板：您这是多此一举了，我们绝无被捉奸之虞。齐克读懂了那层意思，及时告退。出事后警方的调查表明齐克的感觉是准确的。那二位，男的配偶是个富家女，三年前因车祸伤了腰椎，就此卧床不起；女的则是寡妇暗娼。这种对象，当然不必担心有人会棒打鸳鸯。
不过，世事难料，意外也是经常有的。这对野鸳鸯碰上的就是绝大多数通奸者一生也不会碰上的意外——两个小时后，他们正准备离开，哪知一开门，外面走廊里却一字儿站着三个女子。还是那个读者们想必已经熟悉了的阵容，为首的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另外两个端着勃朗宁，三支枪口冷冰冰地对着野鸳鸯，语气也是冷若冰霜：“不许动！举手！转身！靠墙站着！”
在人枪口下，不敢不从命。野鸳鸯纵有千般不愿，也不得不照办。三个女盗站在两人背后，先命令封艳娟退后两步，蹲下，摘下所有首饰——黄金项链、戒指、耳环，连同钱包一并交出；然后用枪逼着她从丁嘉桢身上取下金表、金笔、戒指以及钱包。女盗在丁的钱包里发现空白支票一张、提货单一张，遂逼他在支票上写下提取现钞三千万元，对那纸提货单却是不屑一顾，看也没看就放回钱包，扔还给他。还说看他老实听命，那支原本已经没收但因开支票又还给他的关勒铭金笔就算了，让他自己好好保存着留作纪念。
然后，女盗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命封艳娟绑住丁嘉桢的手足，又动手把封绑住，将两人捆作一团，撕了两方被单堵住嘴巴。临走时没忘记留下一块六寸见方上面绣着“巾帼团”三个字的人造丝帕，还告诉野鸳鸯她们是双枪王八妹的卫士。女盗离开“第聂伯旅馆”后，直奔附近的外滩银行，顺利提取了支票上开出的三千万元现金。
这个案件的案犯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器武**等均与之前两起案件相符，故提篮桥分局经报请市局批准，决定交由提篮桥分局、榆林分局联合专案组负责侦查。组长宋宝道随即跟那对男女苦主见了面。
诚如“第聂伯旅馆”老板齐克所估料的，那个女的报的是假名，住址也是假的。其真名叫张凤琴，三十三岁，住本市江宁区，系无业寡妇，有两个子女，生活来源除了靠亡夫留下的一些积蓄和亲戚周济外，公开的就是帮人做做针线活儿挣点儿小钱，暗的就是出卖肉体。那个男的报的也是假名假址，真名叫李贝空，住北站区天目路。
李贝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于1906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中医世家，那时中医子承父业现象很普遍，反正政府并不规定行医必须持证，只要病家认可就行，若是没有本领治死了人，官司是不会吃的，因为法律中没有“非法行医罪”，但若是被死者家属砸了诊所挨了揍，那也没地方申冤。李贝空的祖父、父亲医技平平，但没有遭遇过被砸被打事件，李贝空也就继承祖业做了一名郎中，十七岁开始独立行医，开出的方子不必经父亲审阅即可直接让病家去中药铺照单赎药。二十岁上，做了三年中医的李贝空对西医产生了兴趣，进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西医医士速成学校”，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回国后重新行医，打出的牌子就不一样了：“学贯中西二道，西中双术齐施”。这种情况别说民国时期了，就是现在也不多见，所以最初确实吸引了一些患者，中西结合治疗也确实有一些效果。但若想根治毛病，那不管中医西医，都得凭真才实学，以及扎实的临床经验。这两点李贝空都缺乏，因此，辉煌了两三年，渐渐就门庭冷落了。
不久，抗战爆发，李贝空的一位当初公共租界“西医医士速成学校”的同学其时已是国民*党***队军**的军官，来沪招收医务人员。找到李贝空，说了说情况，李贝空正考虑关闭了诊所另谋出路，当下一口答应。到部队后，李贝空被任命为上尉军医。他在部队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员复**时已经是中校军衔了。不过，以当时大量裁减军人的情况，别说是中校了，就是将军退伍也得自谋出路。但这难不倒李贝空，他回到上海后，通过朋友用部队给的那笔退伍费做了几笔投机生意，十足赚了一票，然后以此为资金，做起了西药掮客兼西药商。不久，又娶了个富家女做老婆，身价顿升。
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一年好日子，其妻就因车祸瘫痪。李贝空的生意照旧，经济收入未减，但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轨道就大幅度倾斜了。李贝空请了佣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结交了几个女人，今天在“第聂伯旅馆”幽会的张凤琴就是其中之一。其时上海解放不过十一天，新政府还没腾出手来宣传“新社会、新风尚”，别说像李贝空这样轧姘头的，就是去*院妓**嫖娼也不受禁止。哪知，跟张凤琴开房间幽会固然算不上一回事，可是意外遇到抢劫，不但损失了手表、戒指等财物，还被迫开出了三千万元的支票。以当时的物价，三千万元可以在市区购置一幢两上两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买房，开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绰绰有余。所以，对于李贝空来说，损失是颇惨重的。不过，李贝空还是感到有些庆幸，因为女盗竟然放过了那纸提货单！
这张提货单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大约可值上百两黄金。那是什么商品呢？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开头已经交代过，那个时代，由于战争的原因，盘尼西林十分紧俏，而李贝空则属于上海滩极少数有渠道从海外直接购得盘尼西林的西药掮客之一。这张提货单上的盘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两天委托一位逃离大陆的朋友在香港代购的。先前李贝空遭抢劫时，最担心的就是女盗把提货单拿走，没想到对方拿出单子只扫溜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这也是他那么爽快地按照女盗的意思开具三千万元支票的原因，当时他只想她们三位赶快离开。
宋宝道听李贝空作了上述陈述，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仇家？”
“没有！不管以前行医也好，在旧*队军**也好，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滩做西药生意也好，跟别人打交道一向客客气气，从来不得罪人，有时甚至宁可吃点儿亏。老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嘛！”
“再问一个可能涉及你个人隐私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你的妻子瘫痪后，除了结交姘头，你是否还去过*院妓**？”
李贝空的神情有点儿尴尬：“这个……曾经有过。”
“你的妻子或者她的家人是否知晓？”
李贝空摇头，解释说其妻的娘家人早在年初就去了海外，沪上只有几门平时没有来往的远亲，他们不会关心其妻的情况，更说不上对其行踪进行监视了。
其实，宋宝道的思路已经触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怪他，因为前面交代过，他虽有从事警察职业的经历，但干的却是看守员；后来从事过情报工作，却跟刑事侦查不是一码事。所以，他这个专案组长此刻对李贝空的询问不过停留在本案的发生是否是其妻家族的报复行为上，没有跟前面已经发生的另外两起作案情节类似的抢劫案联系起来考虑。从这点来说，宋宝道的刑侦业务水平纯属新手上路。不过，要说这个新手组长此举纯属多余那倒也未见得，因为他在接下来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向一干刑警说了跟李贝空、张凤琴的谈话情况后，立刻有几个刑警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巾帼团”在十二天内连续作案三起，收获颇丰，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胆大妄为、精心策划之外，跟能够掌握苦主的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是分不开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三个受害者互不相识，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这三个人的准确信息的？
类似的问题，在第二起抢劫案发生后，专案组侦查员就曾经讨论过，但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的财产方面，没有从行踪这一块儿去考虑。现在发生了第三起案件，而且案犯是专门等着受害者出门幽会的时候下手的，那疑问就明显了——“巾帼团”是怎么知道三个苦主的行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