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最早来源于科斯在1937年的研究，科斯第一次强调理解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交易成本假定，利用市场作为一种协调机制是有成本的，而企业是促进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另一种机制。
但是交易成本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作为一种正式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公司生产或者采购某一特定部件的成本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企业的釆购决策是为了最小化这一总成本。
虽然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原因，市场供应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组件，但是使用时长需要大量的交易费用，如寻找可靠的供应商、签订合同、监测和执行合同，以及在合同期间与供应商进行协调，这些交易费用也可以称为外部协调费用。
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分解为协调成本和交易风险成本。协调费用包括交换信息和将这些信息纳入决策过程的费用，以及公司因通信渠道延误而产生的费用。交易风险是关系中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它导致决策和操作的日益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水平和收益分配的不确定性。
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的差异、不完整或不可执行的合同、关系特定的投资、潜在的供应商数量和资源控制的损失都是导致高交易风险的所有因素。
由于本地化因素(例如贸易壁垒、高运输成本或其他特定国家的因素)，公司倾向于在国外市场开发公司特定的资产，而这种开采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公司通常通过在其自身的设施中投资，而不是通过例如许可证将其投资于国外。
企业特有的资产越多，这一趋势就越强，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基于正在导出的公司资产的特殊性，间接和直接出口模式之间的选择。在交易成本理论下，一家公司将直接通过公司拥有的渠道进行出口，在该渠道中，要部署的资产对公司是高度独特的，并且在市场上控制产品的成本很高。该理论预测通过东道国媒介间接出口，其中市场控制成本较低。
交易成本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技术获取模式研究中，主要的争论在于技术的获取是通过内部研发还是外部获取，也就是“Make-or-Buy”决定的争论。使用交易成本理论探究在研发成本不同的情况下，企业会采用内部研发、合作研发还是外部购买。
罗群通过交易成本理论，探究了技术获取型的跨国并购控制权的影响因素。总之，技术获取的不同模式可以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很好地解释其机制。
技术转移理论
技术转移理论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技术跨国转移最早可以解释现有的外部技术获取现象。在对技术转移的概述中，将技术转移定义为“技术诀窍、技术知识或技术从一种组织环境转移到另一种组织环境”，除此之外，学者们对技术转让的定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技术转移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及其相关知识在两个不同实体之间进行转让。
技术转移是两个或多个社会实体之间有意的、以目标为导向的互动，在此期间，技术知识库保持稳定或通过技术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的转让而增加，因此，技术转移是两个或多个是体质健面向过程和有目的的互动，目的是增加转让的知识或技术。
国内学者也对技术转移的定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并且与技术扩散等概念进行了区分。对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技术扩散的定义更广，以及两个概念适用的范围也不一样。
最初国内对技术转移的定义与技术引进重叠，认为技术转移就是技术引进。技术转移涉及供方和受方两方面，技术转移的过程就是技术从供方转移到受方的过程，该过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都能发生转移。
技术转移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解释：技术差距论、技术转移选择论、技术从属论和技术适用论以及人才流动论。其中，技术差距论被使用最为广泛，正是因为不同国别或组织之间存在技术差距，技术转移才会发生。
技术差距是技术转移的必备条件，对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技术转移的发生有助于中国接触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发达技术。
目前，国内关于技术转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技术转移方式、技术转移政策、跨国间技术转移、跨区域技术转移、产学研技术转移和技术转移与创新或经济增长关系等。
吸收能力理论
吸收能力理论最早由Cohen和Levinthal提出，考察了企业识别外部新知识，并将其吸收消化应用于组织的能力。该理论认为，吸收新知识可使组织变得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且相比不吸收新知识的组织有着更高的绩效水平。
吸收能力对企业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企业可以吸收的新知识水平依赖于历史和路径。它是公司先前相关知识的一个功能。他们指出，吸收能力与组织学习有关，在外部知识的商业应用中很重要。
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决定或影响公司和行业层面的吸收能力的因素为文献做出了贡献，他们试图找到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
营销、研发和运营能力对公司的吸收能力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组织形式功能，部门或矩阵形式)和组合能力(即系统，协调和社会化能力)应被视为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此外，这些因素影响可以识别，同化和应用于商业用途的新知识水平。
通过引入“潜在的”和“实现的”吸收能力来重新构建了构造。在他们的研究中，潜在的吸收能力包括吸收能力构建的前两个维度(新知识的识别和同化)，并且实现的吸收能力包括最后两个维度(知识的转换和利用)。
他们认为，潜在的吸收能力使公司能够接受外部知识，但不一定有助于公司的盈利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吸收能力有助于公司努力开发新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用途。实现了与公司未来价值创造正相关的吸收能力，并影响公司的业绩。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改进吸收能力，以便能够成功地利用以前捕获的知识。
具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外部知识流动，促进创新成果。他们对来自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00年和2002年社区创新调查的2265家西班牙公司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吸收能力确实是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知识动荡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产业中。
早些时候，学者们讨论了组织学习领域及其与知识基础观的关系，组织学习中的概念与吸收能力的方面有重叠。组织学习考虑了在组织中获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以及探索新知识和利用所获得的新知识的过程。然而，对新知识及其开发的探索可能导致两个过程之间的动态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导致中小企业选择一个过程而不是另一个。
失败的新想法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寻找新的想法，这导致对新思想的进一步探索，利用可能被忽视的学习，这种情况被称为学习近视。如果将这种学习近视扩展到吸收能力的概念，企业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来获取有价值的新知识和信息，但实际上很少利用新知识。
另一方面，专注于获取知识的公司可能会获得短期利润，但可能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现有研究使用研发资本存量、研发强度和研发人员等指标作为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衡量。如，使用三组变量来衡量国家层面的吸收能力，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等。使用研发资本存量来衡量中国高技术产业层面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支出强度两个指标被学者们广泛用于吸收能力的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