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有供销联社，公社有供销社，大队有代销店，这就是我上小学时遍及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固定供销网络印象。
每个大队都设有一个代销店，一般配置两名供销员。我所在的七大队代销店就设在大队部。代销员是高伯儿，朱伯儿。高伯儿主要负责进货，朱伯儿主要负责卖货。
高伯儿又高又胖，面色发红，身板壮硕；朱伯儿又矮又瘦，患有哮喘，说话就喘，话里带着齁气。
高伯儿每周到公社进一次货。他拉着一辆板车，早上出发，下午归来，把从公社供销社拉回来的货品分门别类存放。先将香烟糖果饼干洗衣粉鞋袜之类排列到水泥货架上，再将油盐酱醋白酒煤油菜油汽油分装到地面的缸子坛子罐子木桶塑料桶里。
印象中，高伯儿一张白毛巾搭在脖子上，一边弯腰拉车，一边用毛巾擦汗。当他抬眼打量招呼他的路人时，面色红润，目光慈祥，像极了我在连环画里看到的英雄人物。
朱伯儿一年四季都窝在低矮的代销店里。有顾客时不慌不忙地选货，称货，递货，算账，收钱；无顾客时蜷缩在店内一把藤椅上，端着一杯茶喝，常年咳咳嗽嗽，但却瞪大眼珠子四处扫射，警惕地守护着集体财产。
高伯儿上货时，朱伯儿也不知道帮忙。每回货上完了，狭小的代销店里拥挤得高伯儿朱伯儿转身都困难。
代销店在唐太路边，房子是石棉瓦盖的平房，共有两进。前面一进是店面，长方形，内有高低两排货架；店面前有一个长约5米、高约一米、宽约半米的水泥柜台。晚上收工时，朱伯儿把铺板按顺序一块一块地通过柜台的凹槽竖起来，代销店就关张了。后进是一间单人房，一床、一桌、一堆杂物而已。高伯儿和朱伯儿轮流在里间值夜班。
我上小学了。学堂在云凌宫。学堂距我家有六七里地。代销店在去云凌宫的必经之路上，与学堂相距不到一里。学堂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的哨子声能够清晰地传到这里。
启蒙那天，我爸骑着自行车搭我去学堂登记。李老师在办公室外面同我爸说话。高年级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有调皮的把我爸的自行车铃铛摇响，有大胆的去搅自行车的脚踏板。那时在乡下，家有一辆自行车，比现在拥有一辆宝马或奔驰不知道拉风多少倍。尽管这辆自行车是我爸的同学以我爸帮助照顾其母亲为由换赠的（前面文字有过介绍）。
李老师当众考我几个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上来。李老师对我爸说“你这娃儿有点木哦”。想不收我，估计后来她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最终还是收下了我。
报名时要交三元钱学费。别看我爸骑洋马，却也只掏得出一元五角，其余的赊账。那些年，班里大多数同学都这样赊账读书。到年底生产队结算工分后，班主任照着欠钱学生名单逐家走家访收钱。
此生，父亲送我上学，这是仅有的一次。以后无论打霜下雪，还是狂风暴雨，都是各人自己走路去。那时所有同学也都这样的，即使家在十里之外，也不管你途中要过几条河，爬几道桥，拐无数弯，穿无数院。而且，一年里穿鞋的时间不到半年。记忆中在立冬前后，我都还是光着脚板走路上学。
上学放学后，每天早晚两次路过代销店。
高伯儿，打酒。
朱伯儿，买烟。
高伯儿，哪天上公社拉货？
朱伯儿，吃了没有？
来来去去的路人，去去来来的顾客，没有不与高伯儿朱伯儿打招呼的。
我记忆中代销店是24小时营业的。因为我读到三年级以后，常常在暗夜里从这里经过。印象中代销店房屋前斜斜地伸出一根木头杆子，最初挂一盏马灯照明；1975年公社水电站建成发电后，马灯变成电灯。远看，电灯如一颗黄瓦瓦的星星，通宵亮着。
李老师教了我两年后，县里给云凌宫分配来一个公办教师，叫蔡老师的。20多岁，飞飞的，骑一辆自行车，背上背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娃娃。蔡老师矮矮胖胖，笑起来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线了。她丈夫在外省当兵，她娘家在县城，她每周骑车回娘家一次，平时就带娃居住在云凌宫一间柴火房里。
庆幸的是，唯一的公办教师分配给了我班，成为我的新班主任。那时学校实行包班教学，蔡老师除了“军体”不教，音乐、政治、语文、算术、学农、学工全教。
蔡老师很凶，要打人的。我也挨过几回。但是，仿佛越打越亲近。住在云凌宫附近的同学，有一拨，放学后专门帮着带她的儿子兵兵玩耍；有一拨，帮着捡柴火挑水做饭扫地。
到了冬天，蔡老师组织学堂附近的学生天不亮就起来晨跑。我很是羡慕。有一天我早起，步行几里路赶去学校参加晨跑，遂被蔡老师接收为晨跑队员。后来蔡老师把哨子给我管，很多时候，我赶到操场吹响哨子时，连蔡老师都还没有起床。
就这样，我成为蔡老师的得力助手。放学后，我抱着全班同学的作业本到蔡老师的柴房当小老师判作业。蔡老师一边煮饭，一边哼唱革命歌曲。晚上我离开时，蔡老师会出几道数学题给我，叫我第二天早上抄写在黑板上，谁先到谁先做，每天公布做对的前10名同学名字。
蔡老师做饭途中，临时没了油盐啥的，便招呼我：君娃（课下她也叫我小名），去代销店给我买点东西。
说罢从抽屉里掏出一角两角递给我，我便当起了采购员。很多时候，代销店已经关门了，但门内的灯始终是亮着。我在外拍门板：朱伯儿，买东西。
就见门板开了一扇，朱伯儿的脸出现在灯影里。
我小学毕业离开蔡老师仅仅6年后，分配在邻乡的一座寺庙学堂里当老师。我教学的很多做法，几乎就是复制了蔡老师。我确乎觉得这竟然比我在中师三年的专业所学管用得多。
除了帮蔡老师买东西，代销店我是很少光顾了。因为我在读一二年级时，代销店曾给我留下至今难以释怀的伤痛。
一次是宽宽娃挨打。刚上学那会，我们生产队一起上学的9位小伙伴，谁也拒绝不了代销店的甜蜜诱惑。放学后，我们趴在店前的水泥平台上，看朱伯儿高伯儿卖东西，每当看到他们拿糖果，拿饼子给顾客时，我们的眼睛如钉子一样盯紧那些东西，嘴里忍不住冒口水，肚子叫得像雷鸣，嘴唇把空气品咂出声……
后来有几次放学路上，宽宽娃、刚刚娃、露露娃嘴里都有了糖吃。走在他们身边，闻着他们嘴里泛出的香气，我对于糖的诱惑，已经毫无*制抵**力了。
有一回，我身上不知道怎么有了一分钱，但买一颗糖还是不够。刚刚娃老练地说，可以买到几块尖尖糖。
第二天，刚刚娃果然用这一分钱帮我买到了几粒尖尖糖。其实这个尖尖糖是那时专门给小娃娃打蛔虫的驱虫药。因为它也是甜的，虽然甜得不如糖那么纯正，但一点一点地舔着，那滋味也是够美的。
尖尖糖便宜，因为这一点，当年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大多数把它当零食享用。
至于买饼子吃，那是不敢想的。
有一天放学，我与宽宽娃同路。走到半道，他竟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饼子，轻轻揭开油浸浸的纸，掰了一牙给我吃。
我得承认，这是此生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饼子。
后来，宽宽娃悄悄告诉我，可以偷家里的米换饼子吃，二两米换一个饼，朱伯儿那里在收米。
宽宽娃的做法是，每天上学前，从米桶里抓一把米藏在书包里，两三天就可以凑够二两换一块饼子。
自从晓得这个办法以后，我每天晚上都怀着做贼的心思观察父母，无数次想象着如何偷米，如何换饼子，如何不被发现，如何在发现时撒谎……很多次，我已经抓一把米装在书包里了，终是又倒进米桶。
那学期快结束时，宽宽娃偷米还是被父母抓获。宽宽娃的伯把他捆着吊在两棵树之间的横杆上，用绳子抽打宽宽娃。那晚的动静很大，各家的大人都牵着自家小孩去现场受教育。宽宽娃的伯把宽宽娃打到口吐白沫，宽宽娃的妈上去阻拦，宽宽娃的伯一脚把她踢飞在地，用最下流的话骂她，说她给他们家下了一个贼娃子……
那晚，很多偷米的孩子回家后都被打了。我虽然没有偷成米，但心里的惊吓不亚于那些挨打的伙伴。
其二是我的挨打。第二年的冬天，我家遭火灾，房屋家具全被烧光。幸好那时我小幺舅已经开始闯荡社会，有一定出息了，他带着徒弟来我家帮着盖新房。爸妈也成天忙活在工地上。
一天我妈给我两块钱，叫我放学后从代销店买油、盐、酱、醋、粉条、带皮。
那天我带着瓶瓶罐罐大包小袋去上学。怕钱掉了，特意把钱夹在语文书里。上语文课时，时不时就要捏一捏。
下午上课时，翻开语文书，发现两元钱不见了。这可吓着我了。
那天是怎么回到家的，已经记不起。只记得我走到我家林盘院外的水沟边，再不敢往家里走一步。在水沟那里磨蹭到天黑，我妈出来找我。看我空手而归，上来就是一巴掌。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第二个宽宽娃，而且比宽宽娃还凶，敢直接偷钱。
母亲一定要吊打我，并审问我还招待哪些人吃了，她要去叫人家吐出来。我的辩解和哭声并没有换来母亲的轻饶。
虽然我爸和做活路的叔叔都拼力劝着我妈，但那天我妈还是把我打得屁股肿起。记得后来我不哭了，我妈反倒哭了。
第二天上学，我半蹲着，不敢坐板凳。同桌的吴明贵问我咋个回事。我便告诉他我挨打的原因。
他这才告诉我：昨天放午学时他看见我语文书里的钱掉到桌子上，就趁我不注意时捡来交给李老师。本来是想，他获得李老师的表扬，而我又取回钱。
大队代销店具体是哪一年消失的，现在已经记不得了。高伯儿、朱伯儿后来怎么样了呢？
其实，朱伯儿女儿大琼一直是我同班同学。按说，她伯是代销店代销员，在那个年代，她完全可以像小公主一样骄傲。但我从来没有见她有过特殊，比如穿着、中午搭伙吃饭，都与我们一样。她成绩好，腼腆，寡言，少动，属于标准的乖女孩。我们从小学读到初中一直同班。读书时我应该尝试过同她搭讪，估计最后都自讨没趣。同了几年学，居然从未说过一句话。
造化真的弄人。80年代，大琼考上令人羡慕的成都市重点中专财贸学校，毕业后竟然分配在县内一个大镇的供销社工作。子承父业的命运，有时想摆也摆不脱。
当然，80年代能够在供销社工作，仍然是众人所羡慕的。只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供销社职工便开始分流、下岗。
几十年间，无论小学还是初中同学，都时兴举办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范围的同学聚会。在我的印象里，大琼同学从未参加过一次。无论在她职业的光鲜时期，还是不那么光鲜时期。
她的父亲朱伯儿，听说多年前就过世了。
（图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联系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