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几乎家喻户晓。1974年，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厂寻找适合深层埋藏储油罐的地方，选中了丰台区葆台村的两个高大的土坡子。石化厂请来了北京市地质勘测处进行钻探勘测，发现土坡深处的土层里，竟然有许多木炭、白膏泥和古钱币！
刚好，地质勘测处有个业余考古爱好者叫孙秀萍，她马上联想到了长沙的马王堆汉墓。
1972年至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先后发现了3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号汉墓出土的“千年女尸”，距今2000多年依然形体完整，肌肤润泽，部分关节甚至可以活动。“千年女尸”之所以不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王堆汉墓采用了木炭、白膏泥密封法保护墓室。
孙秀萍立刻打电话报告北京市*物文**管理处，接电话的是文管处三队的马希桂。2013年，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马希桂这样回忆，“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接了一个电话，他们（地质勘测处）也听说过马王堆有木炭、白膏泥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想到，有木炭这些东西，别是墓什么的。挺负责任的。”
马希桂他们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对工人师傅关心、爱护*物文**,主动反映情况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并请他们注意观察,保留现场,等候考古人员前往解决处理。
当天下午, 马希桂就委派鲁琪、朱志刚两同志前去。他们到达现场后,认真听取了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实物。钻探地点原来是两座高9、南北长100、东西宽80米的沙丘,上面满布野草和酸枣树。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6.5米处的5号钻孔,钻到厚约50厘米的木头、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鲁琪和朱志刚两凭着多年考古实践和经验,考虑到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保护古墓所用木炭和白膏泥的作法,初步断定,这里可能存在着一座古墓。
当时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是准备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样,既隐蔽又安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现在是先期进行钻探,一旦上马,则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对方希望考古部门尽快做出能否在此进行工程的答复。这就要求马希桂他们必须极早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工程的选址和开展。
为此,在6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物文**保护的原则,广泛交换了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意见。如果最后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的话,从考古与保护需要考虑,是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的。至于发掘以后,能否仍在这里施工,要看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需要谁为谁让路,就要从生产的需要和*物文**的保护价值决定。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
马希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参与过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为了摸清情况，接到施工单位的信息后，考古人员迅速前往，文管处请地质勘测处补打了13个探测孔，这次除了木头、木炭和白膏泥，7号孔探出一枚汉代五铢钱、一块带漆皮的圆木头。7月13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德吴**指示：“尽快做好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
五铢钱是汉代的铜钱，莫非像马王堆一样，这里也是一座大型汉墓？
时任国家*物文**局局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第三研究室主任苏秉琦，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等，纷纷被请到了现场。最终，考古大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
1974年8月7日，“北京市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由市委书记黄作珍担任主任，开始进行发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如下：协调北京卫戍区4561部队工兵连参加发掘工作；邀请广州、河南的考古专家赴京指导发掘工作；协调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好相关技术专家（万一出土古尸，可以及时处理）；向市计委争取10万元发掘费，购置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请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好拍摄准备。
1974年8月19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前先要进行钻探，这个工作由从河南安阳赶来的三位钻探师傅主导，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探工。其中一位师傅，三十年代曾是一位盗墓者，参与过司母戊大方鼎的盗掘。不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加入了文保战线，洗心革面开始重新工作。
另外，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第三施工处承担施工任务。他们派两辆铲运机,一台推土机和5到7辆翻斗车,在发掘组的指挥下,参加大葆台汉墓封土的清运工作。自8月27日起,这些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岗公社改良砂质土地。这时,发掘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发掘现场,注意观察,一旦发现*物文**或考古现象要及时记录和提取必要的资料。在封土中陆续出土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36件。这些遗物可能都是随土而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蚌镰、红陶绳纹纺轮、灰陶纺轮、双翼铜镞、三棱铜镞、铜盖弓帽、燕明刀和铜削刀等。
9月2日,拉铲机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1米处,发现一件无底夹砂红陶罐。3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地点发现数件夹砂红陶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有烟薰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并非乱扔到封土中的,而是有意识堆放在一起的。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识放的祭物,当时尚难断定。9月4日,距封土顶深1.20米处,出土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啰,长14、宽5厘米,保存完好。我们认为,无论夹砂红陶罐或铁口啰都应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
随着封土的清运,不断在封土南部发现一些金代遗物,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汉白玉残菩萨坐像、金大安三年(1211年)承信校尉守玉画县醋务总监大公墓碑、兽面纹瓦当、沟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1.50米发现一具马骨架,在马架旁出土一枚金“大定通宝”和一些金代碎瓦。马头已不在原位,一支腿也放在马脊椎上部,当不是很正规埋葬。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
1975年4月,在发掘二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一些金代遗物。 上述种种说明,汉墓封土曾被金代建筑所破坏。是什么时候破坏的呢?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在《析津志》中找到如下一段记载:“葆台在南城之南去城三十里,故老相传,明昌时李妃避暑之台,无碑志,有寺甚壮丽,乃故京师药师院之支院”。“明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所以这个遗址可能就是“李妃避暑之台”。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细致周到，发掘进行得很顺利。9月27日，墓口、墓道的位置就已经全部探明。经过初步探挖，考古工作者了解到，大葆台的这座沙丘是墓葬封土，它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现存残留封土依然高8米，底部直径东西50米，南北90米。初步估算，现存土方约36,000立方米。这些封土后来在机械化设备配合下，用了一个月被陆续清走。之后，清理墓道内填土的工作马上开始进行。但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坏消息：探工师傅们在清理填土时发现，有一处土层明显出现扰乱。
进一步钻探，一个直径2.5米的盗洞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从盗洞内的填土中，清理出一件鎏金铜辅首和20枚五铢钱，铜辅首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缠绕的痕迹，这些应该都是盗墓留下的残迹。盗洞的出现，说明墓葬很可能已经被盗，围观的人顿时有些扫兴和失望。但考古工作者知道，发掘不是寻宝，不能只看墓内有无*物文**。墓室结构、棺椁和葬制，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科学资料，也是考古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且，这么大的墓，盗墓贼也不太可能盗得干干净净，因此发掘工作并没有因为出现盗洞而有所松懈。
随着清理工作继续进行，人们发现盗墓者从盗洞进入后，移动了墓室西北角的几根条木，在这里遗留了一把铁刀。进一步勘探发现，盗墓者还把北侧内外椁的壁板搬到了西侧，还在墓室一角凿了一个方洞，并遗留有一把铁凿。
随着填土被一点点清出，考古人员吃惊地看到，墓室内的大部分“条木”和扁平立木都有焚烧过的痕迹。这表明，这座墓不仅被盗，而且盗掘后又被焚烧，很可能是为了销毁证据。不过，大火因为缺氧，烧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熄灭垒，所以墓室内大部分木结构都得以幸存，这才有了后续的重大发现。不但墓室被严重破坏，墓主人的尸体也已不在棺内，而是被拖至棺外、头东脚西放在内椁底板上，但骨骼尚未散乱，在死者颈部还发现了一段残绳，应该是盗墓者在向外拖拽尸体，搜索死者身上的随葬品时遗留。这说明盗墓者进入时，尸体的肌肉尚未腐烂（能够整体拖动）。据此可推测，此墓被盗的时间，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的战乱时代。
1974年10月4日国庆假期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息的考古人员都返回了发掘现场，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又经过一周清理，墓室内最壮观的部分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也是大葆台汉墓最有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大量条木垒成的墓墙。纵观整个墓室，四面都用一种“条木”层层垒起，而且“条木”全部头向内，墓墙南面还留有一个木门。
虽然历经千年，但这些条木依旧坚硬如新，呈棕褐色，有的木料表面还可以看到一层淡黄色的树脂油，散发着木质的芳香。工作人员还在成堆的木料中发现了一根木简，用墨色书写一行汉隶：樵中格吴子运。这应该是运送木料的商人所留。
这块木简带有文字，是非常珍贵的实物。用来垒墓墙的“条木”规整平直，表面还进行过打磨，在一些大条木的两边端头，还能看到十字形墨线，这说明西汉木工已经开始使用墨斗之类的划线工具了。据工作人员推测，按现有高度共有条木大约14,000根，约合122立方米。最大的一根条木重达32公斤，用料之多令人惊叹。面对用木头层层叠叠垒起的四面墓墙，考古工作者也很茫然，不知此为何物，因为这种墓墙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1974年10月8日开始，发掘工作进入了墓室内部清理的阶段。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在现场进行了考古摄影和新闻录像，留取了必要的资料。由于墓葬已经被盗，所以并没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出土太多*物文**。即使这样，在清理中仍然整理出数百件随葬品，其中很多是零散的器物碎片，不过也有一些是不失珍贵的*物文**。
一号墓墓道内的车马坑，这里发现的殉葬车马均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真车马。
1号墓(地宫)，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平面呈“凸”字形，为土坑竖穴墓，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距地表4.7米。墓穴的面积达417.6平方米，甚至比清乾隆皇帝的墓穴(300平方米)还要大！地宫使用的是“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用御**的最高级葬具体系，史称“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从最外层的黄肠题凑往里走，就是前室，也叫“便房”，象征帝王生前起居玩乐的地方。前面是一张宽大的黑漆朱彩的坐榻——当时没有椅子，更没有沙发，贵族们就在榻上面坐。便房北面是后室，是放置墓主棺椁的地方(椁字念“果”)。棺用来盛放墓主遗体，椁则是保护棺的一个套子样的空间。先秦时期通常是在地面掘一个土坑，在坑内铺设地板、搭建四壁以及顶板，这就是最早的椁。后来伴随着墓室空间的扩大，椁才逐渐成为保护棺的套子。上古时期的人们往往用梓木为帝王制作棺椁，所以后来帝王的棺椁也叫“梓宫”。
墓道内随葬有3辆木质单辕车和11匹马，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真车马。按照汉廷的仪制，这种马车叫做“朱斑轮青盖车”。墓室的顶部和底部是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的——白膏泥可以隔绝空气，木炭可以防潮。
当年，地宫主人身份的确定，还颇费一番周折。最初，人们注意到了墓中棺椁的形制：三棺二椁，共有五重，正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葬制。可是，诸侯王为什么可以采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天子之制”呢？据《汉书》记载，当时的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显然诸侯王也可以享用天子的葬制。
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上，刻有“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等字样。西汉共有12位燕王，在位24年以上的只有四人：燕康王刘嘉，26年；燕王刘定国，24年；燕剌王刘旦，38年；广阳顷王刘建，29年。显然，墓主人只能是他们四人中的一位。地宫出土了许多五铢钱，史载，这种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刘嘉死于公元前151年，刘定国死于公元前127年，当时还没有五铢钱，所以他俩不可能是墓主人。刘旦之墓戾陵在今天的石景山区，他根本不可能葬在大葆台。排除了上述三人，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揭晓了：广阳顷王刘建。他是汉武帝的孙辈，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5年在位。如此说来，大葆台汉墓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是弥足珍贵！
我国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实物在1号墓地宫中，最为珍贵的发现是“黄肠题凑”。当年，在挖掘时，考古人员沿着古墓的顶部向下清理，越往下面，条木越多，大多向外倾倒。这些条木非常规整平直，表面打磨比较光滑。进一步发掘后，人们看到，墓室四面都是用条木层层垒起，端头向内，形如木墙，南面正中有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杰先生根据文献记载，提出应是“黄肠题凑”。
《汉书·霍光传》记载，老臣霍光死后，汉宣帝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唐人颜师古给这一段做注释时，引用了汉末魏初学者苏林的解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刘昭也注释过“题凑”一词：“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据此可知，“黄肠”强调的是材料和颜色，也就是黄心的柏木；“题凑”强调的是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也就是木头的端头向内排列。合起来解释，“黄肠题凑”是用黄心柏木，按向心方式致累而成的厚木墙。这种葬制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议，但在西汉盛极一时，已是公认的事实。
大葆台西汉墓发掘人员合影
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系国内首次出土，它填补了汉代葬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它由10厘米×10厘米×90厘米的柏木14000余根叠成，约合木材122立方米，简直相当于一座森林！柏木堆成的木墙高3米，厚0.9米，总长42米多。排列方式上，南北两端为南北向纵垒，东西两侧为东西向横垒，四角连接处南北壁黄肠木两头直接顶靠在东西壁黄肠木上，这样从内侧看，则四壁均为木头，即题凑。
但是，“黄肠题凑”加工的难度很大，所耗费的人力、财力都很多。而且，和坚硬的石头相比，柏木并不能做到不朽不腐。因此，东汉以后这种葬制逐渐走向衰落。河北定县发现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已经改用石材做题凑。“黄肠题凑”终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两千年后，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鎏金青铜兽面铺首在大葆台1号墓黄肠题凑木墙的正南方，设有一个门，宽3.6米，高3米，门上装着图中所示的鎏金青铜兽面铺首，高24.5厘米。所谓“铺首”，其实就是门上的拉手装饰件。为什么要做成猛兽的形状呢？很可能是为了镇凶避邪。据学者考证，这种样子的铺首，是从青铜器上的兽面衔环耳演变过来的。
既然介绍这只铺首，就得说说青铜。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合于铸造各种器具。中国使用青铜的历史年代久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在夏、商、春秋和战国早期，青铜器更是盛极一时，大部分用于铸造礼乐器和兵器，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大家熟悉的司母戊大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铸造于商代的青铜器。
到了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青铜器的数量减少了，但工艺并没有退步。大葆台西汉墓里的鎏金青铜兽面铺首，不仅采用了青铜材料，而且在器物上做了鎏金处理。所谓“鎏金”，就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漆，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面不脱。鎏金技术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后来也有“金涂”、“黄涂”、“火镀金”等不同的称呼。经过鎏金处理的青铜兽面铺首，造型威猛粗犷，鎏金熠熠生辉，是一件做工精良的艺术品，在古墓的出土*物文**当中格外引人注目。
“渔”字铁斧西汉时期，青铜器已经走向衰落，铁器得到很大发展。在大葆台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号墓当中的“渔”字铁斧。
乍一看，这把斧子没什么新鲜的。斧柄因为是木质的，经过两千多年时间，早都烂掉了，只剩下孤零零一个斧身。斧身呈梯形，两侧略带弧形，上面有铸造的痕迹，为铸铁产品。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斧子的一面有个凸起的“渔”字——这是渔阳铁官作坊的标记。渔阳郡的故城，就在今天北京密云县的西南。学术界认为，这一发现是西汉“盐铁官营”政策的重要证据。
大葆台一号墓发掘现场
西汉初年，统治者对盐铁业采取自由经营政策。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和铁，并且设置行政机构进行具体管理：在中央于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事业；在地方各郡县设立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产销。在铁器方面，官府直接组织开矿冶炼、铸造器物及销售，控制了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渔阳郡的铁官作坊，正是在那时设立的。大葆台出土的“渔”字铁斧，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换一个角度想想，在斧身标上代表产地的“渔”字，是不是也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先民，就已经有了“产品标志”的意识呢？
透雕双面刻墨玉舞人饰件玉是一种矿物，分为硬玉和软玉，质地细而有光泽，可用来制造装饰品或做雕刻的材料。中国有着悠久的玉文化历史。北方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6000年-5000年)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造型精巧，形态传神。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5250年-4150年)当中，也发现了不少玉琮、玉璧、玉钺等，造型严谨，对称均衡。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儒家学说兴起后，崇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理念，玉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内涵。到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用玉殓葬，是中国古代厚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非要把好端端的玉器埋到墓里去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人认为玉是致密温润的，能够保证肉体不腐。此外，以玉殓葬还可以炫耀财富，显示墓主人尊贵的地位。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出土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金缕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100克，这一发现轰动了海内外。
同是西汉诸侯王，既然刘胜死后能穿金缕玉衣，那么刘建呢？大葆台汉墓是否出土了金缕玉衣呢？遗憾的是，由于墓室早年被盗，考古工作者只找到了部分玉衣残片，以及一件嵌玉的龙头枕。不过，凭借这些发现，足以判断出墓主人下葬时身着玉衣。
虽然没能找到完整的玉衣，但是大葆台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遗憾。图中这件*物文**，就是透雕双面刻墨玉舞人饰件，简称“玉舞人”。它出土于2号墓，墨玉质，扁平长方形，高5.5厘米，上端为圆角，两面皆以镂雕线刻舞俑人像，身着长裙，弯腰甩袖，可谓灵动飘逸、栩栩如生。玉舞人的上下端各有一个小孔，便于穿系和悬挂，属于装饰玉。
透雕螭虎玉佩中国古代虽有众多的玉器，能经常戴在身上的却只有玉佩。《周礼·玉藻》有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显然把玉佩上升到了礼法的层面。战国、秦汉时期的玉佩繁缛华丽，显示出佩戴者的尊贵与威严。这件透雕螭虎纹玉佩，出土于大葆台2号墓墓室的东北侧。白玉质，圆形，直径7.1厘米。玉佩使用透雕技法，上部镂空成樱花，中间镂雕一只盘曲螭虎。所谓“螭虎”,身形如虎,为螭与虎的复合体。虎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螭又是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云：“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说白了就是无角龙。螭为阴，代表地；虎为阳，代表天——合为螭虎，意指天地合,阴阳接，象征着皇权与吉祥。
中国古代，螭虎在玉玺和璧上最为常见，在秦汉时期最为流行。玉佩上的螭虎，用阴线条刻出其身形，均两面刻，形象朴素而生动。玉佩边缘阴刻两圈弦纹，中间夹以双弧形纹，显示出精细的雕刻技艺。
鎏金嵌玉龙头枕现在我们都知道，睡觉的时候要枕着枕头，要不然就会非常难受。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颈椎有一个前凸的弧度，称为生理性前凸。枕着枕头睡觉，可以使颈椎维持正常的生理弧度，处于放松休息的状态。原始人虽然不懂现代科学，但他们已经从实践中总结出了舒服的睡觉姿势，用石头或草捆等把头部垫高——这也是枕头的原始形态。到战国时代，枕头的制作已经相当成熟。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个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漆木床，床上就有竹枕。
大葆台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鎏金嵌玉龙头枕。枕头的主体部分为木制，两端为龙头，用水晶作眼睛，用青玉作牙、舌及双角。两个龙头做出伸舌蹲坐的姿势，造型格外生动。这件龙头枕规格很高，是和金缕玉衣配套使用的葬具。不过，它的高度达到了20.5厘米，看来也只能作为一个葬具，象征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如果刘建生前就枕着它睡觉的话，非得落枕不可！
缠丝玛瑙饰件玛瑙是一种矿物，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有各种颜色，多呈层状或环状，一般为半透明或不透明，质地坚硬耐磨，可做贵重的装饰品。中国人很早就对玛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代以前的古籍中，常将玛瑙称为“琼玉”或“赤玉”。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中出土过玛瑙杯和玛瑙珠，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山东莒南大店春秋墓以及南京象山东晋墓当中，也都发现了玛瑙珠。
缠丝玛瑙是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因相间色带细如油丝，所以称为缠丝玛瑙。有的红白相间，有的蓝白相间，有的黑白相间，或宽如带，或细如丝，甚为美妙。图中所示的这颗缠丝玛瑙饰件，出土于1号墓后室北面内椁底板上。玛瑙近似长方形，长6厘米，底平面微鼓，表面琢磨极其光滑平整，左侧有一片花形鸡血红，流美艳丽，为整个玛瑙增色不少。
为保护这座珍贵古墓，1979年开始建立北京市大堡台西汉墓博物馆，由大葆台一号墓室复原陈列、大葆台一号墓殉葬车马陈列、大葆台汉车复原陈列和大葆台一、二号墓出土随葬器物陈列4部分组成。
大堡台西汉墓博物馆于1983年12月对外开放。
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云题凑，是汉代天子的葬制。外回廊各宽1.6米，平面呈回字形，两端与甬道相通，回廊内埋有牲畜和陶甬。墓室外保存一组殉葬车马，有3辆彩绘朱轮马车，马13匹。此墓早期被盗，但仍出土陶、铜、铁、玉、玛瑙、漆器、丝织品等400余件，其中渔阳铁斧是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的实物见证；鎏金兽面铺首、嵌玉鎏金龙头枕、龙凤玉璧、螭虎白玉佩、墨玉舞人、缠丝鸡血红玛瑙等为汉宫珍。
墓室结构图
1983年12月1日，在一号汉墓原址上建成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北京市第一处也是唯一一处对外开放展示的汉墓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