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张桂香，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今年83岁。疫情3年，年年都商量着给娘办一场像样的寿宴，可惜年年都没能实现。
上世纪60年代，我娘嫁给了一个穷书生，那就是我爹。那时候我爷爷家还住在支漳河的河道里。1967年涨大水，我娘一只手扶着顶在头上的包袱，一只手紧抓着坐在木头盆里的我大姐，蹚着没过胸的洪水，逃到了支漳河的南岸。夜里躲在一个茅草屋，四周荒无人烟，风像哨子一样咆哮着，忍饥挨饿、缺衣少穿……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我至今也无法想象，但是娘熬过来了。
十几年间，哥哥、二姐和我相继出生，家里四个孩子要吃要穿，加上年迈的爷爷奶奶，娘柔弱的身躯，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爹在一所学校教书，工资少得可怜，根本补贴不了家用。即使这样娘也从来没有说过苦和累，她的坚强一如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妇女。
后来，我们家陆续分到了责任田，娘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娘说，第一次大队分果树，我们家分到三棵，一棵大树，结的苹果叫小国光；两棵小树没挂果，不知是啥。那一年，娘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把那棵小国光树照顾得周周到到，收获时节，竟然摘了2800斤苹果，这消息当时在我们村炸开了锅。
我们家南地种的棉花，有次我跟着娘去摘棉花，当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时，我们摘了整整两个大卧单（将一个很大的单子缝成布袋）。娘说：“你先在这看着，我回家送一趟。”我点点头。天完全黑下来时，我听到了娘匆匆的脚步声。娘弯腰扛起大卧单，我一溜小跑后边紧跟着。我看着前面，只有一个大卧单和娘的双脚在快速移动。
晚上，娘坐在煤火台前，点着灯，做棉衣、纳鞋底、摇纺车，那纺车的嗡嗡声常伴着我入眠。全家人穿的都是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们没有穿过脏衣服，没有穿过露脚趾头的鞋。记忆中娘就像一个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陀螺。
娘在北地种花生、红薯。秋天收获后，挑一个月光好的晚上，娘把苹果、花生和红薯装满箩筐，让我们送给街坊邻居。那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会有意外的收获。记着有一次邻居回赠了一筐鸭梨，我和二姐一出人家的家门，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娘特别神奇，谁家爱吃苹果，谁家想吃花生，谁家想得到红薯，她都了如指掌。
记得初一下学期开学季，我和村里几个同龄的孩子玩疯了，说啥也不肯去学校。娘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娘说：“啥都能依你，就学习不中。”开学那天，我被娘押着进了教室，看娘赔着笑脸和班主任说话，还将一大袋子红薯粉条双手给了班主任。从此，我发誓，好好读书，因为心疼那一大袋子红薯粉条。现在我有自己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很感谢娘！
娘去过香港、到过澳门，游过江南，目睹过*安门天**升*旗国**。娘登过飞机、乘过高铁、坐过小轿车。可娘说，都没有去地里干活舒坦。
早上给娘打电话，爹接住了，“我娘呢？”“你娘扛着锄头去地里了。”83岁的娘又去地里了，好吧，只要娘乐意。
这就是我娘。
□申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