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方历史说

编辑|远方历史说

前言

战后几十年形成的雇佣惯例仍是传统日本企业的一个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与实际情况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认为“最好的工作”仍然是社会关系良好的知名企业的正式雇员。

雇佣惯例

“知名”大学的毕业生进入这类公司的上述职位，在各种岗位工作大约20年，在构建强大人际关系网络的同时学习公司业务的所有方面，然后开始在公司一步步往上爬，同时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稳步提高。升到顶层后——也许是部长、事业部长、董事、常务董事、专务董事或社长——一个人可以通过在子公司或附属公司担任一些清闲但享有声望的职位而体面地退休，并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日本东京大学

对许多公司而言，资助这条职业道路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同时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也不想接受上面描述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工作热忱要牺牲家庭生活和其他兴趣：很多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面临这种取舍。在日本更特别的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把职业发展的所有决定权都交给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不愿耗费一生最好的时光去学习各种肤浅的一般管理技能，而是希望通过多年浸淫在自己喜欢和最合适的事业里掌握真正的技能。

日本的年轻人完全了解，软银和乐天等公司公开鄙视日本传统的职业道路，也不保证终身雇佣。一个世代以前，一张印有这些公司（更不要说外国公司了）名字的名片，代表的不是“失败者”就是“庸才”，尤其是当你想娶一位美丽又有修养的女性，或者要让孩子进入知名幼儿园时。

乐天

但今天，Gree这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会公开受到赞赏，更不要说苹果和谷歌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公司看重的是专业性和积极性，而不是日本当权派那种随波逐流的心态。如果可以选择，许多日本年轻人为了获得经济保障，仍然会选择旧式公司或官僚机构的“终身雇佣”之路，而不是“隐形冠军企业”或外国公司充满风险的职业道路。尽管如此，他们许多人知道那种选择是不存在的。在日本，没有特定专业技能的人有薪水可预见的稳定工作，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

当然，发达国家的好工作岗位也在减少，随便看一眼晚间新闻便可知道。在当今世界，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为工业产能提供了太多资金。数百万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渴望并且有能力从事迄今为止在日本、欧洲和美国完成的工作，而薪水只是后者的零头。

掠夺性金融部门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玩摧毁了数万亿美元财富的游戏，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成千上万的年轻失业者走上雅典、马德里和罗马的街头*行游**，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则互相空喊就业口号。随便翻翻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就会看到它提出的警告：利润下降最终会暴露资本主义的矛盾。

罗马

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对于发达国家或多或少的企业都在面临的状况，日本企业做出了怎样的反应。迄今为止，美国工业界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理念和大规模裁员的做法，在日本是行不通的。日本也没有欧洲福利国家那种明确的社会安全网。社会福利在日本一直被视为一种企业责任，这种责任得到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认可。在日本解雇人现在仍然很困难——不仅因为法院和官僚机构本质上不允许这么做，也因为在日本的体系中，解雇员工就等于公开承认企业有财务困难。大部分日本公司只有生存出现问题时，才会而且才能这么做

日本临时雇员

老牌的日本公司通常不会解雇员工，而是实施“自愿”退休计划，即劝说40岁左右的受薪雇员离开公司，同时一次性支付其一笔可观的薪酬。它们越来越依赖临时雇员来填补较低级别的职位，这些临时雇员通常是由职业介绍所提供的。这些雇员现在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而1984年只有15%。这些数字接近法国等国家的水平，在那些国家，由于法律和社会限制，很难解雇全职的正式员工。

日本员工

“自愿”退休和临时雇员都会带来问题。必须为某一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自愿退休。通常，正是那些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人最终离开了公司（很多时候，他们去了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的公司，尤其是工程师）。那些留下来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这些担忧是有根据的，这是几十年来为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打造的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的遗留问题。结果就是日本人所说的“窗边族”（窓際族）。这个词是指在日本的办公室里，工作分量最轻的人被安排在离中心的指挥控制岗最远的位置上办公。通常，窗边坐着没精打采的老人，他们终日整理文件和翻阅报纸，按月领取工资，因为公司不能解雇他们，而他们也找不到其他工作。

“窗边族”

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依赖临时雇员，社会稳定以及在现代日本经济的成功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职场默许假设都隐然受到了致命威胁。被称为“终身雇用”的整套人事管理方法构成了高速增长的关键体制之一，除了其他方面，它还鼓励管理层进行长期战略思考，因为最重要的管理目标归结起来就是确保几十年后仍有工作。

确保职位依然很重要，但并非“所有人”的工作都优先考虑，更确切地说，优先考虑的是那些仍受终身雇用协议约束、比例不断缩减的雇员（主要是较年长的男性和数量不断减少的仍能获得“终身”职位的年轻同行）的工作。

日本员工

日本的体制始终存在剥削成分，但这种剥削过去大多发生在供应商和供应商的供应商群体之间，它们是日本工业机器的减震器。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压力下，这些公司的工作条件可能接近狄更斯笔下的场景——很重要的例外是有经济保障。工人可能要忍受长时间的工作和几乎无止境的要求，但即便是每个季度都勉强维系的小公司也不愿意解雇员工，除非它们别无选择。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它们更大的客户会提供一些援助，尤其当它们是大公司的企业联盟或集团公司的成员时。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有些是现实因素，有些是情感因素。一家公司如果未能拯救“它的”供应商，就会被自己的客户和银行怀疑陷入财务困境。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最终结果都是某种程度的经济安全。

但这一切都在崩坏。在新千年的头几年，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发现自己陷入了双重竞争：一方面是邻国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是硅谷带着手机、便携式音乐*放播**器和高端笔记本电脑等热门的新奇小玩意儿扬长而去。削减成本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电子产品芯片

大公司放弃了它们在日本的传统供应商，转而在中国和泰国等国开设新工厂。但当涉及自己的雇用惯例时，大公司不能或者不会解雇其正式雇员，因此只好实行“自愿退休”。核心员工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只好停止雇用新的“正式雇员”，代之以临时雇员——他们和正式雇员基本上做同样的工作，但薪水是后者的一半（假如把未来的收益转换成现值，甚至会不到一半）。正是这些人在日益受到剥削。过去的减震器是名义上独立的小公司，现在正被低薪、超时工作的临时雇员所取代。

还有更糟糕的做法。所谓的“黑企业”指的是那些假装提供永久职位但其实无意真正实行的公司，有关它们的故事到处流传。这些公司吸纳年轻人，但要求他们从事高要求、高强度的工作，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拿着最低工资的新员工。

临时雇员的激增以及对渴望“终身”就业保障的年轻工人赤裸裸的剥削，造成了一个宏观经济陷阱和社会学陷阱。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需求不足一直阻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因为当时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收入开始超过日本的需求。我们也看到，试图用投资取代出口以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结果带来了泡沫经济灾难及其后遗症。如果没有强劲的国内需求，日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健康。部分日本经济决策者了解这一点。比如，于2012年11月上台的安倍晋三政府就曾向主要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提高工资以补偿政府有意实行的低税率和低汇率。

安倍晋三政府

但即便日本主要企业愿意在这一点上让步，开始给它们的正式雇员加薪，对低薪临时雇员的日益依赖意味着，这可能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购买力的增长。相反，它可能会破坏对战后日本至关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很难想象这种凝聚力如何能在一个两级社会中幸存。在这个两级社会中，享有稳定、高收入工作的劳工贵族人数较少，他们月复一月地剥削着更多人的生活。

因为在日本，“临时雇员”［由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作的人”）组合而成的复合词，而“工作”（arbeit）一词在日语中单独使用时指的是兼职工作或临时工作］仍然被视为火车驶出车站时，因为无法赶上火车而被落在站台上的人，即使这并非他们的过失。这些临时雇员或许不算是完全的“社会人”，就是承担起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同时是成熟合格的社会成员的成年人。这涉及很多日本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