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你对香港的印象是怎样的？笔者觉得：墙里墙外两个世界。这句话放到上世纪80年代同样适合，只不过如今含义已经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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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不变”

曾经，香港是领先内地发展30年的东方明珠。无论是灯红酒绿的物质天堂，或者是多元文化的聚集之乡，香港的确经历了一个令人艳羡的黄金时代，许多传奇事迹与经典作品至今广为流传。

在70、80后这代人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应该都是去看一眼万丈霓虹的香江，去寻觅那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至今，香港依旧社会秩序井然、法律机制健全、城市安全指数极高，贸易物流业、金融工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是整个香港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社会主流价值观导向也是以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精英为标杆，更多的资金流向这些领域。其中，金融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7年约10%，上升至2015年的接近18%，这突显了香港经济结构单一化、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的短板。

在如今的新经济中，整个香港就像一位“守业家”，守着之前的传统经济止步不前，创新好像已经跟香港绝缘了。

香港的“不变”，笔者最有感触的是，在参加了两届电子展后发现，所有的环节都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就连最有创新气息的“startup zone”，都没有多少新意。同行的一位记者说，“我参加了六届，每一届都是这样。”虽然以这样的细节来纵观香港社会的发展很不恰当，但事实这就是香港目前很多现状的缩影。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香港已经错过20年的时间，但香港并非从一开始就没有互联网基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便开始考虑在本地发展创新科技和高科技高增值产业，香港数码港的诞生也印证了香港的决心。1999至2000年的香港出现大量互联网相关企业，也有部分公司成功上市，包括了1999年由李泽楷创立的盈科数码。

可惜来得快，去得也快。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直接重创香港科技股，致其全面崩盘。改名“电讯盈科”的盈科数码，不到两年时间内市值从5800亿港元跌到200多亿港元，需要依靠出售资产才得以保命生存。李泽楷还抛售了当时持有的腾讯股票，这可能是至今李家最大的痛。

泡沫破灭这一导火索直接断了香港资本市场对互联网的念想，香港至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互联网“断层”。香港的名片还是以往那些老牌的家族企业和大公司，后起之秀的新贵，几乎很难叫得出名字。

但阻碍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的因素并非只有互联网泡沫，因为泡沫之后，内地产生了BAT，美国有亚马逊、谷歌等企业。高昂的创业生活成本、固化的精英思维、传统产业的根深蒂固、市场规模小，才是香港成为互联网创业荒漠的原因。

在笔者接触过的香港创业者或者投资人中，谈及香港创业氛围的头号障碍，无疑都认为是创业成本高。

据咨询机构Demographia2017年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香港连续八年稳坐第一，楼价与收入比率由2016年的18.1倍升至19.4倍，数字为空前最高，这意味着香港家庭不吃不喝近20年才能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此外，香港在办公楼租金方面也称雄世界。

或者你会说，买不起房就租房咯，但在香港，租金一万以上是很平常，在这个城市，年轻人无论买不买房，他的生活压力都很高，仅仅这一方面就已经让他们无法很随性可以投入大量资金到创业中。前香港财务司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也感慨，“香港房价实在是太高了，我如果是年轻人我也绝望。”

另外，创业除了场地的高额成本，还有人工成本。比如外卖领域，香港有foodpanda、Deliveroo，Uber Eats等平台，但为何香港的外卖无法做大，除了付费方式的局限、人口密度大用餐较方便外，最大原因是需要支付的外卖员成本过高。而互联网的流量玩法，在赢者通吃领域都需要先砸钱来奠定市场地位，获得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到达发展拐点后，才可以进入收获期。而砸钱的过程需要多久，没人知道。这种玩法，受限于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市场和极高创业成本的香港来说，简直天方夜谭。

其次，固化的精英文化思维从精神上就限制了年轻人对创业的热情，因为只有稳定的工作，才可以保证他们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生存下去，创业的极大不确定性是很多人承受不起的。香港数码港董事局主席林家礼曾说，“香港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出社会后打一份工就好，医生、会计师、律师是他们的首选，这样就把年轻人创业的那把火熄灭了，家人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包容。”创新必然大概率会面对挫折，创业文化需要社会接受失败，但容忍失败在香港是“奢侈品”。

再者，传统行业过去的成功也是如今创新的绊脚石。比如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但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目前还没有出现响当当的公司。“过往那段时间我们其实是全球最稳健的金融系统之一，因为整个系统运行非常稳，就没有必要去创新。但是这两年可以很明显看到香港已经觉得我们不可以再吃老本了，应该后来居上。”林家礼说。

所以，现实的生存问题以及精神上的束缚，让香港的创业生态与内地的双创环境差之千里。而那些对于创业有执念的年轻人，最后的选择就是北上创业，钱方好近的李英豪和日日煮的Norma，都闯出了一番名堂。

而下沉到最初期的startup企业，笔者的朋友小i的心声应该是广大初创者的心声，“你看我都来深圳创业了，还不明显吗？”另一位做VC的香港朋友，他觉得这几年香港的创业环境确实在变好，但笔者问及投过多少香港本土初创项目，他想了想，好似无。

香港的“变”

骨子里有创新创业基因的香港，难道就不再改变？显然不是，它已经开始将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作为新时代的使命。

这两年，香港科创环境在慢慢改善，这一点，笔者确实看到了香港各界的付出。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2017年，香港产生了2200家初创企业，年增速达到16%，而在2015年，香港初创企业只有不到1500家。在2018春电展上，香港贸发局一位部门经理告诉笔者，“两三年前你在香港提创业，没有人理你的，但现在这个氛围慢慢在改变。”成功的案例也开始出现，比如香港本土创立的东南亚同城货运及物流平台GOGOVAN，与58到家合并，创下了内地和香港初创公司之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GOGOVAN也因此成为香港创业者成功的范例；电子钱包初创公司“TNG”A轮融资后估值达5.67亿美元。

2015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旨在推动本地创科发展及培育初创。虽然被外界评为“慢热”，但仅凭一个部门就想力挽狂澜，着实不易，想要有成果，还需时间沉淀。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在某次活动中曾说，“创科不是单一的产业，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我们以高层次力度推动，跨部门协作投入，推动整个创科生态的发展。”但事实上，跨部门协调合作正是香港需要花大精力解决的难题。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中，在今年创新科技项目预留500亿，是去年的五倍之多。不过，当中大部分都是“预留”和“拨备”，并非立即投入使用。现时香港的研发开支相当不足，约占GDP的0.73%，而香港的邻居“深圳”，科研经费在GDP占4.05%。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也指出，5年内把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占GDP的比例提升至1.5%。所以，500亿预算也是在振兴科创方面努力缩减与其他地区差距的措施之一。

团结香港基金会曾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建议加大“中下游”研究（指“应用研究”，可将科研转化为产品）的投资，填补科创行业上、中、下游之间科技创造、转移以及商品化不同阶段的空隙。这一建议也得到采纳，500亿预算中有200亿与应用研究密切相关，包括注入创新及科技基金的100亿元，及用于支持建设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的100亿。这两笔投入都将为香港应用研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人才和财富固然是决定香港未来成败的关键，而人才更为重要，这考验着香港的聚合智慧。”梁锦松说。在人才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为期三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首个运作年度引入最多1000名科技人才。计划将首先适用于在香港科技园公司和数码港从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机械人技术、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及材料科学的租户和培育公司。

回到香港本地，世界百强大学中，有五所来自香港。大学在创新的研发上，是整条创科链的核心，因为尖端的前沿研究，是一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及服务的基础；此外，大学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培育人才。其中，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今年已经扩充到7个赛区。

所以香港的大学基础研究方面是其优势之一，这也给产学研奠定了基础，由科大毕业生创立的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中大毕业生创立的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都是以教授为领军人物，学生团队消化了教授的创新科研成果，从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应用。今年5月，香港科技园联手阿里巴巴和香港AI企业商汤集团，宣布创立“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协助初创企业将项目商品化，预计年底开始运作。

“要推动香港创科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政府须作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包括大胆投入可观资源，并积极推动建构一个有效的创科研究生态圈，发挥大学作为生态圈核心的角色，使产业集聚慢慢形成的科研生态圈，成为集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载体，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人才到来，为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人才市场和创新科研中心奠下基础。”香港科大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如是说。

在其他配套设施上，比如数码港除了有办公场所，还有设置专门针对初创企业的培育基金，也为企业家提供营运管理培训与顾问服务。近日，众安保险也选择入驻香港数码港，是因为其宽松舒适的环境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同时各套设施配套完整，在人才引进与入驻香港各方面给予了众安公司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除了资金、人才方面的投入，港交所25年来的重大改革，也是对新经济的积极拥抱。2014年错失阿里巴巴后，港交所这次改革接受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拥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申请香港主板上市，提升了港交所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也会吸引更多内地和国际上的互联网及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提升港股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

从市场反馈来看，2018年的港股的确迎来了一个科技股的上市高峰期。7月9日，小米的上市，拉开了香港资本市场这一轮狂欢的序幕，它是港交所改革后首家上市的拥有不同股票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雷军敲的那只锣，是港交所花了50万元从山西定制来的，重达200公斤。而在接下来的7月12日，8家同一时间上市的公司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只能两家公司共用一只小锣。

“港交所的锣都不够用了。”这是网友的调侃，毕竟7月9号到13号这一周，就有17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德勤预测，2018年全年香港约有180只新股上市，融资规模达1600亿港币到1900亿港币，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

港股太久没有故事了，从去年对“新经济”的追捧，调动市场情绪后，今年似乎已经到达拐点。据《证券时报》此前统计，2018年以来港股发行的新股，破发率达到72%。此前被市场称为“新经济五剑客”的众安、阅文、易鑫、雷蛇与平安好医生股价均呈现较大跌幅，其中易鑫和雷蛇的股价已较历史高位已下跌超过50%。而小米从一开始的千亿美元估值到最后几乎腰斩至543亿美元，也避免不了破发的尴尬。

从追捧到破发到回归理智，这就是资本市场的规律，股票市场从来都不会盲目相信故事。但破发潮依旧挡不住内地公司赴港上市的热情，美团、找钢网、宝宝树，都陆续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期望在这个“窗口期”成功上市。因为，谁都不知道之后的情况会不会更加恶劣。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称，预计更多公司将会在今年8月以后在港股上市，而9月到11月将是上市的高峰期。

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场前五大新股融资共计316亿港元，整体比去年同期的379亿港元减少17%，新经济公司成为今年迄今全港最大型新股。或许我们都应该看得长远点，毕竟港交所和香港想要讲述的新经济故事才刚刚开始。

巨人转身，总是特别艰难。想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想要激发港人的创新基因，香港还有很长障碍要跨越，但至少，我们看到香港已经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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