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视频内容」点击下方链接！
中国文化瑰宝，如何惨遭西方偷窃？中国古籍，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好，我是认知金字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
120年前的一天，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里，一名道士正坐在桌前抽烟，道士丝毫没有预感到，自己将要亲身参与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古籍发现之一。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用芨芨草点烟之后，会把芨芨草插在墙面的裂缝上，然而，这一天他随手一插，芨芨草竟完全穿过了缝隙，消失在墙的另一面。道士好奇地站起身来，在墙上左敲敲，右打打，声音沉闷而空洞，他终于确定，墙后边是空的，那里还有一个洞窟。
那么，墙后边究竟有什么呢？是谁把东*藏西**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藏经洞入口
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发问者，正是在洞窟里办公的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箓。历史开了个玩笑，在王道士之前一千多年里，无数的僧侣怀着对佛法的信仰聚集到大漠边缘，在陡峭的悬崖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风沙，一锤一钎地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洞窟，在四面墙壁上画下千万佛像，还用泥胎雕塑出他们心中觉悟了真理、脱离苦海的智者形象。今天的敦煌莫高窟保存了492个完好的洞窟，每一个都凝结了建造者无穷的血汗，这才汇集成全人类为之骄傲的文化宝库。但在120年前的清朝末期，这一佛教徒的圣地却由根本不懂佛理的王道士全权管理，他的文化水平，甚至连道经上的字都念不全。
今天莫高窟的16窟，正是王道士抽v烟抽到大奖的地方，16窟右边的墙壁上开了一道门，这扇门是王道士首先发现并凿通的。门内的洞窟被编号为17窟，在凿通那一刻，王道士看见里面堆满了白布包裹的书卷，它们被码放得整整齐齐，因此，17窟又称为“藏经洞”。而即便王道士没什么文化，那也知道这些宝藏绝不简单。
这些书卷后来被学者称作“敦煌文书”，也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经卷”等，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出土*物文**之一。它刚一出土，就吸引了全世界的考古工作者纷纷赶来中国；它的发现，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唐朝前后中外历史的认知。为了研究这些古籍，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建立了一门专门的学科——敦煌学。那么，这些书卷上究竟写了什么？为何能够改写历史呢？
敦煌莫高窟雕塑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为我国悠久辉煌的历史而骄傲。我们所读的历史，大多数来自自古传承下来的史书。一本唐朝人写的书先由宋朝人抄下来，然后明朝人抄宋朝人，清朝人再抄明朝人，直到现代印刷业把史书卖到我们手里。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作者在写书时就是为了给后人看的，所以很可能会在书里夹带私货，输出自己的立场，或者隐藏某些秘密，有意无意间不向后人展现历史的全貌。并且，在各代传抄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错漏，或者故意的修改，而有了这些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看到的版本和作者的原著必然就有了差异。
那么，历史学家是怎样对抗这些干扰，获取客观真相的呢？民国大师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一大绝招，名叫“二重证据法”。第一重证据，就是唐宋元明清逐代传抄下来的史书，而第二重证据，就是我们在地下挖出的古籍、器物、遗址。这些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和传世史书出自不同人之手，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经过后人的修改。就像警察办案，不同证人的证词能对上，就说明他们没有搞错或者撒谎。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如果书里写的和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对上了，那就证明事情是真的。
在敦煌文书出土之前，中国学者还从没见过六朝隋唐的古书写本。清朝末年，保存下来的宋代书已经极为稀缺，而且多数是印刷书。我们今天各大高校和省市的图书馆里，如果能存有一两本宋本书，那绝对是镇馆之宝。然而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手写文献，这比印刷书要更加珍贵得多。唐朝人亲手落笔在那一张张纸上，文书被写下来也不是故意留给人看的，更没有经过后人的增删和篡改，客观真实、原原本本。
敦煌文书
敦煌的纸张大多是正反两面写，重复利用，非常环保。在抄写佛经的另一面，有很多重要的材料，能够印证、*翻推**或补充史书上的知识。
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特殊手段上位后，很担心史书记载对他不客气，所以强行干预了国史的修订，把他大哥写成无能之辈，阴谋加害自己，而李世民却是实际打下了李唐江山的第一功臣，最终被迫自卫，反杀成功。但敦煌文书中，常何墓志却讲了另一个故事，常何是守卫玄武门的军官，李世民收买了他，在玄武门布下圈套，骗大哥与三弟从那里入宫，狠心将他们除掉，脚踩兄弟的鲜血接过了皇位。
此外，传统观点认为，武则天之所以崇尚佛教，是因为佛教为女性君主上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随着《大云经疏》等敦煌文献的出现，研究者发现，武则天把自己当作降临人间的弥勒佛和佛教转轮王来宣传。事实上，六朝隋唐时代很多君主，都用佛教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当的，信佛是中古社会的普遍风气。只是中唐宋代以后，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向理性，撰写史书也按照理性的逻辑，不再把神乎其神的信仰当回事儿。所以，如果不是看见唐朝人的原文，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唐人的思想和政治宣传。
道士王圆箓
唐代政府比较公平地向百姓授田，史书称之为“均田”制，一些观点怀疑这种制度过于理想化，可能没有实际执行。但敦煌文书里包含授田情况的登记信息。这是行政人员所用的档案，不是专门写给后人看的，其客观性无可置疑。所以授田登记文书证明了均田制是真实执行过的制度。
而文书里寡妇阿龙的诉讼案卷，则是古代的司法笔录和判决书。我们不仅能从中了解后晋的产权情况、司法程序，还看见当时人画押的方式不是印指纹，而是在纸上描画手指的轮廓。
在中古时代，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也是世界僧侣和商旅的汇集之地，古希腊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敦煌交汇，匈奴、吐蕃、回鹘、于阗……多样化的民族和文化在这里碰撞，敦煌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瑰宝，也是解开诸多世界史和人类学问题的钥匙。
王圆箓道士塔
但是，就是这样一批国之瑰宝，其最精华部分却早已被窃取海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改写历史的文献：常何墓志、大云经疏和寡妇阿龙诉讼文件，如今全都藏在法国巴黎。那么，这些中国国宝是怎样流落海外的呢？
事情要从王道士对敦煌文书的“管理工作”说起。王道士发现，石窟中大多数书卷的正面，都是古人抄写的佛经，他从中挑出几卷最精美的，还从中找到一些绢画，送给当地的官员和乡绅，打算换些功德钱。没错，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后，第一反应是借此机会，解决一下莫高窟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这些无价之宝竟然没被所谓的“知识分子”们看中，他们既不想收藏研究，也不愿意问明白经卷和绢画是哪来的，就直接把王道士给打发了。
自筹经费不成，王道士着手向政府官员汇报。他把情况汇报给自己的老上级——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也是一个武人，文化水平没强到哪去。他拿来敦煌经卷一看：这字儿写的不行啊，书法水平还不如我呢，能值几两银子？看来王圆箓这小子，和以前一样，就爱自夸领功。
斯坦因从藏经洞搬出经卷的情形
就这样，敦煌文书刚被发现的时期，也是官方保护*物文**的黄金时期，由于晚清政府官员的不作为被白白地错过了。直到一年多以后，王道士的老乡汪宗翰当了敦煌县长，王道士选了一批精美的经卷送到他的手上。汪县长自己虽然不懂，但他知道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是个金石学家，最爱研究古籍，自己把经卷转手送给他，肯定能卖个大人情。
果然，叶昌炽看到敦煌文书后发觉，这是不得了的大事，立即建议甘肃省政府把*物文**搬到兰州去，妥善保管。但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大宗文书从敦煌运到兰州，光运费就得5000两白银起步，这还没算保存和研究的费用。甘肃衙门表示：省里哪有钱啊，连发俸禄、发军饷都捉襟见肘，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去搞考古？钱肯定是没有，但可以下一道行政命令。这种没什么成本的命令，不下白不下，于是给王道士发了一份公文，命令他对敦煌文书严加看管。王道士问，看管需要人工、场地、物资，这些费用谁来出？各级政府无一回应。
清朝地方政府太不靠谱，把王道士急得直给慈禧写信。但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刚刚攻陷北京，慈禧带着皇帝逃命刚回来，怎么可能管这码事？王道士大力宣传敦煌的文化资源，但拖着拖着，朝廷派的人没等来，洋人倒是慕名而来了。
斯坦因
第一个来到敦煌的洋人是英国学者斯坦因。他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有着丰富的亚洲考古经验，也是掠夺其他国家*物文**的惯犯。为什么大英博物馆会收藏那么多埃及、中亚、印度、中国等地的*物文**？就是因为，像斯坦因这样的学术界“摸金校尉”功不可没。
王道士到处宣传藏经洞有重大发现，清朝官员一脸冷漠，但斯坦因却对此上心得很。他立刻制订了一份敦煌探险攻略，1906年组建了考察团，从英国殖民地印度出发，翻山越岭来到中国*疆新**。在古丝绸之路的遗址上，斯坦因发现了大量的*物文**，他二话不说，全部运回英国。
第二年，他来到了期盼已久的敦煌。据说，王道士当时为了筹措经费，外出化缘去了，没有及时接待斯坦因。斯坦因等了王道士两个月左右，边等边在敦煌周围的长城遗址转悠，结果大有发现，于是，他雇了一批工人专门替他挖长城的墙角，又窃取了一大批汉简。
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斯坦因跟他商量要看看文书。而且愿意捐一大笔钱，给王道士作经费，来换取部分写本。王道士断然拒绝，那时候，中国人吃洋人的亏可太多了，洋人都是一肚子坏水，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更何况，清政府已经下令让王道士对文书严加看管，万一有差池，他肯定要担责任。而反过来看，如果他看管得好，说不定哪天打跑了洋人，政府腾出手来，想起王道士，还会为他颁功授赏。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那么，斯坦因被拒绝后离开了吗？当然没有。英国大盗要是就这么轻易放弃的话，大英博物馆早就关门歇业了。斯坦因赖在了莫高窟，天天抱个照相机去洞窟里拍壁画、拍塑像，并对王道士死缠烂打。斯坦因托他的翻译求情，说不买也行，我就看看还不行吗？王道士说不行。斯坦因又传话，说，我不多看，我就借一本，看完就还还不行吗？最终，不知道是否有我们不知道的利益交换，王道士拿出了一本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
斯坦因借来的是一本汉语佛经。
佛是印度人，是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呢？中国人原来把印度叫“身毒”，很不好听，是谁翻译了“印度”这个词呢？
这两项翻译界的壮举，其实都是出自同一位大师之手，就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唐代高僧玄奘。
在对玄奘翻译的佛经钻研一番之后，影帝斯坦因正式登场。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地跟王道士“交心”，说：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王道士对斯坦因略有耳闻，答道：你从印度来。斯坦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吗？王道士说：愿闻其详。
只见斯坦因演技爆棚，动情说道：其实，我是身在遥远印度的玄奘法师的追随者，我收到他冥冥之中的旨意，让我见到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并翻译的佛经。玄奘大师之所以授意我来取经，是因为印度佛法已经失传，幸亏他当年西天取经，才得以让佛法在中国传承。如今，玄奘要我把佛经和佛法送回它最初诞生的地方，重新教化印度。
这个故事讲的，玄奘本人听了都要流眼泪，王道士又怎能不心软。如果斯坦因说的是真的，就算将来上头追查下来，王道士只需把斯坦因这个“当代玄奘”的故事写成报告上交，估计上级非但不处分，还得表彰他。所以，王道士最终同意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还帮他把文书搬出来，允许他自由地阅读、挑选。
和《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结局有点像，唐僧师徒五人，虽然一心向佛，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但最后还是得花钱疏通关系，才能得到真经。斯坦因虽然用当代玄奘的情怀感动了王道士，但还是交了200两白银的“功德钱”，方才拿到满满24箱的经卷和书画，经过1年半的长途运输，终于在1909年将它们完整地送抵伦敦，送进了英国博物馆。
斯坦因考察队
英国大盗走后10个月，法国人伯希和也赶到了敦煌。他来的是晚了点，但相比斯坦因有很多优势。首先，伯希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直接就能给王道士上演一场国语情感大戏，不像斯坦因那样需要一名翻译替他传话。其次，伯希和的中国文史功底很扎实，更加识货，斯坦因挑的那些文书，主要是精美的、有图画的，而伯希和花了三周时间把文书全部过了一遍，他看中的经卷，大多是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的。正因如此，学术价值最高的文书往往在法国。最后，伯希和出的价钱更有竞争力，他花了500两银子，换取了七千卷精华部分，其中大部分运回法国，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精品则随身携带。
而且整个事件最讽刺的是，清中央重视起敦煌文献的保护和研究，竟是伯希和提醒的结果。1909年，伯希和来到北京，邀请罗振玉等中国第一流学者参加宴会，他在宴会上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精品，所有与会学者无不震惊。伯希和展示的，是中国学者此前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书。如果没有伯希和这名法国人提醒，当时大清的学术界，竟还没有一个人认清藏经洞宝藏的价值！
所以很快，抢救行动开始了。学者们立刻*愿请**学部，保护剩余的古书，学部的动作还算迅速，立即拨款6000两白银到甘肃，并发电报给甘肃总督何彦升，命他火速购买所有剩余文献，运到北京收藏。但可悲的是，如饥似渴的甘肃地方政府得到这笔巨款后，根本没有专款专用，而是自作主张，把大头拿去修整孔庙、修缮长城，再加上官员们都也忘了“清廉”两个字怎么写，6000两的专项拨款，最后到王道士手里的只有300两。
以前的官员腐败，大多是雁过拔毛，但清末地方官是毛过拔雁。最终，拿到300两的王道士丢掉了最后的羞耻心和责任感，身在腐朽到骨头里的清王朝，他自认为不是自己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自己。所以，他偷偷地把一些书法严整的写经藏了起来，准备自己留着卖个好价钱。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选取*物文**
所以可悲可恨，最后运到北京的文献大多是残破不堪的经卷，运输过程中，文书甚至没有装箱，只是用草席草草地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颠簸，沿途不知洒落了多少国宝。甚至，在经卷运抵北京之后，押运官员还要监守自盗，分上一杯羹。他们偷偷挑选出比较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而因为害怕自己的盗窃行径败露，他们还把所偷部分的上卷和下卷撕得七零八落，好让人无从核对失窃的是哪一卷。
至于王道士私藏的部分，此后又大肆售卖，相继流入外国人之手。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数百写卷；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又从王道士手里买下300多卷；同一年，王道士的“老朋友”斯坦因重返莫高窟，不必再谈什么情怀，出高价就行，斯坦因又花了500两白银买走500多个卷子。至此，藏经洞封存近千年的国之瑰宝，几乎全部被瓜分完毕。
1900年，敦煌藏经洞共发现6万多件古文献，现在有1.5万多件藏在英国，7000多件藏在法国，1.9万多件藏在俄国，国内仅存一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人们评价各国藏经洞*物文**的特点是，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而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奠定现代中国历史学的泰斗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由于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每当国人回顾这段国宝散逸的历史，总是不能不扼腕叹息。
20世纪的敦煌学是国际显学，但中国学者不得不依靠从伯希和那里抄录得来的材料或者得到的照片来展开研究。中国敦煌学的起步是何等艰难，中国学界甚至一度流传着一句感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就连学问也背着国耻的负担。然而， 中国学者知耻而后勇，披荆斩棘，薪火相传，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资料散落海外是中国敦煌学的最大障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等地大力搜集、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敦煌学研究也迎来决定性的转机。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的微缩胶片，随后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微缩胶片。虽然当时的微缩胶片还不能确保所有字迹清晰，但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已经可以通过微缩阅读器来查阅大部分的敦煌汉文资料。
清代学者罗振玉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中国学者开始重拍和精印敦煌文献。中国人打破了史料限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已经在国际合作和学科交叉等方面走在了前列。有关制度的执行与细节、古人的思想和信仰、西北地理和边防、古代民族和民族关系、古代语言文字、人口和户籍、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等等领域的研究百花齐放，日益连缀成中国中古社会的历史画卷。
如今的中国学界，再没有人担心“敦煌学在日本”，国人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但敦煌学的中心就在中国。”所以，愿我们永远铭记国耻，一起保护中国文化，让中华文明之火永远延续。
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西瓜视频发起的“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历史上真实的苏轼长什么样子？古代一万字的书究竟有多重？欢迎搜索“寻找古籍守护人”，发表你的创意视频。
活动期间，只要成功投稿，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加油包、千元实物大奖、线下古籍修复体验等多重惊喜好礼。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为我点赞哦！感谢支持，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