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视听临夏 2023-03-10 14:29 发表于甘肃
“花儿”第一块碑石
◇王维胜
编者按： 1月9日，一场文献史料捐赠仪式引起学界轰动，王武明先生将“花儿”理论著作、唱本歌词集、音像制品、“花儿”文学艺术创作文献、词令论文剪贴等，共计5328件弥足珍贵的“花儿”文献，全部捐赠给博物馆。这批集专著、期刊、书刊、剪报、手稿、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照片等文献，是目前国内外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内容最丰富的个人收藏。在众多文献中，有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物被称为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是张亚雄先生集锦的专著《花儿集》。这本珍贵的专著，初版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增订再版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由西北联合出版社出版，西北文化协会印刷厂印刷，甘肃民国日报、兰州新生书店、西宁文化服务社等代售。王维胜的《花儿第一块碑石》这篇文章，具体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以及《花儿集》诞生、增订再版的过程。
张亚雄素有“花儿”研究第一人之称，最早从事“花儿”研究的学者之一。
张亚雄笔名亚子，出生于甘肃榆中连塔乡的平民家庭。幼时在其家乡上私塾，稍长，考入榆中县高级小学，20年代毕业后考入兰州一中。
他的语文和历史老师是张一悟。张一悟在他的学生中，发现了爱好写诗、爱唱“花儿”的张亚雄。因为“花儿”歌颂纯真的爱，控诉封建礼教，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给恋人造成生死苦难，被封建卫道士们称之为野歌，禁止传唱。可在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著名文人周作人等文艺研究方面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提倡搜集民歌、研究民歌的高潮。他们在京创办了《歌谣周刊》，张一悟把这些情况告诉张亚雄，还找来《歌谣周刊》第82期上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写的《甘肃的歌谣——“花儿”》文章给他看。
当张亚雄看到《歌谣周刊》，看到“花儿”作为山歌已经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高兴地对张一悟倾诉道：“我很喜欢‘花儿’，那些唱词很美，歌词中将女子比喻为‘花儿’，许多比兴借喻优美让人沉醉，那些语言，胜过了书本和古诗歌。”
张一悟说：“诗歌必须从民歌中汲取养料。‘花儿’是你必须搜集和研究的。”
从兰州一中毕业后，张亚雄受张一悟影响，报考了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
张亚雄在北平上平民大学新闻系时，创办该系的著名新闻家、《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和先后任系主任的徐凌霄、王小隐等报界名流时时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搜集、研究民歌。并且，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多次鼓励张亚雄说：“‘花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歌，哪一种民歌都比不上它，你是西北人，身在宝山要识宝，希望你在‘花儿’这块处女地上耕耘，必有收获。”
张亚雄的第一篇“花儿”论文就是由徐凌霄先生审定，20年代末在北京发表。
30年代初，张亚雄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北，他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深入甘青宁，广泛与“花儿”爱好者联系。跟学生、牧童、小工、车夫、脚户、水手、农民等交朋友，收集“花儿”唱词。同时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近十年时间，张亚雄将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儿”，精选了600余首正式发表。张亚雄先生一生在新闻、文艺评论、散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版第一部“花儿”研究和集锦的专著《花儿集》，被称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花儿集》对研究花儿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古典“花儿”歌词，开创了搜集、研究“花儿”的先河。
30年代末，张亚雄便多次写信给时任永靖县县长的谢润甫，希望他提供“花儿”素材，谢润甫在案牍劳形之余，走乡串户，广泛采录“花儿”。张亚雄第一次接到谢润甫采自河州的“花儿”后，认为河州“花儿”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丰富，风格豪放，语言朴素、率直，能抒发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而且河州“花儿”的“长令”拖腔长，节奏明快，刚健激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河州“花儿”曲调随歌词而变，用河州方言歌唱，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在歌唱中完全能体会到妇女深沉、细腻、真挚的感情和男人诚实勇敢而又刚烈的性格。于是张亚雄决定以临夏为中心，对“花儿”进行采录和研究。而谢润甫在自己采录“花儿”的同时，也积极动员和号召在永靖文学上的同僚及学生、商人、脚户等，积极给《西北民国日报》投“花儿”歌词稿件。就这样，张亚雄便“坐地征花”，先后收集了2000多首“花儿”。其后，他不断扩大范围，在临洮、康乐、岷县等地进行收集、采录1000多首，他对其去粗取精，分类编目，精选了600余首，加以注解和整理，于1940年写成《花儿集》一书。
张亚雄在1948年版的增订再版自序中写道：“花儿集不是一本奇异的书，‘花儿’却是一种奇异的民歌哩！‘花儿’是三言二语的俚俗的呼声，小得和蜜蜂一样的身体，有蜜，也有刺。你说民间没有艺术吗？这就是民间的艺术；你说民间没有文学吗？这就是民间的文学；你说民间没有诗吗？这就是民间的诗。‘花儿’的内涵是诗的意味；‘花儿’的本身却是音乐的形态。从一首歌词的抄录，到一地民俗风土的记载，都是经过反复的斟酌推敲，绝不是率尔落笔的。当时我对于这些投稿和面谈的人物，都有姓名的记载，可惜在空袭频仍的山城重庆，把全部名单给遗失了，现在只记得总数是365人，正因为恰合一年周天之数，所以记在心里，永远没有忘记。”
张亚雄《花儿集》面世非常艰难，作者说：“初版出书于一日数警（警报）烈焰烧天的战时首都（重庆）现在增订再版，又赶上币改后的物价狂涛，我以私人的经济能力，靠着朋友的热情帮助，又来重编印书，与其说是受着发表欲的驱使，毋宁说是研究‘花儿’成了嗜好。为了满足个人内心的爱好，遭遇了几许周折，克服了几许困难，终于成书。”
张亚雄在同一版的引言里，还多次提到民族学家牙含章，亡友于立亭，语言学家、诗人谢润甫等的大名。特别是谢润甫对他帮助最大，他不仅为《花儿集》作前言和民俗注释，还为1948年版的《花儿集》写过《〈花儿集〉校补叙言》。
当张亚雄将自己多年的心血付梓出版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作者离开西北原野，日夜惊魂，奔赴战时的陪都重庆。就在战火纷飞、辗转迁徙的旅程中，生命从弹灰里捡起，而把苦心搜集的“花儿”小心翼翼的带在身边，一路护持，始终没有散失。他决心将“花儿”付梓出版，以了自己的心愿。可当他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时，出版当局认为，“花儿”是山歌野俗之类的东西，难上大雅之堂，不予出版。于是，他找到了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办公厅主任的贺耀祖先生。（贺耀祖曾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甘肃省省长）经贺耀祖多次斡旋，最后《花儿集》被送到了国民*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进行再审查。此时，郭沫若先生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老看了《花儿集》后，以艺术家的独具慧眼，认为“花儿”是世界上最优美且很少见的民歌，应给予支持。于是在众多友人的关心下，《花儿集》于1940年1月22日，在重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作为“花儿”研究专著出版的。
松鸣岩“花儿会”掠影 胡兆萱 陈魁 摄
《花儿集》刚一出版，便引起了各方注意。重庆各大报纸展开了一场有关民歌的大讨论，红火一时。此时正值民族危亡时期，张亚雄编纂的《花儿集》，特别是其中的《抗战少年12首》，用民歌的形式，激励人们抗战到底，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944年初到1947年4月的3年多时间，张亚雄在青海西宁。在这片“花儿”的故乡，他如鱼得水，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田野，手拿采录本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并将一些优美的“花儿”抄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进去了采录于青海的“花儿”内容，使之更加充实、完整。
花儿新编 成语典故“花儿” ◇周文龙
兔子蹬鹰
尕兔娃蹬鹰者胆子们大，
把老鹰的尕干嘛看哈。
勤劳的致富上叶子哈麻，
把贫困的尕胆们号哈。
狡兔三窟
男：尕兔娃聪明者家业们大，
把三处的房产嘛置哈。
生活嘛富裕了你甭糟蹋，
把应急的后手们留哈。
女：狐狸们狡猾是害人家，
狡兔们三窟是顾个家。
害人的事情你甭干哈，
防人的个尕心眼留哈。
龟兔赛跑
乌龟和兔子啦赛跑哩，
尕兔娃骄傲是败哩。
高调嘛做事的喜欢哩，
低调嘛做人的爱哩。
龟毛兔角
乌龟的身上嘛不长毛，
长毛是事情们坏了。
白兔的尕饹馇你甭要，
要哈是希望们空了。
惊猿脱兔
猿猴们受惊时迅速散，
兔子们逃跑是快如箭。
关键的时候里甭掉链，
速度是嘛保命的关键。
得兔忘蹄
抓哈个兔子忘了个网，
忘过是嘛再抓不哈兔哩。
事情们成了者恩甭忘，
忘恩是下次没脸落用哩。
兔头樟脑
兔子的尕模样真好看，
哪些里难看啦沾边？
兔头啦樟脑们混一滩，
好坏嘛不分的真心寒。
兔子哈冤枉了几千年，
今个子我昭雪嘛平反。
兔死狗烹
吃水时挖井的记心间，
卸磨了把尕驴哈照看。
没有功劳时苦劳哈念，
兔死嘛狗烹的事甭干。
守株待兔
守哈个树桩桩了抓兔娃，
还妄想着吃上个肉哩。
好吃嘛懒做的晒阳洼，
还指望着低保啦富哩。
呆兔踫桩
马失个前蹄者人失个步，
谁一个嘛没有点失误。
偶然的尕缺点嘛甭抓住，
别人的痛苦甭当成典故。
花儿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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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建红 马慧玲
责编：范海东 王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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