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运动装备品牌阿迪达斯近期宣布，将于明年关闭位于德国本土与美国的自动工厂，届时把设备全部移交给中国和越南的制造商。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四年前说起。
2015年，阿迪达斯鉴于亚洲市场销量不佳，决定将部分生产线搬回本土。他们和德国的一家塑料厂家合作，建立了一条全自动生产线，生产线完全由机器人操控，还使用了3D打印技术，现场不需要任何工人。
2018年，阿迪达斯又在美国亚特兰大开设了第二家类似的工厂，两家工厂的总人数加起来才160人。
一旦新的生产线开始运行，将大大缩短阿迪达斯的交货周期。这就意味着，如果欧洲和美国的顾客想购买阿迪达斯的鞋子或运动装，不必等他们的商品从亚洲运过来。
这对于中国的阿迪达斯制造商可不是好消息，它预示着欧洲和美国市场以后将不再需要他们。
就在人们认为这些自动化工厂将使得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彻底消失之际，前方突然峰回路转，阿迪达斯又决定把工厂搬回亚洲了。
早在2012年，阿迪达斯就关闭了在华唯一的一家自有工厂。眼下为什么又选择回来呢？问题出在供应链上。
尽管阿迪达斯有一条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理论上可以在任何地区投入生产。但仅有高科技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考虑很多问题，诸如物流、基础设施与原材料供应，它们共同影响着工厂的效能。
供应链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它并不完全由工厂自己决定。很多环节看似简单，却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高效的供应系统是各种专业知识经过长期积累的结果，即便阿迪达斯的工厂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如果脱离了原有的供应系统，效率仍旧会大打折扣。
这正是阿迪达斯把工厂搬回亚洲的原因，他们看中的不是这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是相对完善的供应体系。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前也许成立，可在今天则没这么简单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西方企业产能扩大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发达国家内部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至第三世界，自己则致力于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
率先承接这次产业转移的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的代工厂遍地开花，依靠低工资、家长制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遂成就了后来的“亚洲四小龙”。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辉煌没能延续多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片更大的市场向世界敞开大门，这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随着制造业的崛起，中国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如火如荼的展开，公路、桥梁、通信设施在各地兴建，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除了基础设施以外，中国政府还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为工厂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大军。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较高，报酬低廉，吃苦耐劳，而且中国的工会也不像西方那样会闹事。于是成了各个跨国企业垂青的对象。
以上这些因素只有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成就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在所有因素中，最关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规模。
为什么规模如此重要？它决定了产业分工能到达什么程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精细，越容易培养出高水平的专业技能。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里举过一个制针厂的例子：一个工人无论怎样努力，一天的产量也不会超过20枚扣针。但如果把制造过程分解成18道工序，平均每人一天可生产48000枚扣针。
亚当·斯密
工人的生产率何以产生质的飞跃？因为分工使他们专注于某个环节，把这个环节重复千百遍，自然就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亚当·斯密还特别补充了一点，如果这家指针厂的销售范围仅限于一座小村庄，可能就没必要分成那么多工序。因为对工人的培训和管理本身就需要投入，市场大小是决定分工水平的关键。
我们还是以中国人更熟悉的富士康为例，富士康在很多人眼里是一座血汗工厂。前两年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新闻还历历在目，那么，这家企业真的只是凭借低工资与军事化管理成为超级代工厂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当年郭台铭来大陆开办工厂时，除了选址建厂进设备，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培训工人。他在山西办了一所职业学校，只招收工厂里的老工人。为什么招老工人？因为他们对零部件有细腻的触感，这是长久的工作经验历练出来的，只要稍加培训，就能成为高技能工人。
郭台铭
根据富士康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透露，他们的工人只需用手指就能辨别出零件与模具的微小误差。这是长期训练与高强度劳动的结果。
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富士康成为了苹果iphone的生产商，并得到了乔布斯的赞赏。不是因为他的工人廉价，而是由于只有富士康的工人，才能在保持高产量的同时，还做出质量牢靠的手机。
郭台铭之所以为富士康的工人开办学校，正因为看中了中国的广阔市场。他很清楚，中国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将为全球市场提供巨大的产能。仅凭这一点，花钱培训他们就是值得的，老工人一旦做熟练了，就能把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工人技艺在每代人的积累下不断提高，久而久之就能提高效能。
苹果CEO库克参观富士康工厂
政府斥巨资投入教育领域与公共建设，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无论办学校还是修公路，它们都属于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品。尽管价值不菲，但因为我国的人口多，地域广，这笔成本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比较低。
当然，有些回报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人口达十几亿的大国建立基础设施是划算的，因为庞大的人口将分摊掉固定成本，从而产生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推动了制造业的增长飞轮，它促进了分工，完善着供应链，并最终塑造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
著名历史学家施展讲过一个故事，在中国东南沿海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他们分工之细致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是像拉杆天线这种小产品，也会被分到几家厂去生产其中的某一节。这种极致的专业化，确保了效率的最大化。这就是供应体系的力量，它能把分散的企业整合成一个高度运转的系统。
理解了规模效应，我们才能明白，为何阿迪达斯把工厂设在本土不是明智之选。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生产能力是一种结构能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能力更显得无比重要。
很多人对德国产品的印象是：质量可靠，匠心品质，价格昂贵。德国人从来不相信物美价廉，他们宁愿为高品质支付高价格，也不想因为贪便宜买质量一般的商品。德国人与美国人不同，从不把成本领先作为企业的战略目标。
但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德国产品质量好固然没错，但之所以价格也高，主要是因为德国以小企业居多，占据了企业总数的99.6%。每家企业专精于某个领域，员工大多不超过500人，其中还不乏百年老店。所以，德国企业大多是“小而美”的作坊，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生产规模非常有限，只追求质量，不追求效率。
当然，我们绝不想否认德国制造的品质。我们只想说，当产品被局限于一个小规模的市场时，注定价格不菲，因为有限的产销量无法分摊巨大的固定成本，而高固定成本正是高品质的重要来源。
然而，一旦德国企业做大，像大众、西门子或者阿迪达斯这样的公司，他们就不得不引进外来资本，扩大再生产，并将生产外包给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以往的那套打法就不管用了。
换句话说，造就世界级企业的除了品牌和质量，更在于能否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分工体系。如果阿迪达斯把生产线全部收回国内，即便这样能提供更好的质量，也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区域性的品牌。
今天，任何一家国际企业若想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都是绕不去的一环。无论这里的市场还是这里的协作网络，都已成为世界商业版图中必不可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