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大联合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由它派生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日益处于显要的地位。
湘军的头头们就其出身说，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出来积极反对农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的权威，这是挽救了清朝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湘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湘军头头们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又不能不引起清朝朝廷很大的疑虑。早在湘军初组成时，军机大臣祁嶲藻已向皇帝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曾国藩虽然曾在京任礼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之职，但在他开始组织湘军时已离职还乡，所以祁嶲藻说：“犹匹夫也”。
曾国藩等人对于当时封建的官僚集团中已经牢不可破的腐朽习气曾进行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曾国藩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对于原有的*队军**制度之缺乏效力，营伍中的习气败坏，更是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因而他认为，为了打太平军，必须“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当然，他并不是要改封建统治秩序之“弦”。他自称是“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这就是说，他要在维护清朝政权的前提之下树起所谓“君子之师”的旗帜。曾国藩的湘军同原有的“绿营”除其它差别外，在体制上也大不相同：“绿营”的兵将是互不相属的，各地的绿营兵都由朝廷直接调拨，临时派将统率，而湘军从一开始就采取另一种制度，所有将官都由曾国藩自己选用，这些将官所统带的兵又都由他们自己招募、训练和指挥。全部湘军都只受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私军。正因此，清朝朝廷对曾国藩的*队军**总是不大放心。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前，只有湘军的第二个大头头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而曾国藩自己长期只能以侍郎的空衔领兵，没有得到任何地方实权。各省长官（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给曾国藩的湘军为难。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时，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说，他几年来用的是“侍郎”的关防，不能得到地方官的尊重，“事权反不如提镇”，筹饷往往“州县故为阻扰”，他的部下有了军功，虽经保举也不能得到实缺。他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托有察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他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各省都是“处客寄虚悬之位”，所以“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因而他表示简直不想再干了。曾国藩在这个奏折中代表他那一伙人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要实权的意思。他们的要求其实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应当重新分配。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不当权的力量（往往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某种势力）起来向当权派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引起矛盾斗争的情形是并不少见的。这种矛盾有时形成严重的*党**派斗争，但也往往能用妥协的方法解决。这是因为中小地主和当权的大地主在基本阶级利益上终究是一致的原故。当中小地主的某些代表人物（不论用什么方法）爬上国家权力的时候，往往也就使自己成为大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了。咸丰七年，曾国藩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已粉碎江南大营，绿营几乎全部崩溃，同时，英、法军北上的危机迫在眼前，在这时候，清朝当局才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都归节制。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宫廷内发生的一次*变政**，又使曾国藩集团得到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机会。
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行宫后再没有能回北京。十一年七月他死在热河。由年方六岁的皇太子载淳（即同治帝）继位，有两个皇太后，即东太后（即慈安太后，咸丰帝的皇后）和西太后（即慈禧太后，原为贵妃，同治帝的生母）。咸丰皇帝死前封了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都是他一向亲信和重用的大臣，其中主要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协办大学士肃顺。他们作为赞襄政务的大臣将在新皇帝即位后居于摄政的地位。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那时虽然在北京主持政务，但受到排斥。反对载垣等人的一派朝臣提出了由皇太后听政的主张，这个主张遭到载垣等人的驳斥。慈禧太后即叶赫那拉氏（1836一1908年）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妇人，她拉拢奕䜣，而与载垣等人形成尖锐的对立。双方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不顾载垣等人的阻挠，两个太后带了新皇帝回到北京。九月三十日，朝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用新皇帝的名义发布了预先拟好的一个诏书，命载垣等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行解任。几天后，又令载垣、端华自杀，并把肃顺斩首。这次官廷*变政**的结果是两个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国家权力渐渐归慈禧太后独揽。恭亲王奕䜣被任为议政王大臣，仍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过这次官廷*变政**而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取得已成为国内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的支持。十月十八日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以下各官都归他节制，并且要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人员。在以后几个月内，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并任协办大学土。他的弟弟曾国荃既赏头品顶戴，又擢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的巡抚。此外，在以后一两年内新上任的广西巡抚刘长佑、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是湘军系统的人。
在这时候，包括满洲贵族在内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懦弱无能，已经充分暴露，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是完全可能的。曾国藩集团之被重用，起了防止分崩离析的作用，起了把从满洲贵族到汉族中的各种反革命力量，从大地主阶级到中小地主阶级以及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起邪恶作用的买办资产者的力量团结在*压镇**太平天国的反革命事业中的作用。
一八六一年的官延*变政**也牵涉到对外关系的问题。以新皇帝的名义谴责载垣，端华、肃顺等的第一个诏书中加给他们的罪名首先是“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已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并且说，在总理衙门已经“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的时候，他们仍然“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而阻止皇帝回到北京。按这个上谕来看，好象载垣等人是反对议和的，这不符合事实。咸丰皇帝在第二次*片鸦**战争中虽然方针摇摆不定，其基调是乞和。作为咸丰皇帝的心腹的载垣等人对这种情形当然是有责任的。他们的特点只在于仍是以传统的对待“番邦蛮族”的眼光来看西方各国，有时还幻想一战而恢复“天朝上国”的威风。他们毫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外国，也不认真对待外国的侵略，结果只能是投降和逃跑。他们丝毫也不反对向外国侵略者卑屈地求和。载垣等人之所以被加上“不尽心和议”的罪名，无非是因为，在这次*变政**中的胜利者要向外国人表示，自己是完全可以使外国人放心的。当时，英、法还有*队军**驻在天津。在清朝统治集团心目中，皇帝能否在北京的皇宫中坐稳，决定于“外国情形”是否反复。因此，*变政**的胜利者把取得外国的赞助当做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慈禧太后要同恭亲王奕䜣合作，也因为奕䜣当时已同外国人关系搞得很好的原故。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合作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以后由于宫廷内部的矛盾恭亲王渐渐为慈禧太后所嫌恶。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的爵位被贬低，光绪十年（1884年）他的一切职位被革除。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上，各种*动反**派发动*变政**来攫取政权，先后发生过许多次。每一次的*变政**的发动者总是要看看外国侵略者的脸色，争取其赞助和支持。一八六一年宫廷*变政**创设了一个先例。
在这次*变政**以后，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同时他们也逐渐取得了正在为维护和发展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而公然干预中国内政的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
曾国藩在第二次*片鸦**战争中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去对付外国侵略者，对于屈辱投降的条约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上，他也完全支持恭亲王奕䜣的路线。但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前，曾国藩及其集团还没有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同治元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李鸿章在上海立即成为这一地区的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者的总代表，并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的勾结。
李鸿章（1824-1901），虽然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了进士，但长期间没有得到什么官职。太平天国战争前期，他只是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帮忙。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他当了曾国藩的幕僚。所以他和湘军的关系并不深。不过他曾师事曾国藩，受到曾的赏识。在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决定派*队军**到上海方面去的时候，推荐当时挂名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的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相当这方面的主帅。李鸿章受命到他的家乡安徽庐州（合肥），依靠当地办“民团”的地主们召士兵，再加上曾国藩从湘军中拨出若干营给他，自成一军，号为淮军。淮军的军制完全按照湘军的传统，它是湘军所派生出来的。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逐步遣散，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最大的实力派。
李鸿章在安徽组成的*队军**，如果走陆路到上海，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的地区，是很困难的。本来朝廷命他驻兵于镇江，但他坚持要以上海为基地。上海的官绅买办与英国商人订立合同，重价雇了英国的轮船，把淮军八千人分批运到上海。李鸿章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他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的第一次行军借用外国势力，也用来说明他为什么选定实际上已由外国势力控制的上海做他的基地。
上海的官员、绅士、买办，例如和外国人合作成立所谓“中外会防公所”的那些绅商，同华尔合作建立所谓“常胜军”的吴煦、杨坊，是露骨的媚外主义者。他们一心一意只想靠外国兵力来消灭太平军，并以为只有靠外国兵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上海*场官**和社会上传说，英国即将派来大军进攻太平天国的天京，这类谣传多半是这些官员、绅士、买办制造和散布的，也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希望。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曾这样评论说，“吴道与杨道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吴晓帆与会防局官绅，阴主中外会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李鸿章表示瞧不起这种对洋人“过趋卑谄”的角色。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对洋人的做法和这种角色是有些不同，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不愿意外国直接出兵攻打苏、常、南京，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实力派的原故。他们眼看太平军的势力日渐衰退，总想在自己手里“大功”告成。他们只愿意接受华尔的那种形式的“帮助”，并要以自己的兵力为主，不愿意让洋人抢去头功。他们为了供养自己的*队军**，对于上海的官绅买办和洋人相勾结把上海海关收入的几乎全部都用来供给上海的参加“中外会防”的洋兵和华尔的“常胜军”，很不满意。李鸿章在上海所能得到的只有厘金的收入，他极想从已为洋人把持的海关收入中分到一部分。由于他在上海同洋人直接接触，渐渐看出，固然自己要靠洋人的力量，但同时，洋人是愿意清朝官军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太平军的。这些就是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同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洋人身上的官绅买办不同的地方。
曾国藩在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到上海时已经明确地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李鸿章到上海后，向曾国藩报告他的做法是“（对于洋人）鸿章婉言慰藉，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然彼已与贼为仇，兵一动又不肯中止，百里之内时思攻剿。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所以英、法声称他们有保卫上海百里以内地区的权利，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李鸿章在进兵苏、常时，上海是他的后方基地，是完全仰仗洋人的保护的。
李鸿章十分重视华尔的那支兵力，但是他发现，和华尔的关系全为吴煦和杨坊所把持。在他初到上海时，华尔甚至根本不来多见他。五个月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弹炸**，代购洋枪。”李鸿章的“全神笼络”终于做到把华尔这支队伍多少能由他调度使用，不过他仍责成吴煦和杨坊来同华尔联系。他所谓“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和吴煦、杨坊之流的做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太平军已离开上海附近地区，而浙东，太平军积极进攻宁波。这时，浙江巡抚左宗棠的*队军**在浙西，顾不上浙东沿海。宁波的防守完全靠英、法的兵力。李鸿章派华尔率“常胜军”的一部分兵力增援宁波。为进占慈溪而与太平军作战中，华尔这个美国流氓受重伤死去。发生了由谁来接替华尔的问题。由于美国公使坚持，英国在华官员也表赞同，由一个叫做白齐文的美国人（原来是华尔的助手）接替华尔统带所谓“常胜军”。这年九月初，已经进抵南京城外的湘军进政南京的主力曾国荃部队遭到太平军的反包围，向李鸿章迫切地要求增援。李鸿章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兵力，决定让白齐文去南京助战。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白齐文曾加三品顶戴，虽未改服，究与全用洋兵有别”。曾国藩也表示同意。
不料白齐文虽然先是表示愿意进兵南京，却一直拖延不出发。据李鸿章说，这是因为英国在上海的陆军司令阻难的缘故。到了十一月，白齐文的队伍忽然闹起事来，还把一向经管“常胜军”饷银的杨坊痛打了一阵。白齐文说，杨坊贪污、拖欠饷银。经过这一场纠纷后，“常胜军”没有到南京赴援，它的统领也改换成一个英国人名叫戈登。戈登原是英国工兵的一个军官，曾在第二次*片鸦**战争中参加进攻北京，劫掠圆明园。李鸿章对戈登非常满意，他说：“英兵头戈登接管，尚循礼法，月糜饷五万，东征西剿，亦尚效命”。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进兵苏、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戈登的“常胜军”的协助。
在李鸿章*队军**到上海时，薛焕仍为江苏巡抚，不久李鸿章接任巡抚职，薛焕以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名义留在上海一个短时期。做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自称他对待洋人的办法同他的前任薛焕有所不同。他说：“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面虽曲从敷衍，其意尚以尊朝廷为本。”又说：“薛公每以洋酋宜疏不宜亲相规，而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其中遂无敢播弄胁持之者。由于不甚拘体制，若辈亦颇尽情倾吐。”这就是说，他同洋人的相处关系比薛焕亲密得多。其实，薛焕是完全支持那些一心依靠洋人的绅商买办的，不过他还摸不清朝廷的意向，生怕过于接近外国人，会象前一时期的何桂清那样遭到斥责和惩戒，所以他宁可退居幕后，避免多同洋人直接往来。而且他没有实力，洋人也看不起他。李鸿章不同，他淮准军到上海后，证明还是比较能打仗的，他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做后台，没有薛焕那种顾虑。他不愿意只经过吴煦、杨坊以及其他绅商买办去同洋人周旋，而要“不拘体制”地同洋人直接接触。他向曾国藩报告说：“何伯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因为何伯常常到他的营里和他见面，他就沾沾自喜，引以为荣，这恰好证明他同薛焕和那些奔走奉迎洋人的绅商买办是一路货色。何伯的确对他重视得多，就因为在何伯看来，他比那些人有用得多。
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他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炸**真神技也。”对洋枪洋炮的效用，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国、日本本来很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雄长”。他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还说，他己在他的部队中实行这个方针：“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购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当教练，这是当时总理衙门的主张，而首先在自己的部队中实行的就是李鸿章。
前面已经提到，李鸿章说，他同外国人“委曲周旋”，是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建立反对农民革命的联盟；所谓“内要自强”，就是要靠洋人教练和购买洋枪洋炮来加强自己的反革命武装。这当然是西方列强所十分赞成的。
李鸿章的一件得意的事是，他在靠戈登的“常胜军”的助力而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苏、常地区以后，就做到了遣散“常胜军”。戈登本人虽然离职了，但他所统率的这支*队军**，包括一些外国人军官，都归并到了淮军里面去。外国人之同意解散“常胜军”，不过是因为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成了变相的而且更扩大了的“常胜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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