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是没有邦交的，中国与西方没有互派使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中国与西方距离较远，海上航行只有帆船，因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需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都要三个月，西洋人从中国购买的也只有丝绸，茶叶及其他奢侈品，当时我国商品基本能自给自足，无需购买西洋的商品。中国多以天国，天朝自居，不承认别国的平等地位，认为西洋人到中国来是贪利而来。天朝允许他们做买卖，假若不循规蹈矩，就加以剿夷。
当时朝廷也规定了通商制度，西洋人通商仅限于广州一口，早在明末清初，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等处，西洋人也曾到过，后因朝廷法令禁止及不是很方便，所以就产生了广州一口通商制度。
在广州西洋人通商也有很多规定，政府指定13家商行可与西洋人通商，其他不允许，13行的行总是13行的领袖，承担政府与西洋人的交涉，政府的命令有行总传达给洋人，洋人给官府的呈文也由行总传递。夏秋两季是买卖季节，洋人可以住在13行，买卖完了，必须离开广州，到澳门去过冬。洋人在13行居住期间，依照法律，不能随便出游，只能逢8（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出游一次。 不得携带*器武**，不得购买中国书籍，不得学习中文。
中国海关在那时候是自主的，关税很轻，平均4%。 但宫吏附加上去的极其繁重，总共算下来，要收货价的20%。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与西方的贸易是平等的，清政府表现的还比较强势。中西方的贸易总额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清朝的闭关自锁，中西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也由中国不肯给洋人平等待遇，发展到了西方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