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名中国刑警接受任务后，次日即开始调查。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吃的又是警务饭，有的还是帮会中人，在台北地区熟人多，一天跑下来，汇总来的台北市内市郊的武术好手名单共有16人之多。
山下文田兴奋地问：“这些人都能飞檐走壁？”
中国刑警告诉侦查科长，中国武术由于众多门派关系，许多绝技绝招都是严格保密的，轻功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武林中人即使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领，往往对外也是秘而不宣的。这名单上的16人，没有人看到过他们飞檐走壁，但是，从他们平时所显示出的功夫估计，武林中人认为他们具有这种本领。
山下文田于是命令侦查本部成员分别对名单上的16人进行秘密外围调查。刑警化装成各类角色，秘密调查了两天，最后获得的结果如下：其中8人身材明显与“飞贼”不符；3人年岁已高，即便真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也“飞”不动了；1人已去香港；2人近日分别患伤寒症、痢疾，不可能作案；只有2人属于怀疑对象。
这两人一叫单凡超，一叫普天星。单凡超是个单身汉，以替人挑水为业，30岁，身高1.76米，瘦长体型，据说以前曾在台中地区作过盗案；嗜酒，大约有一顿喝两斤烧酒的量；精通南派武术，轻功甚好，曾作过站立于漂于水面的一根扁担上的表演。
普天星是郊外荤山脚下的大觉寺的和尚，法号广玉，40来岁，大陆北方人，嵩山少林寺出身，12年前云游台岛，应大觉寺主持挽留待了下来，广玉和尚精谙武功，尤擅少林轻身术，据说伯站在地下纵身一跃，手可触及大雄宝殿的檐口。但他不遵佛门规矩，食荤、嗜酒，还*引勾**女人，时逛窑子，令大觉寺众僧头痛。
侦查本部分析：单凡超和普天星皆有疑点，嗜酒自不必说，单曾犯有前科，以挑水夫的收入自然难以支付酒钱，这就构成作案动机；普的开销更大了，他在大觉寺职位不高，收入有限，试问花销钱财从何而来？他终年剃着个光头，这是否和“飞贼”蒙了个头套有关？
清河上尉在宪兵队蛮横惯了，当下发表意见，主张先把单凡超、普天星逮捕再说。山下文田认为抓两个中国人好比逮两只鸟儿，抓错抓对都无所谓，自是点头赞同。小矶谷局长没参加这个会议，以山下文田的职务，他的意见就是警方的决定。但是，希特勒派来的刑侦专家朔尔斯多夫对此持有异议，他是正宗的欧洲侦探，坚决反对“以捕代侦”，主张先进行外围侦查，核对过指纹确认是嫌疑人之后才能捕人，山下文田和清河上尉不敢得罪德国人，只好同意。
山下文田便派中国刑警去秘密提取单凡超和广玉和尚的指纹。那儿位商量一下，领命而去。单凡超的指纹很容易提取，他住在城内关帝庙后面的一间小茅屋里，穷得家徒四壁，出门不用上锁。刑警待他出门给人挑水时，悄悄溜进屋去，拿走了他劈柴用的斧头。斧头柄上留有他右手的五枚指纹。
广玉和尚的指纹就难提取了，他近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缩在寺院里，连喝酒也命小沙弥去外面打了拿回寺里喝。而大觉寺规矩甚大，和尚下榻的僧房严禁外人涉足，刑警连广玉和尚的面也见不到。不过，干侦探这一行的脑筋都很活络，几个刑警凑在一起议了议，很快就有了主意。
这天下午，大觉寺的小沙弥照例拎了瓶子去离寺院不远的“晓月酒坊”去打酒。店里的伙计在接空酒瓶时，“一不小心”失手落地摔碎了。伙计忙不迭打招吁，赔了个新瓶子，还塞给小沙弥一包酒糟豆。小沙弥离开后，身穿便服的刑警从店堂后面闪出来，小心翼翼地拣起了地下的酒瓶碎片。
但是，经台北市警察局刑事技术室鉴定，单凡超、普天星的指纹与“飞贼”在两处作案现场留下的指纹明显不符。这样，侦查本部就把这两人排除了。
隔了一天，侦查本部又获得了一条线索：台北市西南侧的台北县城有一个卖膏药的“癞痢头阿二”也是一个身怀轻功绝技的角色。“癞痢头阿二”名叫董博贵，35岁，台北县人民，以卖跌打损伤、风湿止痛膏药为业。他自幼拜台北八卦掌名师经八爷为师，这经八爷据说曾是清朝台湾总督的贴身保镖，武功卓绝，尤精轻功，他每夜睡觉不上床，而是飞身上梁，在粱上过夜。董博贵跟经八爷学了5年武功，自己又练了二十年，据说已练得身轻如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他有一次在台北县城有名的“富春阁”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瘫在楼上一个角落里睡觉，店家未发觉，锁门打烊而去。“癞痢头阿二”到下半夜醒来，见楼门已被锁住，遂抱了喝剩的半坛酒，从三楼窗口一跃而下，双脚落在铺地的石板上，连个趔趄都没打！
山下文田接到这条情报，马上派日本刑警兵部真一郎、中国刑警唐诚、谢谷林三人化装前往台北县城秘密调查。三个刑警来到台北县城，问了路人，知道“癞痢头阿二”专在城隍庙打拳卖药。他们便去城隍庙，却未见有什么打拳卖药的场子。唐诚向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子打问：
“老伯，常在这里卖膏药的董博贵今天怎么不见了？”
“董博贵？哪个董博贵？……哦，你说的是‘癞痢头阿二’！嘿嘿，他最近一段时间不会来卖膏药啦！”
“怎么的？”
“听说他新近发了一笔财，想讨个婆娘，昨天动身去玉山那里，想出钱向高山族入买个姑娘。”
“哦！晤，‘癞痢头阿二’这笔财是怎么发的？”
“这个可不知道！我只听他说新近得了一大笔钱，还有日本人、美国人的钞票，好像数目很大，上万呐！”
兵部真一郎听到这里，和唐诚、谢谷林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作着无声的思想交流：日元、美元，寻常百姓是无法获得的，况且“数目很大”，“癞痢头阿二”可疑！
兵部真一郎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带点闽南口音，当下便开腔问道：“老伯，‘癞痢头阿二’家住什么地方？”
老头说：“他没家，平时就住在城隍庙的戏台下面。”
三个刑警便悄悄钻到戏台下面去检查，指望能搜到赃物，最起码也获得一件有“癞痢头阿二”清晰指纹的物品。但是他们失望了：戏台下面除了一床破旧被褥，什么也没有。
兵部真一郎返回台北市内向山下文田报告了调查情况。山下文田立刻去见小矶谷局长，提出向台湾全岛各警务机构发出《协查通知》，同时派人急赴玉山，一路访拿“癞痢头阿二”。
之后一连三天，尽管侦查本部上上下下忙得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但却未调查到一点线索。访拿“癞痢头阿二”的那路人马，也无消息。
第三天晚上，小矶谷、山下文田、清河和朔尔斯多夫聚在一起开碰头会。朔尔斯多夫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朝翻译嘀咕了几句德语。翻译对小矾谷三人说：“他说，被盗窃的物品中有金碗、金币等古玩，案犯可能会销赃，是否已对有关店铺进行了布控？”
话音刚落，山下文田失声叫道：“哎呀！怎么忘了这一点哪！”脸色顿时变得通红。
小矶谷局长也闹了个大红脸，稍停下令道：“通知下去，即刻对全市所有的古玩店铺、典当、钱庄进行布控，但凡发现有人典卖金碗、盒币的，立刻扣住，急报警察局！”
山下文田将小矶谷的命令下达下去后，几个人继续分析案情。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钟头，忽然门口一声“报告”，叫得众人一惊。山下文田站起来一看，是手下一个日本刑警科长松本，他刚想发作，忽然看见对方手里拿着一块金灿灿的东西，心念一动，问道：“松本，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松本报告道：“我科里的两名刑警奉命去通知东条大街上的三家古玩店铺布控，通知到第三家‘烟波云海斋’的时候，该店掌柜钱琛殊说他的店里10月9日已收购了一枚袁世凯金币，刑警深感事态重大，就连币带人都弄来了，这是金币。”
山下文田拿来一看，果然是一枚和银元一样大的金币，上面一面是袁世凯头像，一面是“中华民国元年”的隶体字。小矶谷、清河、朔尔斯多夫三人也拿过去看了看，点点头，个个脸绽喜云。无疑，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小矶谷说：“把古玩铺掌柜带进来，对他客气一点，不要吓着他。”
钱琛殊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大胖子，厦门人，说一口带有闽南口音的国语，他坐在沙发上，抽着警察局长给他的香烟，对收购金币一事作了陈述。所他说，这枚金币是10月9日下午购进的。前来售出金币的是一个穿着阔绰、长瓜脸上有着一张略向右歪的嘴巴的年轻少爷，此人说一口本地话，嗓音很响。店里接待他的伙计不知这枚金币的稀珍，因汪是古玩而拒收，对方便破口大骂起来。声音惊动了钱琛殊，出来一看，他是识货的，马上表示愿意购下，开价80元大洋。对方嫌少，几番议价，最后以200元大洋成交。
小矶谷听钱琛殊说完，拍着他的肩膀说：“此事的与你关系的没有，你的协助警察局的找到这个人，将获利大大的奖赏！”
钱琛殊知道金币是要不回来了，哭丧着脸道：“奖赏我不敢想，太君抓到那个人后，能替我追回200元银洋，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小矶谷许诺只要找到那人，立刻给他200元。钱琛殊大喜，匆匆告辞而去。
侦查本部随即派人把金币送往德国领事馆，请因还未追回德日记录本而不能回德国的前总领事莱因霍德.哈尼斯辩认是否是他失窃的。莱因霍德.哈尼斯经辨认，说正是他所失窃的那枚。
侦查本部来了劲，连夜制定了寻找“歪嘴人”的措施。山下文田发号施令，决定次日安排250名警员在台北全市查缉嫌疑人“歪嘴”，连夜让人刻印关于“歪嘴”体态、特征的材料。
次日上午8点钟，250名警员在市警察局大礼堂集中，山下文田正准备登台讲话交代任务时，忽然接到门口警卫室的电话，说有个名叫钱琛殊的老百姓求见。山下文田一听，估计钱琛殊十有八九找到线索了，便命众警员待命，自己去接见钱琛殊。
钱琛殊一见山下文田，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话不连贯报告道：“太君……太君，那个……那个卖金币的找到了！”
“哦！”山下文田闻言大喜，转动着眼眼珠子：“你详细说说！”
原来，钱琛殊昨天晚上从警察局回去后，想想此事非同小可，不仅仅关系到那200元大洋，还和自己开的店铺和自家性命相连，日本人如若找不到那个“歪嘴”，恼羞成怒一翻脸，作兴就会封店抓人。因此，钱琛殊叫起已经睡下的学徒，命他们立刻去把全体店员、学徒叫来店里，他有急事交代。一会儿，全店11人来齐了，钱琛殊便把情况摊明，让众人明天都上街去访查那个“歪嘴。”
钱琛殊话音方落，一个姓孙的店员说：“那个‘歪嘴’我时常在小南门一带碰到，每天早上总去‘万春茶馆’喝茶”。
钱琛殊闻言大喜，随即又有些怀疑：“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板，我到您这里来之前，是‘万春茶馆’的账房先生。”
于是，钱琛殊便决定明天一早亲自和众人一起去“万春茶馆”附近转悠。当晚，众人都挤宿在店里。
今天早晨，钱琛殊一行便去小南门“万春茶馆”，几个人在里面喝茶，另外几个人在附近马路上转悠。7点钟不到，果然见那“歪嘴”大摇大摆走进茶馆，步上二楼，独占一副临窗座头，要了一壶花茶、几碟小吃，笃悠悠地享用起来。
钱琛殊觑得真切，确认是出售金币的那位，便指使孙姓店员去向老茶客打听“歪嘴”的身份。孙某去了一会便回来了，向钱琛殊耳语悄言，密报结果：“歪嘴”姓秦，是“德泰米行”的小开，人称“花王秦少爷”，是*院妓**常客、暗娼密友，另外还霸占着七八个有夫之妇和寡妇。
钱琛殊原来打算当场仗着人多势众把“歪嘴”扭送警察局，但一听此人是“德泰米行”的小开，便打消了主意。此话怎讲？原来“德泰米行”的老板泰幅乃是台湾洪帮中的高辈份人士，手下门徒颇多，三教九流都有，连警察局、“鸭机关”里都有他的徒子徒孙。这等角色，以钱琛殊一个古玩商人，自然不敢招惹。
当下，钱琛殊便吩咐孙某等人暗暗盯着秦“歪嘴”，自己悄悄出门而去，雇了辆三轮车直奔警察局。
山下文田听钱琛殊一番诉说后，笑道：“帮会的，我们不怕！”遂传下命令，派12名刑警前往“万春茶馆”拿人。
刑警受命，即刻出动，警车、摩托车一路警报长呜，风驰电掣直驶小南门“万春茶馆”。下车以后，8名刑替分别把守茶馆和外界的通道，4名刑警冲上二楼，直扑“花王秦少爷”，将其掀翻在地，扣上*铐手**，押了就走。
五、
“花王秦少爷”被押到台北市警察局后，山下文田和清河上尉亲自提审。
四名日本刑警把“花王秦少爷”押进审讯室，上面二位尚未开口，他已经咧着歪嘴大呼“冤杠”了。
山下文田喝问：“你的，叫什么名字？”
“秦汝男。太君，我冤枉哪！”
“你冤枉什么？”
“我没做什么坏事，我是良民哪！太君明鉴！”
清河上尉亮出那枚金币：“秦汝田，这个，是你卖给古玩店的？”
秦汝男定睛一看，松了一口气：“是的，是我上几天卖给‘烟波云海斋’的，卖得200元银洋。”
“很好，你的说实话，刑罚的不上。现在你说，这枚金币是从哪里来的？你只要说出是谁给你的，马上放你回去。”
秦汝男是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一看就知道不是“飞贼”，因此断定这枚金币是他从别人手里得来的。
秦汝男交代金币是他上个月去福州走亲戚时从一个不相识的人那里买下的，带回台北后因手头紧，就卖给古玩店了。山下文田一连问了三遍，他都是这样回答。
清河上尉哪有这份耐心，宪兵本色毕露，拍着桌子大叫：“秦汝男，你的良心大大的坏！拉下去，皮鞭的抽！老虎凳的上！”
秦汝男挺过了皮鞭，抽得皮开肉绽犹坚不吐口，但是一上老虎凳就求饶，大叫“愿招”。
招供内容大大出乎侦查本部的意外：秦汝男称这枚金币是他从福州购得的10枚伪造金币中的一枚，另外九枚尚未出售，藏于家中。
山下文田把金币在手里又是掂又是捏的仔细检查，似信似疑道：“这会是假的？”
秦汝男说：“太君如若不信，可以用刀子剖开查看。”
清河上尉用小刀在金币表面试着划了一下，果真把一层大约1毫米厚的金壳划开了，里面是铅片。
刑警又赶到秦家去搜查，果然又搜得九枚一模一样的假金币。
这样，秦汝男的疑点排除了。但是，警察局还是没放过他，以“贩卖黄金”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最后，他的老头子秦幅花了100两黄金才把他赎了出去。
侦查工作搁浅了。
这时，距案发日期已经十余天，柏林方面惦着那个笔记本，频频来电向德国领事馆询问破案情况。东京方面也怕笔记本泄密招来苏联对日本的“不良反应”，所以也拍来电令催办，急得侦查本部几人头头脑脑坐立不安，六神无主。
这时，柏林来的刑侦专家朔尔斯多夫提出了一个新见解：是否物色一个台湾本地出生的中国侦查高手参加破案？
小矶谷局长请教道：“什么理由？”
朔尔斯多夫说：“我此刻也说不上什么理由，但是我有这样一种直觉：这个案子只有在中国人手里才破得了。顺便说明一下，在成长期的侦探生涯中，直觉从未欺骗过我！”
小矾谷、山下文田、清河几个反复讨论下来，在找不到其他更稳妥的方案的情况下，终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决定采纳朔尔斯多是所提的方案。
台北市警察局的中国刑警中，没有一个是侦查高手。小矶谷亭人只好商量从外地警察局临时借调，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基隆市警察局的郑宗侃。
郑宗侃，41岁，出生于台南县，据传是郑成功的后裔。郑宗侃出身捕快世家，其祖上四代都在清朝台南县、台北府及台湾总督衙门当捕快头目。到郑宗侃的父亲郑宽侠，因中国和日本订立了《马是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统治台湾后成立了各地警察局而受雇于台南县警察局，担任探长。郑宗侃可能受他那些侦探祖宗的遗传影响，对侦探这门职业情有独钟，从台北中级学堂毕业后，考上了东京高等警察学校，专攻刑侦专业。
郑宗侃从日本留学回台湾后，去距台北四十公里的基隆市警察局当了一名刑警。十五年中，郑宗侃参加和独立侦破了许多刑事案件，其侦查才能引起日本上司的注意和器重，予以提拔重用。
1936年5月，郑宗侃应东京警视厅之邀，以刑侦专家的身份赴东京参加轰动全日本的“东京湾系列碎尸案”的侦查，以独特的见解为最后破案提供了方向，被日本报纸誉为“*那支**神探”。
郑宗侃从日本返回基隆后，被任命为基隆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他是当时台湾各地警察局中唯有的一个任大队（科）正职长官的中国人。
郑宗侃从基隆赶往台北，向“德国领事馆盗窃案侦查本部”报到的日子是10月23日。当天下午，侦查本部就向他详细介绍了案件和侦查情况。
郑宗侃的第一个观点是：“癞痢头阿二”不是嫌疑犯。因为凭特殊技能作案的案犯，他既然考虑到隐蔽手法（如头蒙黑布套）防止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必然会考虑到“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问题，因此决不会在台北作案，而必定会跑得远些下手，比如去基隆、嘉义等地。所以，“癞痢头阿二”肯定与“飞贼”案无关。
当时，除了朔尔斯多夫，其他如小矾谷、山下文田、清河上尉等等对郑宗侃的这一观点都不以为然。但是，当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就证明郑宗侃的判断是准确的——
晚上8点钟，去玉山追捕“癞痢头阿二”的刑警向侦查本部发来一份电报，报告“疑犯董某已被捕，正在讯问中”。
心存侥幸的小矶谷正指望“癞痢头阿二”供认是“飞贼”时，午瘦时分侦查本部接到了市警察局值班室转达的报案消息：“正金银行”发现“飞贼”作案，保安人员追捕未着。
至此，小矶谷局长不得不承认“癞痢头阿二”不是“飞贼”。由此，他对郑宗侃开始另眼看待，所以在下令让侦查本部派员去“正金银行”勘查现场时，特地关照要让郑宗侃出马。
侦查本部出动了10名刑警，由山下文田领头。朔尔斯多夫因劳累加水土不服，病倒了；清河上尉喝醉了酒，在警察局的值班寝室里沉沉大睡，叫也叫不醒。
路上，山下文田对郑宗侃用日语说：“郑君，这回看你的了！”
郑宗侃也说日语：“尽力而为吧！”
山下文田苦笑，改说中国话：“不瞒郑君说，对这个案件，借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我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因此，全靠你了！”
郑宗侃点点头，没有吭声。
这时，警车抵达“正金银行”。这是当时日本在台湾开的一家银行，总经理名叫真光彦四，最近回国办事去了。也许是总经理不在的原因，或者是该行开张18年以来从未出过任何案件的缘故，晚上值勤的保安人员玩忽职守，擅离岗位，几个人聚在大门内的警卫室里喝酒聊天，直到警铃骤响才慌忙奔往金库。
金库位于银行大楼后面的一幢独立两层小楼内的地下室里，
有两个进出口，一个就在小楼内，另一个通过地道直通营业大厅。后一个通常只作为取款、解款的进出口，平时不使用一工作人员出入金库，都从小楼走。小楼内应当昼夜有人值守，但是今晚由于保安人员离开了，所阱给窃贼有机可乘。四名保安人员奔到小楼前，发现楼门已经开启（后来知道窃贼先光顾总经理办公室窃取了钥匙），便直扑进去。然而，金库的铁门完好无损，上面的封签也依然好好的，表明窃贼还未打开过。可是，窃贼却不见了！
从时间推断，窃贼在听到脚少声才意识到被发觉时，已经来不及逃出小楼了，因此，他多半是窜上楼躲起来了。四名保安人员遂分为两路，两人上楼搜索，两人出去守候，以防窃贼跳楼逃遁。
上楼搜索的两人在楼上5间屋子里转了一圄，没见窃贼的影子，不禁觉得奇怪。其中一人走到窗口前问下面的同伴是否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下面答称没发现。就在这时，那人无意间发现窗台上有一个脚印！他把头探出窗外一看，窗框右侧一尺远处就是从屋子平顶上伸下来的水落管子，于是恍然大悟，遂大声叫道：“他在屋顶上！”
话音刚落，一条黑影从屋顶上飘然落下，“嗖”的一声落在地上。底下守候的那两个保安员定睛一看，“飞贼”是个瘦长个子，身穿玄色紧身衣裤，头蒙黑布套。“飞贼”双脚落地后，未作停留，一个侧身就往大楼和院墙之间的巷道急奔。保安员一看，一边紧追，一边鸣枪示警，大叫：“站住！不许动！”
“飞贼”听见枪声，似乎愣怔了一下，随即把手伸向怀里，拔出手枪反手回击。连打三枪，两枪打在院墙上，一枪击中一名保安员的右小腿，负伤倒地。另一名保安员见“飞贼”竞有手枪，不敢大意，连忙缩到墙角后面，想打巷战。不料“飞贼”乘这个当儿直窜到前面大院（那里的院墙上未架设铁丝网），“嗖嗖嗖”踩着墙壁上的2.8米高的墙头，往下一跳便消失了。
山下文田、郑宗侃等一行抵达“正金银行”听有关人员详细介绍过上述隋况后，立刻分头勘查现场。
郑宗侃带领四名刑警负责勘查通往金库的小楼。郑宗侃仔细观察过现场后，指示刑警提取了脚印和指纹，对情况初步判断如下：“飞贼”以钥匙打开小楼大门后，直奔金库门口，仍以钥匙去开门。但金库门上的是定时锁，未到预定的时间，即使用钥匙也无法打开，反倒触动报警装置。“飞贼”正在拨弄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料想已被察觉，这时他已来不及往外逃了，于是慌忙窜上二楼，顺着水落管子爬上楼顶想躲过搜捕后再遁身，不意留在窗台上的脚印暴露了他的行踪，只好动枪突围。
郑宗侃要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飞贼”所用的金库钥匙是哪里来的？他向闻讯赶来的日本襄理打听银行一共有几把金库钥匙。对方答称共有两把，分别由总经理和金库库长掌管。郑宗侃又问了两人的行踪，断定总经理那里出了问题，便说：
“你派两个人去总经理办公室看一下，估计‘飞贼’先已光顾过那里了。”
襄理派人去一看，总经理办公室果然已被撬窃。郑宗侃便去总经理办公室勘查，那里的保险箱已被撬开，金库钥匙就从此处获得，箱内的文件、账本还在，黄金、珠宝、现钞之类未见，不知总经理本来就未存放呢，还是存放了而被“飞贼”席卷一空了。另外，屋角的酒橱也被动过了，“飞贼”和光顾德国领事馆时一样，开了一瓶洋酒（白兰地），喝了大约半瓶，是倒在高脚酒杯里喝的。
郑宗侃勘查完总经理办公室现场时，山下文田那边也勘查结束了，获得了脚印、手枪*弹子**弹头、弹壳等遗留物。
凌晨三时，山下文田一行返回市警察局，因要对脚印、指纹、弹头、弹壳进行技术鉴定，所以定于次日举行案情分析会。
次日中午时分，技术鉴定结果出来了：现场脚印、指纹与前两起盗窃案所发现的脚印、指纹相同，系同一案犯作案；弹头、弹壳系盐田旅团司令部失窃的那支*用军**手枪中射出的。
侦查本部主任小矶谷看了技术鉴定报告，阴沉着脸下令道：“立即举行案情分析会！”
六、
由于柏林频频来电催促，德国刑侦专家朔尔斯多夫从医院来到市警察局，挂着盐水瓶参加案情分析会。但是，这位柏林名探并未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角，主角是中国侦探郑宗侃。
郑宗侃在与会刑警纷纷发表并无新意的观点后，在小矶谷局长和山下文田的再三催促后，总算开腔发言，亮出了一个新观点：“我认为这个案犯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这个观点依据是什么呢？是酒。在10月8日德国领事馆案件和昨晚‘正金银行’案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案犯在现场都喝了半瓶酒。我查阅了德国领事馆案件的现场勘查记录和照片，得知莱因霍德.哈尼斯前总领事卧室的酒柜中，除了几种外国酒即中国人所说的洋酒，其他十几种都是中国酒，烈酒、果酒都有；昨晚我在‘正金银行’现场留心了一下，酒橱里所放的酒的品种大致也是如此。这么多酒，案犯为什么两次都选择‘威士忌’、‘白兰地’这样的淡性洋酒喝呢？这是偶然的选择巧合，还是具有一种必然的规律？”
郑宗侃转脸回顾，眼光在众人脸上扫视，似在寻找赞同者。众刑警在座位上窃窃私议，山下文田则连连点头，小矶谷局长兴奋地说：“说下去！说下去！”
郑宗侃微微一笑，继续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按中国人的习惯，一个人如果在进行作案一类的极不平常的大事时还抓紧机会喝酒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酒鬼，而且是个了不起的酒鬼。但是，一个人如若熬到酒鬼这个称号了，他的酒量一定很不错。而中国人的惯例，这种人都是喝烈酒的，他们对果酒、啤酒不感兴趣，对洋酒，通常更是不能接受。真正外国酿制的‘威士忌’、‘白兰地’我都喝过，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口味，觉得有一股难以接受的异味。所以，在两个作案现场都喝洋酒的案犯，不是中国人！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国人呢？我估计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只有欧美人士，才有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喝‘威士忌’、‘白兰地’之类淡性洋酒的习惯，藉以帮助安神镇定。案犯两次在现场喝酒，原因就在这里。另外，案犯每次作案都以黑布套蒙住头部，这是为什么？我想，他一定想不让自己的金发碧眼高鼻梁暴露出来，以保护自己。从案犯撬保险箱的手法来看，他是一个惯犯，但是，他在台湾还是首次露面。他如此频繁地选择这类目标作案，估计一是可能急于需要一笔巨款，二是可能是想捞几把后离开台岛回国。”
郑宗侃一番话语说完，朔尔斯多夫开腔了：“郑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看来我主张请中国刑警参加破案的主意是准确的。只有中国人，才知道自己民族的习惯。拿作案时喝酒来说，这在德国的犯罪分子中是不足为奇的，许多罪犯为达到郑先生所说的安神镇定的目的，作案前还特地带上酒，到现场去喝呢。”
朔尔斯多夫之后，好几个日本刑警也发言，赞同郑宗侃的观点。
山下文田也说：“看来，这次找对了侦查方向。”
一向傲慢的清河上尉也连连点头，不无感叹道：“郑先生不愧为‘*那支**神探’啊！”
小矶谷局长说：“大家议一议，应当从哪几个方向去查找这个‘飞贼’？由于德国领事馆的被窃物品中有莱因霍德.哈尼斯前总领事的绝密文本，这个‘飞贼’是不是间谍或者与间谍有联系的人？”
朔尔斯多夫说：“我估计‘飞贼’与间谍无关，他盗窃文本多半是为了那个装文本的皮包，他需要皮包来装金碗、钞票等赃物赃款，就把皮包里的文本一起盗走了。”
众人围绕这个问题议了一会，都赞同朔尔斯多夫的分析。于是，把议题转到小矶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上。议了好一阵，最后终于定下了侦查方向——
第一，从目前在台湾的欧洲人中间开展秘密调查，重点是查流浪汉、欧籍工人、大学生。如上述对象中查不到线索，可以扩大到欧籍军人、技术人员和外交人员。
第二，为防止“飞贼”携带赃物离岛脱逃，须加强各港口、机场对离岛欧美籍人员所携行李的检查。
第三，“飞贼”第三次作案未达到目的（“正金银行”总经理真光彦一已从日本发来电报，称他的保险箱中无现钞和其他值钱的物品），估计他仍会在近日内作案，所以宜采取守伏方式擒捕。可抽调警员在台北全市银行、大商店值夜守伏。
侦查进行到第三天，一个欧籍流浪汉进入了侦查本部的视线。这个流浪汉是白俄罗斯人，名叫安德列.布特朗斯，江湖上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会飞的魔鬼”。没有人留意到这个“魔鬼”是几时“飞”台湾岛上来的，当人们发现有一个白俄瘦高个子在市内转悠着小提琴求乞时，他已经成为台北地区大约百十名欧美籍流浪汉的头儿了。
安德烈.布特朗斯表面上以拉小提琴求乞谋生，但刑警发颤却过着富裕的生活，每天四餐都是在饭馆里吃的，而且每餐都须酒，喝的是洋酒。
由于安德烈.布特朗斯的外形、脚码与“飞贼”相似，所以侦本部决定把他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调查。山下文田下令：提取他指纹！但是，这个“会飞的魔鬼”的指纹比广玉和尚难提取：他整天戴着一副白色薄绒布手套，连拉小提琴、喝酒进餐都不脱下来。几刑警化装盯了他三天，竟无法搞到他的指纹。
这是不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侦查本部对他的兴趣更加浓了。经过商量，刑警决定另辟蹊径进行调查。侦查本部派一名通英语、俄语的日本刑警，化装成流浪汉，和几个欧洲籍流浪汉起混了几天，很快就弄清了安德烈.布特朗斯的有关情况——
安德烈.布特朗斯，49岁，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人，出身一个贵族家庭，苏联“十月草命”前曾做过跳高、跳远运动员。“十月革命”后，困其家里遭到冲击而参加“*杀暗**团”，杀死过契卡人员，不久遭通缉而逃离明斯克参加*政府反***队军**。失败后，安德烈.布特朗斯逃往法国，参加杂技团，表演高空走钢丝和空中飞人节目，后因为一个女演员和老板争风吃醋，杀死两人后逃来亚洲。他的这段历史，被人添油加醋说得神乎其神，为他博得了一个“会飞的魔鬼”的绰称。“会飞的魔鬼”是今年6月中旬从越南河内经香港来台北的。
山下文田听取那个日本刑警的汇报后，认为安德烈.布特朗斯十足可疑，当即下令拘捕这个白俄流浪汉。这天下午，当“会飞的魔鬼”在市内大川公园门前拉小提琴时，发现被他吸引过来的观众特别多，不禁精神大振，拉得特别起劲。不料，当他一曲方罢，正待摘下礼帽讨钱时，从围观人群中倏地窜出十来条汉子，把他团团围住。他还没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时，一副*铐手**已经扣在他手腕上。这时，停在不远处的警车也开过来了，便衣刑警把他推上车，开了就走。
侦查本部抓了“会飞的魔鬼”，却未提审，因为经鉴定，他的指纹与“飞贼”的指纹明显不符。但是，警察局并未释放他，直到“飞贼”落网后，才把他驱逐出岛，送往香港。
从10月26日至11月4日这10天中，侦查本部出动上百名警员，在台北全市所有欧籍人士中进行了严密的调查，但除了“会飞的魔鬼”外，未再发现其他线索。
侦查本部的几个头目把希望寄托在“守伏”的那条线上。守伏线是分工由郑宗侃负责的，他亲自跑遍台北全市，选出了19家估计会被“飞贼”作为作案目标的银行、商店，每天晚上每家派两名警员穿了便衣前往守伏。10天下来，“飞贼”没有露脸。又过了三天，“飞贼”仍不见影踪，正当小矶谷等人沉不住气的时候，11月8日晚上，“飞贼”露面了！
事后，小矶谷等人十分佩服郑宗侃的眼力，因为“飞贼”果真撞进了他所设定的圈子里。这天晚上，“飞贼”光顾的是“亚细亚钟表公司”，这是郑宗侃几经踏勘后，选中的19个守伏点中的最后一个。
“亚细亚钟表公司”是台北商人黄泽强开的，号称公司，其实规模并不大，而且和所有的钟表店铺均不同的是该公司开在“倍福大楼”的8楼。“倍福大楼”是一幢14层建筑物，这在三十年代的台北已是少有的高层建筑了，10层以上是住户，1层至9层是一些不开门面的公司的写字间。“亚细亚”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租下了8楼的一部分，开了钟表店铺，十几年来生意竟然一直很好，钱钞着实赚了不少。正因为如此，郑宗侃决定把“亚细亚”也作为一个守伏点。
11月8日，距“飞贼”首次露面正好一个月。这天晚上轮值的是侦查本部日本刑警松本和参加侦查的6名中国刑警之一的老黄。两人晚上8点钟进入岗位——躲在钟表公司靠近门口的一个角落里，从守伏点望出去，可以看清从电梯到公司门口一块空面积的全景。按照预先的设想，守伏者是等“飞贼”撬开大门溜进店堂后，出其不意堵住退路，然后再将他逮捕。
在这两个星期中，松本、老黄已经第五次轮到在“亚细亚”通宵守伏了。这种守伏单调而寂寞，人缩在那里又不能随便活动，而且重要的是根本不知道“飞贼”是否会光顾，很有可能是白熬夜白辛苦。两人守到午夜时分，已经精疲神尽，哈欠连连。他们平时都不抽烟，困守伏需要从侦查本部领了一包“哈德门”香烟，这会儿熬不住了就抽了起来，以驱除瞌睡困扰。
抽了两支香烟，松本、老黄又点燃了第三支。刚抽了几口，忽然，外面的灯光熄灭了。老黄连忙扯了下松本的衣角，两人几乎同时掐灭了香烟，黑暗中互相对视了一眼，无声地向对方提醒：“飞贼”来了？！
两人朝外面观察，不禁暗吃一惊：不知几时，门口已出现了一条黑影，瘦长个头，头蒙黑布套，和曾经几次出现过的“飞贼”特征相符！
黑影在门外稍一停顿，似是在谛听动静，随即开始撬门锁。他的手法很熟练，片刻工夫，也没出多大的声响，就把门锁撬开了。大门被推开了一条尺把宽的缝，“飞贼”探进头，东张西望了一会，无声无息地闪了进来。反手把门关上。
“飞贼”开始往里走。后来想想，幸亏“飞贼”蒙了布套，因为这多少影响他的嗅觉功能，使他在走进大约5米距离后才发现不对头——店里有一股新鲜的香烟味！“飞贼”象听到一声紧急口令似地突然驻步，接着，他大概由此分析出中了埋伏，身体受惊般地抖动了一下，转身朝门口窜。然而已经晚了，刑警老黄如下山恶豹一般倏地扑向门口，亮出手枪：“不许动！”
“飞贼”似是料到老黄不会开枪，没理会这声吆喝，一个急转身朝里面逃去。背后，松本叫着“八格牙路”紧迫不舍。“飞贼”轻松地一个“旱地拔葱”跃上一张柜台，然后轻轻一点，跃下，双脚还没沾地，柜台已被松本*翻推**，他算是让得快，才没被砸着。但是，这一着使他打了个趔趄，刚拔在手里准备射击的那支*用军**手枪被精通格斗术的松本一掌砍在手腕上震飞！
“飞贼”和松本似驴牵磨似地在几十平方米的店堂里转奔，一个逃，一个追。老黄按照事先商量的牢牢把守门口，寸步不离。郑宗侃在踏勘这个守伏点时认为这是8楼，离地面有20多米，纵然“飞贼”本事了得也断然不敢往下跳。所以，他吩咐一旦“飞贼”人内，只消把住大门，就肯定能拿住。
松本虽然年轻力壮，训练有素，但在奔跑方面的耐力和灵活裎度当然不敌眼前这个能“飞”的窃贼，转了一会，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飞贼”利用这个机会，突然打开了一扇靠马路一侧的窗子。
松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干脆停了下来，隔着几张柜台，用英语说：“你又想‘飞’了？好啊，我不追你了，有本领你往下跳吧！”
“飞贼”真的探头往窗外下面看，松本乘机跳上柜台，猛扑过去。但“飞贼”是何等机警，听见声响早已闪腾开去，令松本扑了个空。
警察和窃贼之间重新开始一场追逃。但“飞贼”对此似已失去兴趣，当他又一次转到先前打开的那扇窗子前时，突然一跃而起，手在窗台上撑了一下，整个人穿窗而出，往下跳去！
此举令松本、老黄大大吃惊：这家伙难道真不惜冒丧命之虞而拼死一逃？两人双双扑到窗口，往外一看，不禁瞠目结舌：“飞贼”利用刚才探身往外看的极短促的机会，在窗框上系了一根带来的绳子，攀绳而下；绳子长度仅到四楼，他此刻已下到四楼窗台上，正准备往下跳！
“开枪警告！。”
老黄往下面打了一枪，*弹子**在“飞贼”很近的位置掠过。这一枪使他吃惊不小，于是改变主意，猛地一肘撞碎玻璃，钻进了四楼写字间。
下面没设埋伏，两个刑警慌忙往楼下去。当他们赶到四楼时，那个写字间的门敞开着，但“飞贼”已经不在了。
“快追！”
松本、老黄赶到下面，马路上空无一人，“飞贼”已经不见影踪了！
七、
侦查本部接到松本的电话报告，山下文田、清河上尉立刻率领十几名刑警驱车直抵“倍福大楼”。
郑宗侃的那天晚上未在侦查本部值班，住在市警察局招待所，等他接到山下文田的通知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赶到“亚细亚”时，松本、老黄两人正站得毕端毕正听山下文田大发雷霆训斥。他们显然已经挨过“教训”，一个嘴角流血，一人脸上印着红杠。
郑宗侃开口解救了他们：“山下科长，现场着过了吗？”
一语提醒了山下文田，又骂了两声“八格牙路”，一挥手下令道：“上楼去，勘查现场！”
刑警在“亚细亚钟表公司”的门口发现一根大约尺半长、指头粗、一头扁一头尖的钢质小撬棒，“飞贼”就是用这根撬棒撬开门锁的。接着，又在店堂里找到了那支被松本一掌砍飞的*用军**手枪，一看枪号，正是盐田旅团司令部失窃的那支。
第三个发现是系在窗框上的那根绳子。这绳子有指头粗，白麻拧成的，两头断口处有齐崭崭的断截面，像是用利器砍断的。负责摄影的刑警拍过照片后，另一个刑警想解下绳子，郑宗侃说：“别动！让我看一下。”
刑警闪开，郑宗侃凑到绳子前，对着系住窗框的绳结反复观察，看了又看，好一阵才亲自动手解下，把绳子收起来，扎紧了放在一个纸口袋里，召来那个被山下文田打得嘴角流血的刑警松本，对他耳语了几句，把纸袋递给他，后者匆匆而去。
由于技术鉴定的原因，加上小矶谷局长和朔尔斯多夫都不在，所以案情分析会延至次日中午才举行。
朔尔斯多夫在听松本介绍案发时的情况后，拿起那根钢质撬棒看了一会，说：“记得我刚抵台北所介绍情况时，说过案犯在盐田旅团司令部现场也遗留过一根这样的东西，那根还在吗？”
山下文田点点头：“在！”遂吩咐助手去隔壁屋里取来。
朔尔斯多夫将两根撬棒放在一起，反复比较着看了好一阵，说：“这不是特制的作案工作，而是普通的生产工具。案犯把这东西用过后就随后丢弃，说明他得来很方便，失去也不会引起怀疑。如此看来，案犯来自哪家规模较大的机械工厂，因为只有机械工厂才经常使用这种工具，只有较大的工厂才有很多的这种工具，可以供案犯随意获取。”
小矶谷局长说：“言之有理！查一下，台北有哪些机械工厂。”
这时，郑宗侃开腔了：“不用查了，肯定是基隆船厂！”
基隆船厂？怎么弄到基隆去了？在场的几十人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郑宗侃，等待他揭晓谜底。
郑宗侃站起来，出示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系在窗框上的绳结：“诸君请看，这是在‘亚细亚钟表公司’现场拍摄下‘飞贼’系在窗框上逃离现场时的绳子的绳结。这个绳结的式样有点特别，通常一般人不会打，更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出来。因此，我怀疑这是一种特殊职业的标志。从现场回来后，我去救火会，把刚冲扩出的照片给那里的人看。他们看过后，议论了一阵得出结论：这是海员或者当过海员的人打的绳结。
“勘查现场时，我由于已对绳结引起注意，又发现绳子是旧的，就立刻封进纸袋，交请松本即送技术室作鉴定。当我从救火会回来，技术鉴定结论已经出来了。鉴定结论是：绳子中含有盐、钾、钠、氮等成份，说明该绳时常接触海水，估计是从出海船只上获取的。
“根据以上两个结论，我认为‘飞贼’是一个具有若干年海上生活经验的、现在还在当海员的人。因为行前对他的国籍、种族已有比较明确的结论。所以，我又认定他是一名欧洲或者美洲国家的海员。他具有从船上获取绳子的机会，所以，他所在的那艘轮船在从10月8日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台湾，不是台北就是基隆。轮船通常是应当在海上肮行的，即使在港口停靠也不过一二天的事，‘飞贼’所在的轮船怎么会在台湾停泊一月之久？答案只有一个：这条船在船厂大修！刚才朔尔斯多夫先生的分析又给了我一点启示，台北没有大的船厂，只有基隆才有，所以我断定‘飞贼’所在的船肯定在基隆船厂！”
郑宗侃这一番分析真是鞭辟入里，说得人人点头。案情分析会决定：立即派20名刑警由山下文田、郑宗侃带领，赴基隆开展侦查。
郑宗侃是基隆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一到基隆就是他的地盘了。当天，他就和基隆船厂的马来西亚老板取得联系，弄清楚目前在该厂大修的轮船共有5条，其中10月8日前就已进厂修理的有3条：英国货轮“克里斯坦号”、法国货轮“波拿巴之星号”和墨西哥货轮“泼赖诺尔号”。这三艘船上的海员全是欧美国家的。
郑宗侃断定“飞贼”就在这三条轮船中的一条上。经和船厂方面联系，次日，几名刑警化装成修理工，和船厂工人一起上了这三条船。他们别的不查，单查船上的绳索，看是否有规格、成色、断口均和“亚细亚”现场那根绳子所吻合的。这种秘密调查一共进行了两天，最后终于在英国6500吨级远洋货轮“克里斯坦号”上发现了一根与现场那段绳子完全吻合的白麻绳。
山下文田大喜：“好！‘飞贼’就在‘克里斯坦号’上！”
侦查范围从大千世界压缩到一条轮船上，事情就好办了。其时，克里斯坦号”的维修已经结束，只待油漆干了就可启航。船厂方面在每艘大修轮船修毕启航前夕，有宴请全体船员的惯例。这次由于侦查需要，船厂应侦查本部的要求，找了个借口提前宴请“克里斯坦号”的船员。
宴请那天下午，日本国内应台北市警察局的要求，派来了6名刑事勘查痕迹专家，连同台北、基隆雨市警察局的刑事技术鉴定人员，齐集基隆市警察局，等候刑警提取来的指纹进行鉴定。
当天傍晚，基隆船厂宴请“克里斯坦号”全体船员。三个多小时后，宴会结束。客人刚离开，几十名刑警就出现在餐厅，把每个客人使用过的刀、叉、勺、杯各用薄纸包起来后，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封严后对照座位上贴着的姓名一一登记。
半小时后，一辆汽车载着“克里斯坦号”248名船员使用过的餐具驶往基隆市警察局。经过11名痕迹专家反复鉴定，终于从这些餐具中发现一份指纹与“飞贼”完全一致的。
装这份餐具的牛皮纸口袋的封签上，写着“威廉姆.兰恩”的姓名。
天明后，山下文田、郑宗侃在基隆船厂厂长室约见“克里斯坦号”船长奥尼尔，向对方了解威廉姆.兰恩的情况。奥尼尔说威廉姆.兰恩是船上的二等水手，九个月前刚在伦敦受雇于“克里斯坦号”。奥尼尔船长称他只知道威廉姆-兰恩作为一名水手来说是称职的，至于是否有盗窃行为那就不得而知了，也没见过或者听说过具有飞檐走壁的技能。但这位船长所介绍的关于威廉姆.兰恩的体态特征与“飞贼”完全一致。
山下文田说：“指纹鉴定已经确证威廉姆.兰恩是‘飞贼’了，我们决定逮捕他，这一点，船长先生没有异议吧？”
“是的。”
“谢谢！那么，请船长先生协助我们。”
山下文田谈了侦查本部制订的逮捕方案：为防止“克里斯坦号”船员为此发生骚动，请船长找个借口把威廉姆‘兰恩骗到岸上来。
奥尼尔船长点点头，抓起厂长桌上的电话机送话器（修船期间，船厂给每条轮船上架设了临时电话，以便联络）要通了自己的船，吩咐大副：以给船长搬运船厂赠送的礼物为由，命令水手长叫四名水手上岸来船长室，四人中必须叫上威廉姆.兰恩，但必须严格保密。
对于海员来说，船长的指示就是皇帝的圣旨。不一会，郑宗侃就在望远镜里看见扶“克里斯坦号”上下来了四个外国水手。他把望远镜递给奥尼尔船长：“请阁下指点一下，哪个是威廉姆.兰恩？”
奥尼尔船长看了看，说：“穿灰色西装、系红领带的那个。”
山下文田命令一个刑警：“通知下去，抓灰西装、红领带的那个。”
威廉姆.兰恩四人走进厂部大楼，船厂的一个职员对他们打了个手势，说着生硬的英语：“你们船长先生在楼上，请从这边上楼。”
上楼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四个外国海员走进走廊后，走廊对面也走来了四个职员打扮的男子。当他们和外国海员撩身而过的时候，突然出其不意围住了威廉姆.兰恩，以熟练的捕俘动作迅速把他制服，扣上了*铐手**。
与此同时，走廊两头各被一群持枪刑警堵住，进口那里为首的山下文田喝道：“警方逮捕窃贼威廉姆.兰恩，与其他人没有关系！”
那三个海员早已大惊失色，哪敢造次？呆呆地看着威廉姆.兰恩被刑警押走了。
威廉姆.兰恩被捕后，先被押往基隆市警察局，调换了一副大号白铜手铸，脚脖子上扣上了一副18斤铁镣，然后在几辆警车押解下，送往台北市警察局。
船厂这边，郑宗侃率一批刑警登上“克里斯坦号”，对威廉姆.兰恩所住的舱室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在皮箱夹层里搜出了金碗、金币等部分赃物，又在枕头里搜得莱因霍德.哈尼斯的那个皮包，那个笔记本和几页汇报提纲均在，里面另外还装着全部赃款。
威廉姆.兰恩被押到台北后，由小矶谷局长、山下文田、清河上尉三人审讯，新上任的德国驻台湾总领事斯旦戈尔、希特勒派来的刑侦专家朔尔斯多夫到场旁听。应斯旦戈尔总领事的要求，警察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在审讯室外面安排了双岗，绝对禁止任何人走近警戒线。
经审讯，弄清了有关情况：威廉姆.兰恩，46岁，英国人，家住英国伯明翰市第17大街182号。威廉姆.兰恩的父亲是英国皇家陆军的军官，曾长期担任印度占领军的要职。威廉姆.兰恩在6岁至14岁这8年间，随同母亲在印度父亲处生活。其父对印度的瑜伽术具有浓厚的兴趣，为儿子请了一位印度瑜伽高手，让他习练瑜伽术。威廉姆.兰恩14岁回国时，已经练就一身瑜伽术中的轻功，平空能窜上2米多高的屋顶，四五米高的墙壁能垂直而上十几米高处跳下可以不打一个趔趄。之后，他仍时常习练，抓紧不辍。
威廉姆.兰恩20岁时，父亲病死；两年后母亲也车祸而亡。场变故使他家经济景况一落千丈，他不得不从大学辍学，开始以打工谋生。三十岁以前，威廉姆.兰恩不知干过多少职业，饱尝了人间艰苦。三十岁那年，威廉姆.兰恩当上了海员，不久和一个理发师的女儿结了婚，在伯明翰安了家。
威廉姆.兰恩当海员两年后，由于经济拮据急于想改变状况而染上了赌博恶习；差不多是同时，由于老是赌输，他开始利用自已自幼练就的轻功绝技进行盗窃犯罪活动。在十几年时间里，威姆.兰恩利用航海全球的机会，分别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新西兰的惠灵顿、印度的马德拉斯、马来西亚的古晋、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墨西哥的蒂华纳、希腊的雅典、日本的东京、苏联的海参崴、美国的旧金山等三十多个港口城市进行盗窃活动，所窃得的钱财不计其数。
这次，威廉姆.兰恩所在的“克里斯坦号”在往台湾运货后在基隆港停泊，进行大修。威廉姆.兰恩寻思机会来了，决定大显一番身手。他是老窃贼了，自然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黑道规矩，便决定不在基隆下手，而去距基隆40公里的台北市作案。“克里斯坦号”是货轮而不是军舰，大修停航期间对水手行为不加管束，威姆.兰恩便几次溜往台北，化装作案。
据威廉姆.兰恩供称，他偷莱因霍德.哈尼斯的皮包是为了赃款赃物，当时未发现里面有文件，后来回船后才发现，翻了翻，不识德文，一点也不懂，就仍放在皮包里，准备回英国休假时请德文的人看后再作处理。
一番话语说得斯坦戈尔总领事头沁冷汗，背脊抽风，寻思这个案子倘若不是眼下侦破，被这个这个家伙逃离台湾，那就要闯大祸了！
斯旦戈尔总额事当晚便用密码向柏林拍发了破案、审讯情况，并提出建议：为万无一失，宜将“飞贼”威廉姆.兰恩引渡到德国关押、审判。
德国柏林很快来了回电，同意斯旦戈尔的建议，并由德国外交部出面向日本交涉。几天后，“飞贼”威廉姆.兰恩被一架*用军**专机载押德国。不久，他被德国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失职外交官莱因霍德.哈尼斯返回柏林后，也被希特勒下令关押，6个月后方获得自由，降职使用。莱因霍德.哈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墨西哥，专做药品生意，于六十年代因心肌梗塞而殳。
郑宗侃因其杰出的破案才能而引起德国警务界的注意，不久．他被朔尔斯多夫请往德国，供职于柏林警察局。但是，和名探朔尔斯多夫跨洲侦探影响其才能发挥一样，郝宗侃在柏林搞侦查并无建树，只待了一年就返回台湾了。台湾光复后，郑宗侃退出警务界，在阿里山办了个农场，十年后无疾而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