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卓言，我们一起终身学习，第580天。
每天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中国出口之谜》（下）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中国出口创造了世界奇迹。关于中国出口奇迹的、耐人寻味的特征，需要超越传统智慧的新理论来解释。这本书给出的一个，看待中国出口奇迹的新视角——全球价值链。今天我们就尝试使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出口奇迹的两个侧面，一是中国为什么能从出口小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成了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二是为什么从2015年左右至今，美国每年有将近一半的贸易逆差源于中国，为什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为什么能从出口小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成了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
“全球价值链”的意思就是，生产一个最终产品所经历的众多任务环节，是由不同国家来承担的，是一个全球参与的价值创造过程。
目前，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制造品，都是不同国家的公司协同合作的产物。根据作者的研究数据，占中国出口额90%以上的制成品，都是在外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和制造的。这些主导价值链的企业，有的是擅长研发飞机、计算机和半导体等高技术产品的技术领先者，有的是像丰田、苹果这样的知名品牌，有的是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催化剂。
那么，这个催化剂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书里重点讲到了全球价值链的三个溢出效应，正是这三种溢出效应，帮“中国制造”的商品克服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让中国的出口遍布全球。
首先是品牌的溢出效应。我们知道，消费者购物，很注重品牌。数据显示，在同类商品中，那些全球知名品牌，经常会占据比较多的市场份额。比如，2020年，在全球运动服饰（含运动鞋和运动服）市场中，耐克占了17.1%，阿迪达斯占了11.7%，二者合计占了将近30%的市场份额。还有在电脑、手机、奢侈品、服装等很多市场里，我们都能看到，消费者会偏好于选择知名国际品牌的商品。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本土目前孕育出的国际知名品牌非常有限，这对于中国商品出口来说，就是一个障碍。但是，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到那些知名品牌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就能避开这个障碍。比如，H&M、ZARA和优衣库这些流行时尚品牌，戴尔、惠普这些知名电脑品牌，苹果、三星这些手机品牌，都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它们在中国雇用了成千上万家合同制造商，让这些企业承担产品的制造或组装任务，这就帮助中国出口的商品绕过了品牌障碍。比如，随着日本时装品牌“优衣库”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流行，贴有“优衣库”品牌标签的中国制造服装，就顺利地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很多其他类型的产品。因为中国企业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国际市场上由品牌驱动的需求就会自动转化为对这些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的需求。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国出口的显著增长。
这是全球价值链的品牌溢出效应，还有渠道溢出效应。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往往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成熟的批发和零售网络。只有通过这些网络，商品才可以接触到数十亿的海外消费者。很多中国企业在刚进入世界市场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渠道能力，要说服现有的经销商和零售商销售自己企业的产品，是很难的。而这些企业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就可以绕开在渠道能力方面的障碍了。
再来说第三种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近些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催生了个人电脑、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手持平板电脑等多种电子产品。这些产品的推出，开辟了一系列新的产品市场。从2012年开始，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全球贸易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凡是注重出口的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新兴市场中，才能持续从国际贸易中获益。
但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制造依赖的知识产权，很多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而受到人才、技术、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很多中国企业发现，它们利用自有技术研制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法跟很多技术龙头企业的产品竞争的。
不过，跨国公司价值链在全球的扩张，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进入高科技产品市场的捷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高技术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部件，也需要低技术含量的标准零部件，以及劳动密集型服务。比如，智能手机不仅需要操作系统、CPU、内存芯片和摄像头传感器这些核心部件，也需要电池、天线这些标准部件，还有测试和组装等这些劳动服务。那么，中国企业通过承担标准部件生产，还有整机组装这些环节，就可以参与到高科技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即使没有独立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它们也可以从这类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中获益。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全球价值链的三种溢出效应，分别是品牌、渠道和技术。作者认为，这三种溢出效应，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企业通过参与由外国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就可以利用这些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完备渠道和先进技术，规避传统的市场进入障碍，让中国制造的产品更顺利地出口到全球市场。
而且，这三种溢出效应，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拿智能手机iPhone来举例。从第一代苹果手机到目前的5G苹果手机，每部iPhone的背面都有这样一句话：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由于中国是iPhone的组装基地，出口到世界市场上的iPhone就成了中国出口的一部分。所以，近些年中国iPhone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参与了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的结果。苹果公司品牌营销、渠道铺设和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消费者对iPhone的需求上升，中国工厂就会组装更多的iPhone，运往美国等许多国家，从而推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iPhone出口的快速增长。还有像计算机、半导体等很多高科技产品，也是类似的逻辑。
作者说，虽然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组装方面的比较优势。一些跨国公司正在把组装任务逐渐移出中国，迁往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加工出口目前仍然是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最主要的方式。
另外，全球价值链，不仅为中国企业打开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也加速了中国企业自身的成长。还是拿手机行业举例。起初，中国企业只能为苹果等外国厂商组装手机，参与这些低增加值的生产环节，但是，通过升级和创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iPhone价值链的高端，生产更加有技术含量的部件。在第一代iPhone中，中国企业只获得了制造过程中不到4%的价值增加值；但是在2017年发布的iPhone X中，中国企业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加值贡献率，已经超过了25%。
而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手机产业也孕育出了自己的知名品牌。中国手机制造商一边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一边采购外国核心技术，规避自己的技术弱点，专注于产品差异化和品牌的发展。利用这种模式，中国手机制造商已经成功地打造出了世界知名品牌。2021年年末，在全球手机市场上，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五个品牌中，有三个是中国品牌，分别是小米、OPPO还有vivo。中国手机产业的空前繁荣，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进入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为什么中国近些年对美国始终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
对于这个问题，书里给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答案。作者认为，这样的巨额贸易顺差，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并不适用于对价值链贸易进行评估，它往往会夸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没有现在统计出来的那么大的。
首先，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会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会把中国纳入他们的价值链，把价值链中的一些零件生产、组装和加工工作分配给中国企业。比如一部手机，中国可能生产了其中的电池，然后承担了组装的工作，组装时会用到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中间产品。但是，这部手机在中国组装完，发往美国的时候，会把这一整部手机的价值，都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就高估了出口值。
具体的，我们还是拿iPhone X来举例。接下来的内容涉及一点简单的计算，你可以对照着文稿来听。根据作者的研究，iPhone X的总生产成本是409.25美元，这其中，中国企业通过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贡献的价值是25.4%，折合104美元，这部分价值就是iPhone X在中国的“增加值”。这也意味着全球市场上每卖出一部iPhone X，中国就能获得104美元的收入。但是，当中国向美国出口一部iPhone X的时候，现行的贸易统计系统，会把它计算为，中国对美国出口409.25美元，而不是104美元。
那么，这笔交易给中国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多少呢？这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409.25美元，我们已经知道了；另一边，由于在组装这部手机的时候，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76.5美元的零部件，所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409.25美元减去76.5美元，也就是332.75美元。
好，到这里，我们停一下。如果刚才的计算过程你听得有点晕，那么可以直接记接下来的结论。按照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向美国出口一部iPhone X，带来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32.75美元；但事实上，中国只能从这次出口中赚到自己在价值链上创造的增加值，也就是104美元。这两个数之间差了两百多美元。所以，作者认为，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对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很多产品来说，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作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利用从很多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制成的。刚才说的iPhone X，总生产成本中有25%的增加值来自中国，而剩下的75%都是来自外国的；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电子、计算机和光学产品中，外国增加值占到了54%；如果扩大到所有出口品来看，外国增加值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33.9%。而这些外国增加值，也就是并没有被中国赚到的钱，在现行的贸易统计中，却都被算进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里。
刚才说的是，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会高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值，从而夸大贸易顺差。而从另一方面，作者还发现，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还会低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值。
我们这次拿服装品牌耐克来举例。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1亿美元的耐克服装和鞋子。但是，根据耐克的销售数据，这一年耐克公司在中国销售了51.3亿美元的运动鞋和服装，这个数大约是前面官方进口数据的25倍！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耐克在中国销售的运动鞋和服装，很多都是在中国本地生产的，或者是从越南等其他国家进口的，就不会被记录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这些卖到中国的运动鞋和服装，扣除生产成本后，剩下的钱都会被美国的耐克公司赚走，这可以看作是，耐克公司利用自己的品牌、专利技术、市场推广、供应链管理等无形资产赚到的收入。作者认为，这些收入，应该被算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收入里，但是在现行贸易统计方法下，却没有被算进去。
所以，总结来说，作者认为，如果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贸易统计方法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是有些算多了。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很多来自价值链上的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并没有被算进去；另一方面，一些美国企业作为价值链的主导者，它们通过品牌、技术和渠道能力这些无形资产在中国赚到的收入，也并没有被算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里。这样，综合起来，就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令作者感到鼓舞的是，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接受用这套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来评估中美双边贸易的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对于贸易统计的校准，绝不是一个计算游戏，或者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因为，贸易数字的统计，会对很多经济主张、规则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波及实体经济。所以，想要正确认识我国身处的国际贸易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值得我们纳入考量的观察视角。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参考资源：得到听书《中国出口之谜》哈希解读，欲读原文或电子书请移步得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