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安倍宣布日本全国解除紧急事态。日本的疫情似乎安全着陆了。

四月份美国疫情感染人数突破十万时，日本也开始不断出现不明路径的感染者。那时候许多人开始预测，日本这个小弟是不是要像美国大哥一样走上爆发的道路。

热心网友们一边着急地提醒日本抄作业，一边一次又一次地调整日本爆发期预测。

结果，两个月过去，美国疫情已经创造了180万人感染、10万人死亡的天文数字。而日本，感染者1.6万，死亡人数不到1千，这个数字实在让人惊叹。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防疫期间并没有让任何城市停摆。

安倍首相宣布执行紧急事态

许多人在分析日本疫情的时候，提到了日本人的高度自律。

的确，此次日本政府实施的紧急事态，仅仅是提出了“除了必要的工作、购物和就医之外，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的请求。

没有封城、没有停运公共交通、没有强制限制外出，日本政府就像一个被架在舆论制高点的家长。对于自己的国民孩子，既不能打也不能骂，只能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呼吁和请求民众配合。

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我曾经对日本政府这种“软弱”的措施根本不抱希望。但身边人的一些行为却让我对此有了改观。

疫情期间我见识了日本政府的许多奇葩操作，也见证了普通民众的高配合度。同时，我也再次重新认识了“日本疫情不暴雷的功臣——自律的日本人”是如何养成的。

疫情期间戴口罩的民众

日本人高度自律背后是一张巨大的监控网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有趣的事例：

① 摄像头监视下，日本“社畜”变“家畜”

随着疫情的扩大，日本政府多次倡导企业实行在家办公。索尼、NEC等日本大型企业积极响应，纷纷宣布执行在家办公措施。

被压迫的社畜们原以为终于迎来了短暂的解放。殊不知办公场所的改变并不能带来身份的本质变化，社畜开展在家办公后，变成了“家畜”。

为了监控“家畜”们在家中没有摸鱼薅羊毛，一些企业推出了摄像头打卡制度。老板可以在电脑的另一端一边喝咖啡，一边通过摄像头监控到每一位员工的一举一动。员工电脑上设有按键，午休时间以秒为单位计算，上下班都需要打卡。

摄像头打卡的日本上班族

有人说，人有三急，我总得去吧。你可以去卫生间，但必须按下离开键，否则摄像头一旦抓不到人脸，系统就会自动判定员工离岗。

之前国内网友宅家办公期间，“妈妈的睡衣”刷爆了朋友圈，老板永远猜不到那个职场丽人女下属在摄像头另一边是什么造型。但根据日本媒体统计：7成以上的日本女性在家办公也化妆。

社畜们不得不发出感叹：简直惨绝人寰！不是社畜太勤奋，只怪摄像头太强大。

日本上班族被摄像头监视

② 害怕成为第一例感染者，日本小伙心慌慌

三月份日本疫情开始变得严重时，一个日本小伙担忧地曾跟我说：“怎么办，我在的城市还没有出现一个感染者！”

大家没有看错，这个日本小伙因为自己城市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者而忧心忡忡！是什么让一个年轻日本小伙出现了这种，精神错乱、悖于常人的思维？

小伙忧伤地说，这些天一直提心吊胆，每天出门他都会做好防护，就是怕自己成为第一例感染者。相比感染者为零，他甚至期盼能快点有人被感染。

“你不知道成为第一例感染者有多可怕，那意味着你的名字会时时刻刻被提起。今后一旦说到新冠病毒，自然会说到你，无法摆脱。虽然政府不会公开大家的信息，但不出半小时，你身边的人都会知道你是感染者。”

这个日本小伙的想法不是个例，我询问了身边一些普通民众对疫情的看法。大家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对于病毒本身大家并不害怕，大不了感染了就去医院治疗。让他们采取积极防疫措施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害怕感染后被周围人嫌弃。

日本小伙仿佛看透世事地向我倾诉：“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被监视的社会，没有秘密和自由。”

没有秘密和自由的监视社会

③ 害怕被怀疑出现确诊病例，居酒屋老板娘不敢随意关店

在日本政府宣布紧急事态之前，日本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居酒屋老板娘。

这家居酒屋处于居酒屋一条街，前不久一名患者确诊后，公布的路线中提到曾去过这条街的某个居酒屋。日本政府出于隐私保护未公布店名。

当记者问到这位老板娘对于要不要继续营业的想法时，她说：“为了安全我很想暂停营业。但是周围的居酒屋没有关店，我也不敢关。不然顾客肯定会认为是我们这里发生了新冠感染。希望政府尽快出明确指示。”

大家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憋着一股气。每一个老板娘都是一个人肉监视器，她们时刻在关注周围店铺的行为，来防止自己与周围出现不一致。

日本歌舞伎町

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能有让世界人民为之惊叹的高度自律精神了。生活在这样的重重监视之下，想必任何人都不敢放肆。

著名的日裔管理学家威廉·大内曾对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到：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邻里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屋子如同透风的墙，几乎什么也隐瞒不了。”

在日本，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监控网络，既监视自己也监视他人。这个强大的监控网让日本人不敢对自己的任何行为抱侥幸心理。

加之，日本文化中对于规则破坏者的舆论惩罚简直比法律还更有威力。

《菊与刀》中写到：“日本人一旦颜面尽失，那么对于认识他的人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因此，尽管日本政府的紧急事态措施没有强制力，大部分日本人都能自律地家里蹲。

根据日本通讯运营商统计，在日本政府宣布紧急事态后的第一周周末，东京、大阪城市中心区人员外出减少了8成。各城市大型商场、购物也自发停止营业。每日的确诊人数也由最高峰时的600人逐渐减少，五月底降至20-30人。

在没有强制力的“软性防疫”政策下，日本凭借国民的高度自律，成功地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控制在了极小程度。而这一切都与日本的“社会监控网”密不可分。

日本紧急事态延期后的首个周末街道

日本社会监控网形成的原因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所著《菊与刀》，被称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她曾写道：

“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观点多么怪异，他感知与思考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

一个民族的行为也是如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取向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行为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都带有各自文化的印记。

因此在分析日本社会监控网络形成原因时，我从日本的三个文化特性中寻找到了答案。

① 日本文化的集体主义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平等和个性化是他们的追求。而东方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集体主义，对于“和”的观念十分推崇。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和睦睦”……这种称颂“和”的成语一抓一大把。集体主义就是儒家“和”文化的产物。

集体主义是指，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

日本重视集体主义

自儒家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多年发展，集体主义已经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达到集体的和睦、和谐，个人的需求往往被压制。

菊与刀中曾写道：

“日本人认为个*欲人**望和集体利益起冲突时，一个人若无法割舍个*欲人**望，他就是弱小的。”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人十分注重与他人的“同调性”，也就是说自己的行为不能与他人不一致。

那些不符合集体利益的人或者给集体拖后腿的人容易被边缘化，而团队*特中**别优秀的人也容易被孤立。“枪打出头鸟”这个谚语在日语中也经常使用，日本不欢迎锋芒毕露。

军训过的人都知道，为了达到与旁人的同调，我们必须不停地关注别人的步伐。日本人也是这样，为了自己的行为与他人一致，人们之间互相窥探，也互相监督。

日企的办公室构造也能看出监视的影子。办公室里没有格子间，除了会议室以外，办公室就是一个大通间。

上至总经理，下至小文员都在同一个开阔的大空间里。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员工就是一个个人肉摄像头，时刻互相扫视着。

日本办公室的样子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在日本很少有隐私，‘世人’会知道他做过的所有事，如果他们不认同就会拒绝他。”

可以说集体主义给日本社会监控网加上了第一重滤镜。

② 日本人不给他人添麻烦文化

对于日本人不爱给别人添麻烦的印象，想必很多人都曾在各种文章中看过。

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在松子死前那一刻，她想到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给别人添麻烦了。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剧照

关于日本人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程度，知乎有个高赞回答写道：

“日本人不给人添麻烦到，死都要等到财政年度结束。有德性的人会把上年度的事务做完交接好，揣好遗书卧轨。一部分更有德性的人，卧轨也要等末班车，以免耽误白天上班族打卡。”

很多人觉得，都到了放弃生命的份上了，那不如放开手脚做一些曾经不敢做的事。但日本人不一样，他们到死为止都还谨记着：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在日本用得最多的词语不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而是“すみません（抱歉）”。

在受到别人帮助以后，日本人说的是“すみません（抱歉）”，这隐含着“我让别人帮助我，是在给对方添麻烦”的意思。

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日本人时刻谨言慎行，他们一面审视着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给别人添麻烦，一边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添麻烦。

于是，他们会时刻关注周围人的行为是否有越界，是否有给自己造成威胁。

因此，不添麻烦文化给日本社会监控网加上了第二重滤镜。

爱道歉鞠躬的日本人

③日本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在考察分析了大量日本人的行为和心理后，于《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人的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是在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了解“罪感文化”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耻感文化”。

《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写道：

“罪感文化是指社会向人们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它来发展个人良心。”

也就是说，在“罪感文化”为主要制约的西方，羞耻感是源于自己内心良知的谴责进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在“耻感文化”主导的日本，人们的羞耻感不来自于内心的反思，而来源于不良行为的败露。

对此，本尼迪克特总结道：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的是外部对善行的认可；与之相反，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赖于把罪恶变成一种内在的观念。耻感是对他人的批评产生的反应。”

也就是说，“耻感文化”更关注的是来自外部的评价、眼光以及压力。

耻感文化来自外部压力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的高度自律也好，良好的礼貌教养也好，并不是完全出于内心的道德指引，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制约。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人们的眼光自然放也到了对外部事物和人的观察中。

于是，我们会看到日本父母经常告诫自己的孩子：“你必须自重”。他们教导孩子必须要懂礼节、知分寸。

这让日本人从小便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他们查看周围人的一举一动透露出什么信息，并且时刻关注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就互成风景，“当你站在窗前看风景，窗外的风景也在偷偷看你”。

“耻感文化”让日本社会监控网更加牢固。

这样的社会监控网虽然让身处其中的人会有深深的压力感，但它带来的自律行为却为日本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自律是监视下的自律

社会监控网对日本疫情防控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文中那个日本小伙，为什么那么害怕自己成为第一例感染者。

一旦成为第一例感染者，自己就与别人不一样，成为了那个“出头鸟”。同时，成为感染者意味着给周围人产生了影响，是给家人、朋友、公司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这个经历带来强烈的耻辱感和恐惧感，已经超过了日本人对于病毒本身的担忧。

让我们再结合日本疫情防控成果来看社会监控网的作用：

1月中旬确诊日本第一例新冠病人，早于欧美国家。

2月份网友们开始便预测日本要爆，结果日本一直以每天几十例的数量增长。

4月初，日本不明路径感染者增加，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事态，开始了“请求民众自律”的软防疫措施。

5月底，日本疫情缓和，政府解除紧急事态。日本取得了既保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又防止感染大范围扩散的成功。

从逻辑上分析，传染病的防治就是减少接触，切断感染源。封城也好，强制限制外出也罢，都是奔着减少接触的目的。

法律的作用是为了弥补道德对人们行为约束力因人而异的弱点。政府宣布强制性限制出行政令也是如此，为了防止有些道德意识薄弱的人不遵守命令而进行一体化强制管理。

法律可以弥补道德的不足

日本人在生活中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了很多圈子，有“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人情的圈子”、“法理的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特定的准则，在圈子里的人都必须遵守，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圈。

而日本社会自有的这套监视体系，就是各个圈子的*控器监**，它代替法律对人们进行监督。它们如同一个个紧箍咒罩在日本人的头上，让大家不得不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

当日本政府提出“紧急事态期间，除了必要的工作、购物、就医之外，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的要求时，虽然没有强制力，没有处罚措施，但日本社会的隐形的生存规则已经让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违背的后果。

在这样的心理影响下，大家自觉地戴口罩并减少外出，首先做到自己“自律”。

同时，他们也不断观察周围的人，一旦有异常举动，便会口口相传地告诉圈子里的其他人。以日本人耻感文化的特性，那个违反者大概率将没有颜面在那个圈子呆下去了。

说到底，日本人保护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面。自律不是日本人的道德感有多高尚，而是社会监控网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

在这个社会监控网的作用下，无数个害怕成为所在圈子第一例感染者的“日本小伙”式的民众，将日本疫情防控推向了成功。

日本人一边保护面子，一边窥探

结语

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分析了文化的作用方式，他指出：

“文化的解释力最弱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解释所有事情，同时也就不能解释所有事情。”

如同这篇文章里与大家分享的日本人自律行为下的日本文化背景。若单谈“日本文化”，可能大家无法将它代入于生活之中。要理解文化对事物的影响，需要我们从具体的现象逆向寻找文化根源。

日本千百年来的积攒价值体系和人际交往习惯，已经为社会布下了一张天然的监控网络。任何人自出生那一刻，他的一举一动便被这个网络记录着、传播着。

这张天然监控网络也时刻提醒着日本人：“因为有社会（周围人）的存在，一个人必须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