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理解文字，是学习文化的根基。“文献名邦”四字，对于石屏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不过，“文献名邦”具体是什么意思，很多石屏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文献名邦”四字，只有“名”字无需太多解释，表示有名、闻名等意思。因此，下面重点解释“文”、“献”和“邦”三个字。
“文”和“献”其实是两个词，和我们现代汉语把文献当作一个词，指书籍、档案资料的意思不同。这是由古代汉语的单音词特性决定的。然而，在实际的运用中，这两个字又往往并称。例如，最早出现这两个字连用情况的《论语·八佾》中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和宋，都是春秋时期的国名，分别为夏、商两朝的后裔，地理位置分别在今河南的杞县、河南的商丘。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杞和宋虽然是夏、商的后裔，但是因为他们保存的“文”和“献”不足，所以不能据此来研究夏的历史，和商的历史。对于这两个字，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含义十分明确。后代注家也沿袭了这种解释。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和“献”在古汉语里指的是贤才和典籍的意思。
“邦”，本意是指国家。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邦”字的本意说：“邦，国也。” 由此也引申出，指代一定人群在一定区域内组成的实体。如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石屏“文献名邦”的邦字是后一种的意思。
所以“文献名邦”的意思是，一个既有贤才，又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同时又有美好名声的，地域性人群实体。明清两代，石屏共计出特科人选5人、翰林16人、进士76人、贡生761人、举人640人。石屏四部文献传世和存目者，计经部16部，史部15部，子部28部，集部145部。石屏在明清时期，能够获得文献名邦的美誉，正是因为当时石屏的文教情况，符合了文献名邦的标准。
“文”和“献”虽然是两种东西，但是也互有关联。一个地方有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才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也才能产生出优秀的人才；而一个地方有了人才，又会催生该地高水平文化典籍的产生。这些典籍产生的途径，可以是当地土产的，也可以是从外地流入的，或者二者综合的。石屏县博物馆藏，清代石屏学者陈履和刊刻的《崔东壁遗书》雕版，属于第三种情况，是当地土产和外地流入结合的产物。《崔东壁遗书》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崔述的学术著作。崔述(1740年—1816年) ，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举人，历任上杭、罗源知县等职。据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二编》卷三十五记载，崔述一生“凡所著共三十四种，而《考信录》一书，尤为平生心力所专注”。其详细生平见于《清史稿》、门人陈履和撰写的《崔东壁先生行略》、张维屏编的《国朝诗人徵略二编》等文献中。《崔东壁遗书》中《行略》部分的雕版，曾在石屏县博物馆展出过。
《崔东壁遗书》雕版 此为在县博物馆展出时照片
崔述的《考信录》对清*考代**据学的发展，及考据传统在中国学术界的延续，影响甚大。崔述撰写此书的原则是：“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书中创见迭出，纠正了许多前人错误的认识。因此，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对崔述其人，和他的《崔东壁遗书》有着很高的评价。胡适称他是“科学的古史家”（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梁启超称赞他的作品说：“此书考证三代史事最谨严，宜一浏览，以为治古史之标准。”（梁启超《国学入门书目》）。顾颉刚则直接对此书进行了点校，点校本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36年出版。
崔述去世后，他的学生石屏人陈履和，将他的著作全部汇集起来，雕版刊行，总名曰《崔东壁遗书》。陈履和(1760年—1825年)，字海楼，一字介存，云南石屏人，著有《海楼文集》，是清代著名学者崔述的学生。他不仅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政绩卓著、清正廉洁的官吏。先后在山西太谷、浙江东阳做过知县，每到之处，都能以“慈爱为本”，深得当地士民的爱戴。在学术方面，陈履和工诗、古文，精训诂、小学、金石考据之业。他的书法秀健，画梅别有情趣。
（石屏博物馆收藏陈履和书法）
陈履和刻《崔东壁遗书》一事，见于多种史籍记载。张维屏在《松轩随笔》中记载：“陈履和，云南石屏县举人。遇崔东壁先生於京邸，见《考信录》，即执弟子礼。先生殁，无子，凡先生所著书，履和一人刊行之。先生之书不朽，履和为弟子，其笃於师弟之谊若此，亦当附之以不朽矣。”又《清史稿》卷四八二《崔述传》记载：“先生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陈履和刻其遗书。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的《崔东壁遗书》，清末状元袁嘉榖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时曾见过，这让同为石屏人的袁嘉榖自豪不已。袁嘉榖的曾孙袁天聪，在《後人眼中的状元袁嘉榖》中，对此事有记叙：“在参观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时，学生在上历史课，学生采用的历史教科书，竟然是中国人崔东壁的《考信录》，这本《考信录》又是袁嘉榖的石屏老乡陈履和刻的版本，这是件让他骄傲的事情，他写诗记录了这件事。”
石屏人陈履和刻的《崔东壁遗书》，无疑是一个古籍善本。古籍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古籍的原貌，在选择底本时，往往以最早的本子，或精校精注的本子为底本。上述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的《崔东壁遗书》，和顾颉刚点校的《崔东壁遗书》，所用的底本都是陈履和的初刻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顾颉刚点校本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后，重新出版此书，至今仍在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的印次是2013年发行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在2007年再版了日本人那珂通世的复刊本，在2018年再版了顾颉刚的点校本。而其书的雕版能够收藏在石屏县图书馆中，不啻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幸事。
如果石屏县图书馆藏书中的民国旧平装一类没有遗失，或没有遭损毁的话，石屏县图书馆应该还藏有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顾颉刚点校的《崔东壁遗书》。因为据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原放的回忆录，《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一书附录的《1934年亚东图书馆代售处一览》可知，亚东图书馆在当时石屏的文元书店设有代售处。所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籍可以直销石屏。这里附带说一下，亚东图书馆是民国时期闻名全国的出版社，与陈独秀、胡适、顾颉刚等当时第一流的大学者有着密切联系。不过，我目前尚无缘一暏石屏图书馆之书库，也未见石屏县图书馆编有藏书目录，故不能肯定此书是否在石屏县图书馆中获藏，只能根据看到的资料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石屏县图书馆收藏的《崔东壁遗书》雕版，是石屏历史上作为文献名邦辉煌的一个见证。从中可以看出，石屏虽然地处边陲，但是石屏学人努力的方向，是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中。如果石屏学人积极汲取第一流文化的努力，在当时没有成为石屏社会风气的主流，石屏历史上不会有“对门两进士，五步三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家家有”的盛况，也不会有状元袁嘉榖的诞生，更不会获得文献名邦的荣誉。而今天石屏的文旅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违背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将不足全县人口10%的某个原生态Ethnic Group，试图打造为城市名片，又希图将其与文献名邦的历史联系起来，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当然我们对这一Group及其文化应当坚决按照*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要求，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凡事总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其中的主从关系梳理清楚，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概学术研究与文旅宣传的矛盾，总是难以避免的吧。
文：许鎏源
云南石屏人，历史学硕士，继续进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