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 ——怀念忠实兄
文/竹林
记得是去岁的秋日吧，当年文讲所的同学莫伸在电话里告诉我，忠实兄身体不好。我就急着想给他去电话问候。可莫伸又说，他的病在舌上，说话有点痛苦。这一告诫，让我猛悟到，确实有段时间不见他的电话了，而后我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不敢随便打过去了。但凡思念问候，都请莫伸转告。
那一阵，我常心有悲切。在不见雾霾的日子，我会长久地在室外漫步，仰望头顶上的一抹蔚蓝，祈求上帝之手搀扶忠实兄，让他穿越生命的幽谷，迎来灿烂的阳光，在文学的百花园里，继续向前奋进……
噩耗在不经意间传来，我愣了半天；待确定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无疑，便立刻给莫伸发信，请莫伸为我代购花圈献于忠实兄的灵前。做完这件事，除了悲恸，我竟不知所措，直到5月3日深夜，接到新民晚报编辑贺小钢的约稿要求，这才想起，是应该为忠实兄写点什么；而且，认识小钢的因缘也还在忠实兄，是他把小钢带到我襄阳路的家中来的！
那一日，近晚时分，忽然门响，打开门，欢声笑语盈耳，而被好几张年轻面孔簇拥着的，是陈忠实那张布满沟壑的亲切笑脸：“竹林，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呵呵，还真是客人：小钢、徐芳、魏心宏，在文艺界都是名声不小，但对于久居乡间的我而言，竟然全部陌生。当然，还有一位并不陌生的朋友修晓林。
一进门，忠实兄就说：“竹林，有没有西瓜？渴得不行了。”
我说有的有的，赶紧出门，去巨鹿路农贸市场拎了几只回来，切开后，心里还抖抖的担心不甜。却不料忠实兄第一口就连呼，甜，真甜！
我心里好笑，只怕是你香烟吃的嘴巴苦，所以才觉得西瓜甜吧。
可是直到很久以后，忠实兄还说，那天的西瓜甜，从来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
如今，那日的情景犹然在目，那*他日**带来的小钢、徐芳已是我常联系的好友，而与忠实兄却天人两隔了！
想着，热泪涌出眼眶，一些已逝的往事，蜂拥而至。
1990年春，我把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女巫》手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何启治先生手中，也坦诚地告诉他，这部书稿是被认为“宣扬封建迷信”，上海一家出版社退了的。可老何并不以为意。他很快看完了稿子，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然也提了些修改意见，但与所谓“宣扬封建迷信”无关。他说，描写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生活，无法回避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某些迷信活动，小说中已经对它们给出了符合当今科学逻辑的交代，这就可以了。修改令老何满意。用老何的话来说：“我们几乎给了竹林的《女巫》以最高的待遇：在《当代》1991年第5期选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
在《当代》选载的内容里，恰恰包含了“叫魂”、“灵魂转世”等“封建迷信”，而恰恰也就是这些“封建迷信”，促成了我以后与陈忠实的友谊。
此事说来有点话长——
1993年4月，《女巫》初版，出版社担心篇幅太长，影响销售，只印了5千册。不料才过几个月，责编就向我报告“好消息”，说是又加印了5万册。我问怎么会有这等好事？他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今年（1993年6月）我们文学出版社的《白鹿原》，初版时印了1万多册，就这一开始还无人问津，我们也急得没头绪。可人家陕西重视，宣传部领导亲自带队来北京宣传，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书一下子火了，我们加印了10万册，甚至把农村题材都带动起来了，现在你那个也很好卖，在王府井书店火得很……”
原来《白鹿原》是我《女巫》的福星啊！
这番话我在他们的社领导何启治那儿得到了证实。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组稿到出书，都是老何亲力亲为经手的。如果说，《白鹿原》是陈忠实孕育的孩子，那么，这孩子和孩子他爹，是老何心中的宝。自此以后，老何就不断地对我谈陈忠实——确切地说，是赞美，从作品到人品，一说起来就赞不绝口。可我的傻劲忽然上来了：“你们那个《白鹿原》的封面上，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头，还拄着根棍子，难看得要命，让人感觉简直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的书，怎么卖啊？”
老何就呵呵地笑：“这个封面嘛，肯定是要改的。”他说，“不过这样的封面现在还卖得这么好，岂不更说明陈忠实的书写得好？内容大于形式嘛！”
饶了一圈，又绕回到了陈忠实。老何说，以后定要找个机会介绍我认识他。
1996年12月，我去北京参加作代会，见到老何，他就兴冲冲地对我说：“陈忠实来了，我去约他晚上一起喝茶吧！”可陈忠实却很忙，那天等到快10点，我已经瞌睡懵懂了，才见他姗姗而来。初次见面说了些什么，如今回忆起来已全无印象，只记得灯光下，他满脸深刻的皱纹纵横交错，令我很不敬地联想起《白鹿原》封面上的那个老头。
再次见面是1997年岁末，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他应上海艺出版社之邀来沪，当然是更忙了。我在一个活动上见到他，也没说几句话，可他悄悄问我，一般什么时候在家？我说我什么时候都在家。他笑眯眯地说，我会抽空来看你。
以为他就那么随口一说，可当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就听见敲门声，开出门来，陈忠实仿佛穿越《白鹿原》的封面，立在了我面前。
我有些窘迫，后悔自己晚饭太早，现在还不到7点，正是饭点上啊！赶紧就张罗着要陪他出去吃饭；他问，你吃了没有？
我支支吾吾。他很干脆地说，我是吃过晚饭来的，你要没吃赶紧去弄吃的，我坐在这里等你。
这么一来，我剩下的事就只有烧水泡茶了。可他却掏出一瓶酒，朝沙发跟前的茶几上一放：“你别忙乎，我喝这个！”
我傻眼了：西北汉子，就是这德性吗？出门作客还自己带着酒？可喝酒也得有几个菜呀！我的厨房已经一干二净了，外面的熟食店现在也该关门了。我急得团团转，只好把一些零食：夹心饼干、巧克力、花生米一样样摆出来，看得陈忠实直摇头：“呵呵，你们上海人喜欢这个……”
我被他说得没了方向。他忽然问：“竹林，你有酒杯吗？”
“有，有……”我赶紧取了一只小玻璃杯奉上。
他接过杯倒了些白酒，自顾喝了一口，问我：“你也来点？”
“不不，”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我从来没喝过白的！”
“你这个小酒杯好，造型好看，漂亮，拿在手里挺舒服的。”没有下酒菜，他倒赞起我的酒杯来了。
我说：“这是一位搞美术的朋友送我的。我不喝酒，你喜欢，就带回去好了。”
“好，一会喝完了我带回去。”
看他这么爽快，适才种种拘谨与不安烟消云散。我也在旁坐下了。他含笑扭过头来望着我：“我就知道你这里没酒，特地自己带了来。呵呵，可把你吓坏了吧？其实你不知，这酒对于我，就不算个酒——我每天晚上必须要喝点，有没有菜无所谓，但不喝不行，不喝点回去没法睡觉。”
“原来酒是你的*眠药安**。”我感叹，“唉，敢情是被这本垫枕头的书累坏了？”
“你咋知？”那明亮的双眸竟闪出了一些天真。
我颇得意。我说我啥都知道，都是老何告诉我的。老何说你人好，说你的《白鹿原》是要死后垫枕头的；老何还说为了评奖，他支持你作一些删改，反正不伤筋动骨；老何……反正，老何是对你真好！当然，老何对我也好。所以、所以老何希望我跟你也能成朋友……
突然我觉得，这么“好来好去”的，简直太孩子气了，赶紧顿住，举起茶杯：“我以茶代酒，感谢你——当年你的《白鹿原》火爆，让我的《女巫》也沾光，足足多印了5万册！”
“不不，该我感谢你——”他忙说。
怎么又变成“谢来谢去”的了？我一边为他斟酒，一边心里好笑。可他的脸色很严肃：“你不知道，那一年，我在灞桥老家写《白鹿原》，写到后来，难住了，很痛苦。刚好新的一期《当代》来了，上面有你的《女巫》——”
“91年第5期！”我脱口而出。
“这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刚到的杂志，我翻开来看——先是躺着看，接着就坐起来看，最后跑到门外，我大叫了一声——我有救了！”
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怎么回事？”
他举杯一仰脖：“你竹林能写鬼魂、写灵魂附体、灵魂转世，还在《当代》发表了。我也能写呀！”
我一下子愣住了。
接着他又絮絮诉说这以后他写得如何一路顺畅，来年三月完成初稿……而这时我已酒未沾唇人自醉了——一股暖意在心头化开，喉头竟有哽咽之感。我的作品，给人启发、让人借鉴，这自是正常，但一般不会承认，可能还会千方百计地撇清；而他，不过从我的作品中得了一个——“可以”写“灵魂附体”的信息，竟巴巴地跑到我家里来亲口对我说感谢！
陈忠实，坦荡的西北汉子，干净敞亮的胸怀！我想，什么是大家气派？这就是！
我又忽然想起，就在那时，我的《女巫》刚开始发行，我们这里就有人以权威的名义向有关媒体内部正式吹风：我们上海有个作者，名字是两个字的，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女巫》，宣扬封建迷信。最近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署要我们查禁几本书，我现在要加上这本。有记者问：您看过这本书吗？回答说：没有。我是听说的。
仅凭听说就要封杀，还讲不讲理了？此事我一直郁闷在心。不料，我的“封建迷信”倒还为忠实兄立了一功。
看我想心事的呆样子，陈忠实摸不着头脑，连连问我怎么了？我回过神来：“谢谢你的话，我很高兴！可是……当初我为了这个灵魂附体什么的，还经受了不小的压力呢。”
在忠实兄的面前，我变得有点像祥林嫂。但他终于明白了，突然道：“他们懂个锤子！别理他，我们只管写自己的！”
“就是嘛，惹不起躲得起——我只好躲得远远的。”我说，“不过，我写东西是有底线的——就是要凭良心，有社会责任感；我决不刻意违避、投机取巧。”
忠实兄笑了。他说：“这个我知道。因此，你躲到了沪郊的农村里，一个人默默地孤独地观察生活和写作，而且写出了很成功的作品。其实你并不孤独，不是韦君宜老太还特地到农村去看你、关心你吗？严文井、老何和人文社也一直很支持和关心你。”
我很吃惊：“你怎么知道？”
“老何呀！”他笑道，“你不是从老何那里知道我的不少事吗，我也是从他那里了解了你的呀——你几十年一直沉在生活底层，与农民和普通百姓在一起，这不容易，但这才是真正深入生活。真正深入生活不是下去走马观花走一圈，然后让媒体吹一吹，领导表扬一下，甚至还给发个奖什么的，就算功成名就了。这是作秀，不足为训！真正的深入生活应该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生活状态。我自己是农村出身，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还当过农村干部，因此，我知道，只有融入他们的生活才能了解和体会他们的疾苦和愿望。我觉得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有共同之处。”
说着，他端起酒杯猛喝了一口：“我说得多了，可这不是酒话，告诉你，正因为知道了这些，我才想认识你，结交你这个朋友——我刚才是摆脱了许多人的纠缠特地来看你的。你不要压抑，不要悲观。一个作家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说话。写出了好作品，时间甚至历史会作出公正评价的。”
热泪不由得自眼眶溢出。我想，这个西北汉子的确有深邃的思想和宽广的胸怀。上帝能让我结识他，真是我的幸运。我说，谢谢你，你这位兄长，我认定了。
他说：“好！以后我们多联系，互相交流，互相鼓励。”
我又问他：“下一部长篇打算写什么？”
“我不写了！”如此干脆的回答，让我一愣。
我说你怎么就不写了呢？写得这么好怎么就不写了呢？
看我急得跳脚的样子，他露出了宽厚的微笑：“我过去总想，死了以后得有本可以垫枕头的书。这本书完成了，我的灵魂被拯救了，这就够了。我年纪大了，长篇不能写了；你还年轻，还能再写……”
那个夜晚，我们似乎把多年欲说的话都说完了。蓦然惊醒，时间已经10点多了，他失声叫道，赶紧回，再不回招待所要进不去了。
匆匆送他到弄堂口，眼看出租车消失在夜色中，我转回家里，却见茶几上那只漂亮的小酒杯赫然在目。所幸一个月后莫伸来沪，我托他将此杯捎给了忠实兄。随即莫伸在电话里告诉我，忠实兄很感慨，对他说，竹林还这么有心。我想朋友就是用心交的啊。
之后，2007年我去延安，回程时途经西安，忠实兄邀我去他的白鹿书院参加一个活动。我因之前路上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忠实兄嘘寒问暖，十分着急关心。
回沪后不久，作协同事沈善增要我托忠实兄办一件事——说他的太太在单位遇到了困境。她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而这家公司的上级部门在西安。
说实话当时我听下来一头雾水。忠实兄是作家，跟证券公司八竿子也打不着啊。可善增说陈忠实是名人，名人自有路子。要我务必去求一下陈忠实。
可偏偏这个“求”字是我一生所忌，况且这又是个给忠实兄出难题的“跨界”之“求”。换了是我自己的事，打死也不会去求的；可这是同事的事，怎么办呢？我犹豫又犹豫，最后一咬牙：反正不是为自己，求吧！
电话里我从善增的文学创作成绩讲起，结结巴巴说了半天，最后忠实兄只一句话：“你让他把自己的要求写封信寄来，我替他转。”
我赶紧告诉善增。信寄出不久，忠实兄即来电，说你那个朋友的爱人，现在不用去上班了，工资照发，明年到退休时间就去办退休手续好了。
这真是皆大欢喜。我也为善增高兴。可过了些日子，善增又给我打电话，说太太单位领导换了人，事情有变，叫我再向陈忠实求救。记得当时已快到春节了，这大过年的，我如何开得了这口？不开口，这边善增又急得要命。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再求。忠实兄十分耐心地听了我的诉说，又把这个难题应下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原来的方案维持不变。
2009年夏，忠实兄再次来沪，善增要我陪他前去探望。到了下榻之地，还没与忠实兄说上几句话，他已被各路报刊的记者包围了。知道他下午还要到上图去作讲座，看他这么忙，我们就告辞了。回到襄阳路家中，安静下来，我想忠实兄这么忙，这么累，我还无端为他添加文学之外的麻烦事，实在心中亏欠，也不知这次还有没有机会再见……
却不料到了下午5点来钟时，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天我请大家在襄阳路上的圆缘饭店共进晚餐，席间相谈甚欢。我总算有机会向忠实兄说了一声“谢谢”，为善增，也为我自己。
后来老何告诉我，忠实兄出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了一个“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不仅奖励当年（1993年）组织、发表出版《白鹿原》的有关人员，还要奖励20年来该社在出版当代文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编辑。我听了非常惊讶，竟傻乎乎地问，这得花多少钱呀？忠实兄能负担得起吗？老何说，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问题是，富有的作家不少，但一旦成名，依然能如陈忠实这般感恩的，能有几个？
行文至此，想到小钢的约稿要配照片，忽然记起与忠实兄20年的交往，底片都只在彼此心中，并未留下一帧相片。信手翻开一本《海燕》杂志（2013·06），看到何启治的一篇文章，文中一行加粗了的黑体字标题赫然入目：“陈忠实：这下好了，《女巫》可以写鬼魂，我为什么不可以写鬼魂呢！”
忍不住又潸然泪下。陈忠实——人如其名：忠诚、朴实，胸怀坦荡。
愿忠实兄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竹林（1949—），女，原名王祖铃，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苦楝树》《呜咽的澜沧江》《魂之歌》《女巫》《挚爱在人间》《灵魂有影子》《今日出门昨夜归》《竹林村的孩子们》等10余部，及中、短小说集，散文集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