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三部分，分别论述下列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
一、永乐七年(1409)郑和奉命在锡兰立的刻有三种文字的布施碑；
二、明代阙名的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杂剧《下西洋》:
三、明人笔记中关于刘大夏藏匿或焚毁郑和下西洋水程资料的记载。
郑和在钖兰立的布施碑，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三种文字的内容不完全相同。除布施的物品相同外，布施的对象分别是佛世尊，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化身和伊斯兰教的安拉及其圣者。文中指出碑文中有这样的歧异，表明当时明朝尊重有关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上的兼容并包的棈神，并对比西欧国家对待亚、非、美三洲土著人民宗教信仰的做法。
阙名的《下西洋》杂剧，向少有人道及。此剧虽有虚构，但剧中人物、背景大都是有史实依据的。剧中也反映了明代一些人对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看法，文中引用剧中情节和道白、唱词对此加以论列。
明人笔记中有刘大夏藏匿的或焚毁郑和下西洋水程资料的记载，但清初的明史著作则又说刘大夏藏匿的乃是永乐时在安南用兵的案卷。本文根据有关史籍，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即使刘大夏藏匿郑和下西洋资料之说并非事实，也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一部分官员对下西洋所持的否定态度及其原因。
一
《星槎胜览》前集<钖兰山国>条说: “永乐七年(1409)，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此碑于1911年在钖兰的伽尔(Galle)发现，现存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博物馆。碑上刻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按理，这种以多种文字刻的碑文，内容应该相同，但此碑的三种文字的内容却有些不同。兹录其汉文碑文如下: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 仰惟世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钖兰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往来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苎丝宝幡、香炉、花瓶、苎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钖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纻丝五十疋，各色绢五十疋，织金纻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个，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个，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斤，蜡烛十对，檀香十柱，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
《武备志》所载<郑和海图>
碑文说得很明白，明朝皇帝是为了感谢佛世尊对郑和下西洋的舟师的护佑而向佛寺布施金银供器等物的。但是泰米尔文的碑文却是说，中国皇帝久闻特纳瓦赖-纳耶纳尔(Tenavarainayanar，毗湿奴的一个化身)神的声名，因命立碑礼赞。波斯文的碑文剥蚀最甚，但仍可清晰看出，是说布施的供品是奉献给安拉及伊斯兰教的圣者的。至于三种文字的碑文中所列的布施的物品则是相同的。
郑和奉命在锡兰山寺布施，并立碑纪念，这是郑和第二次航行中的一件大事，碑文自然也是一项重要的文件，然而碑文的三种文字却存在着上述这些歧异。这显然不是撰写或刊刻的疏失，而是有意这样做的。它表明: 当时明朝对海外的风土人情深有了解，所以能针对具体情况，作出这种灵活、恰当的安排。
锡兰是佛教圣地，又是印度洋上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集散中心。到这里来巡礼佛迹，进行交易的，不仅有南亚诸国的人，而且有中国和东南亚一带的人，有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非一带的人。这些人语言不同，信仰各异。郑和奉命在这样一个万国衣冠云集之地布施，除汉文外，又用两种在当地通行的文字刊刻碑文，分别向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崇奉对象供奉物品，这就体现了中国对有关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一视同仁，不分轩轾，体现了中国对有关的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充分尊重。这同西欧国家在海外开辟新航路寻找新土地中的所行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假借传播基督教，反对非基督教徒之名而进行殖民扩张的。1 5世纪中叶，当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探察时，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于1454年发布敕令，一方面鼓励葡萄牙人加紧反对摩尔人，一方面允许他们攻击、征服、奴役博哈多尔角和诺恩角(包括几内亚沿岸)的穆斯林、异教徒和所谓基督教的敌人。
西班牙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后，就于次年派遣传教士到美洲进行传教活动。
从深层次的意义来说，钖兰山寺碑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的这种做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问题上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反映。在中国历史上，自汉至明，佛教、火祅教、景教(聂斯脱里派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罗马天主教等，先后由不同途径传入中国，都曾建立寺宇，布道传教，举行宗教仪式，接纳入教信徒。其中最重要的佛教，虽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和少数统治者的短暂禁断，但佛教还是在中国扎下根，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乃至民间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对佛经的翻译和保存，对佛学的发展和创新，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有人说，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佛教化，倒是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了。
返观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一直与伊斯兰教水火不相容，对犹太人也备加歧视*害迫**。从11世纪末年起，基督教国家以反对伊斯兰教为名，对近东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战争。16世纪初宗教改革开始后，基督教内部新旧教之间的激烈争斗持续多年。到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允许法国的新教徒信教自由，方才为宗教容忍开了一个先例。但17世纪，新旧教之间的冲突还不断发生。
二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别志类巩珍<西洋番国志>条说: “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但今日所能见到的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明代小说、戏剧却极少。小说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书在清末经申报馆排印后，流传稍广，但以其内容荒诞怪异，文字冗沓芜杂，并不为人重视。戏曲就我们今日所知，亦仅有阙名的《下西洋》杂剧一种，更少有人道及。向达在1929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
此剧原为明抄本，题目正文为“遵圣道一统大明朝，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作品年代无可考，仅后面有“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八月初二日校内清常道人记”一行字，可知此剧至迟必作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前。全剧四折，第二折和第三折前各有楔子。头折演殿头官奉命与定国公徐景昌，思恩侯房宽，宁阳伯陈懋，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按当作夏原吉)等计议，派遣能员下西洋和番。徐景昌推举三保太监郑和前往。郑和上场与诸人相见，又推举太监王景弘，副使曹铨，奉御刘林保、潘子成、牛金住，平江伯陈瑄与之同往，最后郑和望阙领命。第二折前的楔子演徐景昌等送郑和等启行。第二折演西洋国国王与爪哇、板达、占城、天方诸国君长*会集**计议，闻知中国派遣使臣下西洋，各准备珍宝方物，向中国进贡。又演郑和等在江口天妃庙祭天妃，天妃降灵，郑和得梦。第三折前的楔子演苏禄国王约集彭亨国王和穿心国王截留郑和下海船只索取彩缎和磁器；郑和计诱三人上船，将他们擒获，后仍释放。第三折演西洋国王与爪哇、板达、占城、天方诸国君长分别准备了夜明帘、沉香、西洋布、珊瑚、夜明珠、玻璃瓶、青红鸦鹘石等珍宝，在郑和率领的海船到达时，进奉与中国；西洋国王和爪哇、板达、占城、天方寺国君长准备随同郑和等前来中国。第四折演郑和等自海外归国，西洋国等国王君主亦随同前来进贡，殿头官奉命与徐景昌等文武官员在驿亭迎接，接着饮宴庆赏。第四折后附<西洋记穿关>，列举出场人物应着的服装和应用的道具，可知此剧在当时也许是曾多次上演的。
此剧题材虽较新奇，但在结构上却平铺直叙，没有什么巧妙的穿插，曲折的关目，文辞亦复俗陋，结尾仍脱不了元明的喜剧性的杂剧传奇颂圣谢恩的滥套。从文学的角度看，此剧是无足观的。
历史剧在不违背历史主要情节的前提下，本可有虚构，不必事皆有据。但《下西洋》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却也不是凭空杜撰、向壁虚造的。第一，剧中出台的朝臣徐景昌、房宽、陈懋、蹇义、夏原吉(剧中作夏元吉)，以及和郑和一同出使的王景弘，陈瑄等，都是永乐年间的人，《明史》中有传，其官职爵位也都与史实符合。第二，剧中第二折西洋国王说: “俺国中海滨为市，以通贸易。行者让路，道不拾遗，地瘠宜种麦，能产骏马。”按《星槎胜览》前集“古里国”条云: “山广田瘠，麦谷颇足。风俗甚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其国能蓄好马，自西蕃而来。”二者语意甚为相近，“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两句更是完全相同。又第二折占城国酋长上云: “俺这里年年四季都是夏，若逢一雨便秋清……俺这国中出入乘象，粒食稻米。”这也与《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占城国”条所述相似。《瀛涯胜览》说: “国王系锁俚人，出入骑象，或乘小车……气候暖热，无霜雪，常如四五月之时”《星槎胜览》说: “其酋长……乘象，……气候常热如夏，不见霜雪，男女椎髻脑后。”又第三折前的楔子中，苏禄国王说: “山田虽瘠，种粟麦略可充饥；夷獠安然，沙糊鱼也宜充口。俺这里煮海为盐，酿蔗为酒，捞螺蛤为食，织竹布为业。”而《星槎胜览》后集“苏禄国”条说“山涂田瘠，种植稀薄。民下捕鱼虾生啖，螺蛤煮食……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布……”剧中彭亨国王云: “俺这国中，石崖周匝如城，山岭崎岖如栅，我经年累岁，不砌城墙，谁熬的过我? 我这里又有好田苗，多收五谷。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这显然是本之于《星槎胜览》后集“彭坑国”条所说“石崖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米谷常熟……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
《下西洋》虽不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那样，有一些可供与《瀛涯胜览》相校的异文
第一，从全剧来看，作者对下西洋之举无疑是感兴趣的，拥护的，否则他就不会以此为题材，并大加渲染赞颂。剧中在头折即通过殿头官的道白，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和番”，所谓“和番”，即是密切中国同外国的关系，同外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促使外国来向明廷“朝贡”(即变相的贸易)。第四折是全剧的高潮，郑和等回国，西洋等国的王公君长随同郑和前来，向明廷“进贡”各自的奇珍异宝，受到文武官员的欢迎。作者着意烘托出一种盛*隆大**重的场面，最后是庆贺宴会，郑和等和西洋等国的王公君长都得到了赏赐。
第二，在第三折中，作者借西洋国王等之口，多处提到，他们本要来中国朝贡，“争奈水势浩大，船只微小，路阻难行，因此不能进贡”，现在郑和奉命出使，他们可以向中国进贡了。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郑和下西洋返国时，外国王公多随同郑和前来，待郑和下次出使时，又护送他们回国。这一方面是明廷对外国王公的礼遇，一方面也因为中国船舶大，航海装备和技术先进，乘坐中国船，更为安全快捷。
第三，作者在剧中一再表明，郑和出使西洋不是使用*力武**，而是凭借机智深谋同外国打交道。第二折前的楔子中，众官送郑和启程时，郑和唱道: “托赖着圣主行仁迈禹汤，今日个受敕辞朝泛海洋。又不索动刀枪。”徐景昌云: “太监这一去，虽不动刀枪，也要心机谋略。”郑和又唱: “须要些机谋智广，我直着外国尽来降。”第四折郑和回国，众官称赞郑和多能，郑和唱道: “一来是圣明君福气高，二来是臣宰每行忠孝，非干咱有智能，则要俺举意念，依公道……呀! 我当初下海逞英豪，随浪趁波涛，又不是相争斗，又不是寻战讨。
使碎了心苗，一处处都游到，得了宝还朝，今日个众公卿齐上表。”这两段唱词中当然有一些是封建意识，但也反映了作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奉行和平政策。第三折前楔子演苏禄国王等拦截郑和船只，索取彩缎瓷器，郑和用计将他们擒获，后仍释放。但第三折中，演西洋国王等闻知郑和前来，即准备向明朝进贡。后来双方相见，就没有发生什么冲突，郑和并邀请西洋国王等前来中国。剧中所云苏禄国王等拦截郑和船只，虽非历史事实，但作者似借这一虚构情节，表明郑和只是在遇到挑畔时，才会进行反击的。
第四，剧中强调郑和在下西洋中的作用，郑和由正末扮，剧中的主角。徐景昌、蹇义等大臣虽然职位比郑和高，却都只是配角，全剧四折和两段楔子，都由郑和一人唱(按元明杂剧每折只是一个人唱，不似南曲可以先后由几个人唱或合唱，但杂剧中各折不一定都由一人唱，如《西厢记》各折中，有的由张生唱，有的由莺莺唱，有的由红娘唱。《下西洋》全剧各折都由郑和一人唱，作者是特别突出郑和在剧中的地位。)剧中也多处称道郑和才能，如头折徐景昌推荐郑和时说: “某今闻知内直忠臣太监三保，此人委实能干，广知路途，深晓水势。若是三保太监下西洋和番，俺文武臣僚，举保此人，堪可威伏远夷，委实能哉也。”同折殿头官在宣布派遣郑和下西洋时也说: “三保，因为你足智多谋，广知途路，圣人赍御敕一通，着你同太监王景弘，平江伯陈瑄等迳下西洋和番，不可延迟。“作者显然认为，下西洋的成功，郑和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三
有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了刘大夏藏匿或焚毁郑和下西洋的案卷的传说，但各书所载互有出入；到清初谷应泰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张廷玉等纂修的《明史》，则又说刘大夏藏匿的是永乐年间征安南的兵员人数的册籍。兹先列举明人笔记中的有关记载，再对其岐异之点加以辨析，然后从这些传说中推论明代中叶以后一些人反对下西洋的主张及其理由。
向达在1929年发表的<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1号，后收入其所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引了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丁已(1617)的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关于兵部郎中刘大夏焚毁下西洋的册籍的记载，比较简略
就笔者所见，除上举两书外，尚有其他明人笔记亦载此事，且有早于上举两书者。万表的《灼艾余集》卷下说:
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贵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间赏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获奇珍异物无算。上然之，命一中贵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时水程。时项公忠为兵部尚书，刘公大夏为车驾司郎中。项尚书使一都吏于库中检旧案，刘郎中先入检得之，藏匿他处。都吏检之不得。项尚书笞贵都吏，令复入检。如是者三日，水程终莫能得。刘郎中亦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其事遂寝。后项尚书呼都吏诘曰: “库中案卷，焉得失去? ”刘郎中在旁微笑曰: “三保太监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 此一时弊事，大臣所尚切谏者。旧案虽在，亦应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无邪? ”项尚书悚然降位，对刘公再拜而谢之曰: “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后刘公果至兵部尚书。
按《灼艾余集》的后记作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这也就应是它成书的年代。《灼艾余集》的各条记事都录自它书，此条注《郊外农谈》。《郊外农谈》的作者是张铁。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铁字子威，慈溪人，嘉靖五年丙戌(1526)进土，《郊外农谈》成书年代，当略早于《灼艾余集》。
《殊域周咨录》卷八“古里”条及焦竑《玉堂丛语》卷五“识鉴”门所载与上引《灼艾余集》大致相同，只文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同出一源。为了便于对照，兹仍分别引录如下。《殊域周咨录》说:
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忠竦然降位曰: “君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
《殊域周咨录》的叙事较简略。《灼艾余集》说明宪宗朱见深命人至兵部索取的是宣德间王三保下西洋的水程，而《殊域周咨录》则说所索取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水程。两书在这一点上虽有岐异，但实际并无不同，因为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多与王景弘同行；在宣德六年(1432)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和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两文末都列了“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之名，所以说王三保下西洋的水程，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水程。
《玉堂丛语》成书于万历四十六年戌午(1618)，其卷五“识鉴”门所载刘大夏此事，文字几乎与《灼艾余集》全同，只略有几处改易:
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贵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间尝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获无算。上命一中贵至兵部，查西详水程。时项公忠为尚书，刘公大夏为车驾郎中。项使一都吏检旧案，刘先检得之，匿他处，都吏检之不得。项笞都吏，令复检，凡三日夕，莫能得，刘竟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事遂寝。后项呼都吏诘曰: “库中案卷，安得失去? ”刘在旁微笑曰: “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 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 ”项悚然降位，向刘再揖而谢之，指其位曰: “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后刘果至兵部尚书。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说:
今城(按指南京)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伽诸国，通计官校、旗军、勇士、士民、买办、书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余员名；宝船共六十三号。……和等归，建二寺，一曰静海，一曰宁海。案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后此员外陈诚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驾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沧溟数万里而遍历二十余国者也。当时不知所至夷俗与土产诸物何似。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卵之奇。而《星槎胜览》，纪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纪。惜哉!
《客座赘语》的叙事内容和文字与前引三书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前引三书只说刘大夏藏匿了关于下西洋案卷，(刘大夏虽然说“亦当毁之，”但究竟毁了没有，书中并未提及。)而《客座赘语》却直截了当地说刘大夏焚毁了关于下西洋的册籍。第二，前引三书都提到项忠令都吏检寻旧册不得，笞打都吏，而《客座赘语》却完全没有提到此事。第三，前引三书都说刘大夏认为下西洋是大臣所当切谏的得不偿失的弊政，项忠对这种看法极为称赞，并且预言刘大夏将任兵部尚书，后来果然如此；而《客座赘语》却没有提到这些事。第四，前引三书对于刘大夏藏匿下西洋案卷的做法和他对于下西洋的看法，都是抱着赞同的态度；相反，《客座赘语》却盛赞郑和下西洋是超过张骞通西域壮举，对于有关下西洋的资料的毁失，感到可惜。
但尽管《客座赘语》的记事与前引三书有这些岐异，它们还是有一个相同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在成化年间，刘大夏在兵部任职时，曾藏匿或焚毁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案卷。但在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却说刘大夏所藏匿的乃是关于永乐年间在安南用兵的兵员人数的册籍。这就与前引四书所说不相同了。《明史纪事本末》卷22“安南叛服”章说:
成化16年(1480)。安南国王黎灏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浚立。浚为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挝宣慰刁板雅兰掌，为八百败归，黎寿城等杀琮而立浚弟灏。至是，太监汪直用事，好边功，议讨之。职方郎中陆容上言: “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礼未亏，叛逆之形未见，一旦加兵，恐遗祸不细。”直意犹未已，传旨索永乐中调军数甚急。时刘大夏在职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阻，事得寝。
同书卷37“汪直用事”章也说:
(成化十六年)秋七月，汪直议征安南。时安南岁侵扰占城，占城使入奏请讨之，直因献取安南之策。郎中陆容上言: “安南臣服中国已久，今事大之礼不失，叛逆之形未着，一但以兵加之，恐贻祸不细。”直意犹未已，传旨索永乐调军数。时刘大夏在职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乃寝。
后来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明史)卷一八三刘大夏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大夏年二十举乡试第一。登天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馆试当留，自请试吏。乃除职方主事，再迁郎中。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所奏覆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濒败於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 “兵畔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这一说法，谷应泰、张廷玉等人亦必有所本。按前引《殊域周咨录》卷八“古里”条后注云:
按《灼艾集》中刘大夏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乐中调军数，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寝。与此相类，因附记以俟考。
虽然万表的《灼艾集》、《灼艾续集》、《灼艾别集》和《灼艾余集》
那么，刘大夏藏匿的究竟是郑和下西洋的水程资料还是永乐时用兵安南的案卷? 从刘大夏在兵部任职的时间来推测，这两者可能性都存在。据《明史》卷一八三刘大夏传，他自成化初(成化元年为1465)在兵部任职，至成化十九年(1483)始迁福建右参政；又据同书卷一七八项忠、余子俊传，卷一一零七卿年表一，项忠自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至十三年(1477)六月任兵部尚书；余子俊自成化十三年十月至十七年(1481)正月任兵部尚书，所以刘大夏既可能在项忠任兵部尚书时藏匿郑和下西洋水程的资料，也可能在余子俊任兵部尚书时藏匿永乐时用兵安南的案卷。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即是刘大夏先后藏匿了上述的两种文件。对于这个问题，在未获得更多的佐证材料以前，姑且存疑。但是即使刘大夏藏匿或焚毁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案卷的传说，并非事实，这种传说的产生和流行，也必有其社会背景: 它反映了当时有一些政府官员对下西洋之举是持否定态度的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耗费过钜。夏原吉在永乐年间，曾长期任户部尚书。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死，夏原吉向太子朱高炽建议“账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诸道金银课”，朱高炽都一一采纳，即位后即布告施行
当是时，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阙廷，叹未曾有。译鞮之馆，充牣旁皇，奕然壮观矣。然而往来使送接伴赏斋，费亦不赀。
郑和下西洋，本是明初的一盛事。它发展和加强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以至西亚、东非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国家中的文化影响。但由于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存在着政治上的虚荣心，为了得到外国对明朝的“天朝上国”地位的形式上的承认，在“朝贡贸易”中不惜在经济上付出极大的代价，“厚往薄来”，“赏赐”远远多于所得的“贡品”，还有大规模船队的多次出航，接待外国来华的王公，使节的开支，以致耗费过钜，后来遂难以为继。加以当时明朝还要防备退处漠北的蒙古再度南下
像夏原吉那样的朝臣，因为郑和下西洋縻费过钜，就要罢停一切下西洋的活动，自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因噎废食的做法；像传说中刘大夏那样藏匿甚至焚毁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以及后来明朝重新实行海禁，更是错误的。但明初永乐年间所采取的那种不计经济代价与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方式，也是不健全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明朝在对外贸易中，能摒弃那些虚文繁礼，而以务实的态度，按经济常规行事，互通有无，并且在贸易商品的结构上，不偏重奢侈品，而增加日用品所占的比重，那么中国和外国双方都可获利获益，不断扩大交往，促进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各自国家的实力；中国拥有的强大船队也可在16世纪有力地支援亚非国家抗击、遏制西欧殖民国家对这些地区的侵略扩张，保护在东南亚一带定居的中国移民不致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受西欧殖民国家的统治压迫；世界历史也许就不是原来那样了。
【注】
据1930年故宫博物院排印本。括弧内文字，原书以双行小字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