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5月4日，北京的《晨报副刊》专门出版一期“五四运动纪念号”。这些纪念文章，并非如今天只一味颂赞，其中第一篇的题目，竟是《每逢五月便伤神》。梁启超也写有一文，题目是《学生的政治运动》。另有署名“唯刚”的《大学与学生》一文，因为牵及另一个名家——当时的跋涉者，所以值得略作介绍。
沈从文
《大学与学生》首先谈及一种现象，即北京一些连“专门”都不称职的院校，纷纷改称“大学”。这类事，作者以为是“最觉肉麻的”，“脸皮更厚了”，并以为这是因为“在社会上无论办学人们乃至教员学生大多数为一种‘虚伪’恶魔所征服……”作者感慨：“教育就筑在这个可怕的地盘上，大家试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事情！”
至于学生情形呢？作者引录了一节学生的文章。这节文章，记叙了学生在公交车上与一位女子同坐而产生的种种思绪：因为贫寒，导致内心自卑，压抑，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自伤，孤独……在引录文章后，“唯刚”感慨：“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作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他是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动人。”至于内中透露出的情绪：“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唯刚”进一步说：“我们以为现在学生们，尤其大学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立志要在天地间做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混过了有用的光阴。”接下来以加重点号强调：“改良社会可先改良学校，立志做人要先立志做好学生，万事不可待诸将来，眼前一举一动，就是毕生成败的关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虚伪与堕落，是我们的公敌，大家非拿革命的精神硬把他打破不可！”
今天我们知道，《大学与学生》的作者“唯刚”，是有名学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兼职的林宰平，文中所引用的学生文章作者“休芸芸”，即从湘西到北京未久，正试图以自己的笔，来闯出一条生存路径的沈从文。
林宰平
二
1922年，抱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似乎应当有意思”的想法，沈从文从湘西*队军**，撞进了北京，“便开始进到了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是在求学，读书，学习写作中度过，可实际生活，却一直在挨饿和受冻中挣扎。为了吃饭，他差点又去当兵，去寻过在图书馆打工的营生……但或不愿意做，或不成功，终于还是忍饥受冻。直到1924年底，这个小学毕业的湘西人，才开始在《晨报》等副刊发表一些被沈从文自己后来称作“素材”的散文，诗歌等小作品，每月有个几块，十块或十多块的收入。后来《晨报》副刊由徐志摩主持，他欣赏沈从文才华，多发他的作品，还写文字称赞他，由此，沈从文与徐志摩结下了终生友谊。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雪中送炭，人往往记忆一辈子。
林宰平的这篇文章，写在徐志摩的“欣赏”之前，虽然从内容上说，是对这位作文的“学生”有所教诲的，可是，沈从文却从中听到了别样的欣赏和鼓励。林宰平的文章，沈从文是四天后才读到的。据他自己说，因为没有三分钱，无法去购一份《晨报》来读。一个朋友读到林宰平的文章，见其中引了沈从文的散文，又有评价，便专门送给沈从文看。
一读之下，沈从文感慨良多。他立即写出一信，寄到《晨报》社，请“副刊记者转唯刚先生”：
“觉得自己无聊简直不是一个人，惶恐惶恐。”因为林宰平在大学任职，他笔下的学生当然就是“大学生”了。沈从文由此话发挥：“可惜我并不是个大（中也不）学生……我虽不是学生，但当先生说‘听说是个学生’时，却很*慰自**。想我虽不曾踹过中学大门，分不清洋鬼子字母究竟是有几多（只敢说个大概多少个吧），如今居然便有人以为我是大学生！”这当然值得沈从文“*慰自**”。
接下来，沈从文介绍了自己的“非学生”经历，说明自己为何没有读成书的情形，甚至写作文章，也没有多么高尚的理由：“不消说，流浪了！无聊（实在找不出聊）与闲暇，才学到写文章。想从最低的行市（文章有市价，先生大概是知道）换两顿饭吃。萎萎蕤蕤活下去再看。”对于林宰平在文章中的议论，沈从文以为有针对自己而发，所以想起而辩解几句：“若先生有命到过学堂，——以及别的命好能读书的人，当然要‘立志做人’立志‘做好学生’，掯着什么‘毕生成败关头’。我呢？堕落了！当真堕落了！然当真认到我的几个人，却不曾说过‘虚伪’。”
沈从文自然不是无志之人，可在当时情形下，远大理想云云，似乎还不好说起。针对林宰平认为自己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情绪，他辩解道：这些“当然不是什么立志改良社会，有作有为，尊严，伟大，最高学府未来学者的应有事情。人生的苦闷，究竟是应当或否？我想把这大问题请学者们去解释。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几句呓语来安置自己虚空渺茫的心外，实在也找不出人类夸大美满的梦来了！”
信的结尾，沈从文对林宰平文中希望青年人应多“替社会做事业”的总体思想，作了一句从自己出发的回应：“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
三
从林宰平对应沈从文文章所发的议论看，针对当时的一批学生，他是抱有热望和感慨的，可他的确未能了解这位“非学生”“休芸芸”的生活境况。在沈从文致林宰平的信中，他陈述了生存无从解决，当然谈不上远大抱负，改良社会这样堂皇却遥远目标的现实。这一点，林宰平引用沈从文文章时一定不知晓。沈从文这封致“唯刚”（林宰平）先生的信，本是请《晨报·副刊》记者转交的，可编辑将其刊发了出来，时间是当年5月20日。
从林宰平引用沈从文的那节文字及后来的评论看，他虽不了解沈的生活情形，可对其表现内容的文笔，还是颇表欣赏的。称其为“天才青年”，认为“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沈从文以一个小学学历的身份，领受林宰平看做“大学生”的真实评价，那心情，自然相当“*慰自**”。读到沈从文发表出来致自己的信，林宰平这位关心学生群体的学人，此时是更关切这位“非学生”的沈从文了。他托人找到沈从文，邀请他上自己家里谈话，据沈从文后来回忆，他与林宰平，年龄虽相差20多岁，可第一次见面，却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在谈话中，林宰平了解到沈从文目前的处境。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学者，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要找事做，可以替你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不困难，可活下来，还要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从沈从文后来的表现看，这个湘西人是个了不起的汉子。他不仅在极艰难中活了下来，还坚守着理想，在文坛打开了一片宽阔的天地。
林宰平认真为沈从文找工作起来。他将沈从文的生活困境及能力还告诉了著名学者梁启超。梁启超将沈从文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熊希龄当时在香山办有一所慈幼院，便请沈从文到此院图书馆做办事员。
当然，这个过程亦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林宰平大力向别处推荐，可当时沈从文的境况仍十分艰窘。拜访林宰平不久，沈从文又有一信致奉，陈述自己的苦况。从信上看，大约沈从文要求读书，林宰平曾介绍他到一家暑期学校去听课。可该校后来有变故，沈从文无法成行；林宰平所托另一人，此时也没有消息，此人答应代沈从文将所欠寓所钱还清，“然而他是不会想到一个人寻生不得便不忧伤死也会饿死的。即如这时说我是第三天没有一颗米塞进肚里，但靠到由一家铺子赊来值廿枚一个咸面包与几杯开水延持，谁个又肯信呢。”
在这样极度的饥饿逼迫下，沈从文感慨颇多：“别人的肚子，不是拿来装那些鱼肉，便是装上些油鸡肥鸭，白酥的奶乳，象珠子似的白饭。纵不堪，也还能每日按时塞上些馒头，烧饼，枣糕，窝窝兜，看看自己，却时常委屈这肚子。这还有什么说呢？肚子虽可怜，但不幸寄托了这样一个无进取力，脆薄颓伤的灵魂，而又处到这么一个世界里，如今还不饿死，已算得一个奇迹了。”
信的末尾，沈从文几乎是与林宰平诀别，不，与人生诀别了：“拥着被来听雨，檐溜虽是吵响不宁，但心情却死样的静沉，一切在往日所想往的这时都不须了，连最易拿来做懦怯安慰的眼泪也没有用了。所需要的只是永久的空虚。我故意这样平静的永远睡下去。请先生以后不必为这命运贱踏下的薄命人措意，我希望世界一切都把我忘却！……”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应该写于与林宰平见面后不久。信上内容应该加快了林宰平援助沈从文的努力。（从其他人的回忆知道，林宰平应当还给沈从文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沈从文后来经梁启超的推介，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是在这之后很近时间的事情。
这封致林宰平的信，不久沈从文引进了自己的一篇小说之中。当然，经过了前叙，后尾，以及青年心绪的发散描述，这内容，已经融成了小说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忧郁又饥寒交迫青年向这社会发出的告白。但是，沈从文自叙式的写作，仍然清楚地展现了他当时的生命境况，成为今天人研读他当时心情状态的可靠资料。
四
可以想见，若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窘况下，得到一位长者的赞誉甚至支持援手，会发生怎样的感恩心情。事实是，沈从文与林宰平，由此结下了终生的情谊。用沈从文告诉他人的话——“没齿难忘”。
除去生活上，林宰平还在精神上给予沈从文以帮助。对于沈从文当时在外人看去有些古怪，易怒的性格，林宰平一直劝诫他要善于克制；在写作上，林宰平一直予以支持，使他终于排除种种挫折，决心以写作为事业。沈从文后来告诉研究者，林宰平反对沈早期作品里自我中心的悲观主义。沈从文曾自我辩解说，这是他的权利，可在内心深处，他接受了林的批评，认为自己当时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推动文学革命。林宰平以哲学家的高度，帮助沈从文与自我怜悯情绪一刀两断。林宰平让沈从文真正认识到，文艺创作不仅仅是门职业，而是一项毕生事业，应当从中亮出自己的思想……这些帮助于困窘，困惑中的沈从文，有绝大益处。他的笔渐渐向广大处展开，并最终写出了他生命里荡漾的“云和水”，精神中活泛的“湘西”，文学史上不朽“边城”，“长河”里鲜活的女儿汉子……
1936年，沈从文已经在文坛广有声誉，他在一册《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这样提及在生活途程中帮助过他的人：“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对于林宰平的帮助，沈从文念念不忘。林宰平1960年病逝。1963年，他的遗著《北云文集》出版，处境并不佳的沈从文仍特别写出跋文，表达深切怀念：“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里，总不消失，还和生前一样，大家谈起时，感觉几乎完全相同。宰平先生并不死！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在解放后，高龄已过八十，精神思想犹显得健康敏锐，闪耀着青春的光辉……这一切，不仅仅使他的朋友、学生怀着深刻的敬爱，而且也给予许多同事与熟人以难忘的印象，对于有较多机会接近先生的晚辈，更形成为一种长远鼓舞向前向上的力量。”
对于林宰平的成绩，沈从文以为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对个人影响，多半从事学术研究和言行践履素朴笃实的态度，能给人以鼓舞启发，这一点，他的友好学生感受格外深刻。”这一点，从沈从文笔下流出，意味也应该“格外深长”。
1980年代，沈从文重读到林宰平当年评述自己及自己的回复文字，他感慨万千：“他（林宰平）文中提及感伤气氛不好，我曾去见他，一谈四小时，此后即日益亲近，直到于死。在为人素朴上，正直上，是一生影响最大良师。”“这人是梁启超先生好友，《饮冰室全集》即为一手整理。在清华、北大教哲学，影响我一生极大，良师中最亲近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