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黄书颜 黄志尧 杜若彤 郭婧
撰稿丨杜若彤
编辑丨彭镜陶
排版丨黄橙子
4月27日晚上，天色还没有完全变黑。北师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前已经排起长队。路过的人好奇，拦住一个同学问道：“今天是什么活动啊？”
“北国剧社要演《原野》。”
《原野》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主人公仇虎越狱后回到家乡寻找仇人焦阎王，发现焦阎王已死，昔日的恋人花金子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也就是仇虎的好兄弟焦大星。二人旧情复燃，金子想要跟仇虎离开焦家，但仇虎必须完成对焦家的复仇。仇虎杀死焦大星和他的儿子后，瞎眼的焦母抱着孙子呼喊，出逃后备受良心谴责的仇虎，最后选择了卧轨自杀。排演经典剧本是北国剧社成立三十三年来一直坚持的传统，从成立之初的莎士比亚《第十二夜》，到去年的迪伦马特《老妇还乡》，给经典老剧注入新鲜血液，让观众们年年都翘首以盼。
站排的人们中，有北国剧社的粉丝，专门从校外赶来；有刚刚结束校运会，还没来得及歇一口气的学生，赶紧过来排队想要一个好位置。“《原野》没在北国剧场演，选在了学活，怕听不清演员念台词啊。”
春季大戏《原野》已经紧锣密鼓地筹备了两个月。晚上十一点，艺术楼地下排练室里，还有人在激烈地讨论着剧本，奶茶和外卖堆放一旁。打哈欠的声音不时传来。十二点，宿舍楼已经熄灯，《原野》的剧组成员离开了艺术楼。
凌晨两点，来自社会学院的导演赵慈莹还没有休息。她收到一条演员发来的微信消息：“对了，这场戏我是什么时候下场”？
这不是特例，是她这两个月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作息。在临演出还有一周的时候，她又通宵了两天。
《原野》演出票 (杜若彤 摄)
演出即将开始，观众们涌入学活内场。舞台上摆着两道斜坡，四丛芦苇，散布着浓郁的烟雾，这一切都笼罩在橘黄色的灯光下。
原野上有火车开过的声音。
“呜——漆叉咔嚓”。
从3月10日的春季大戏建组会，到4月27日七点三十分，火车划过铁轨的声音在观众耳畔响起，历经四十七天的筹备，《原野》终于和观众见面了。
大道本无我
青春长与君
3月13日晚八点，天气还带着料峭的春寒，西操场上已经比冬日热闹了许多。在它的东边，通向形体室3的路上，来了不少“北国人”。
狭长的房间门口放着书包和鞋，两边的把杆上东倒西歪地搭着几件外套，靠近门的椅子上还有一杯没喝完的奶茶。两个女生背对宽大的镜子坐着，她们是《原野》的导演赵慈莹和王子儒，一组又一组演员在她们面前演着几段同样的场景。其中一段结束后，赵慈莹朝房间的某个角落喊人。
“常五，你来试着和这个金子搭一下戏”。
“大星的话……你再和她试一下，你妈和我同时掉河里，那场”。
“苗老师，你再过来配合一下这段戏……”
在形体室里试戏 (郭婧 摄)
今年是北国剧社成立的第33个年头。再有一个多月，春季大戏就要上演了。导演们正组织着北国成员们进行最后一次选角试戏。
今年的剧本是《原野》。
路童、廖茁雅、苗昕伟和“小鬼们”表演“黑林子”场景(杜若彤 摄)
1937年，曹禺先生的剧本《原野》问世。
那正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时期。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到处疯传“中国话剧要灭亡了”的说法。
“那个时候，北京人艺都不演戏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黄会林先生回忆道。那时她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前身）的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堂上，讲授的几乎全是“鲁郭茅巴老曹”。黄先生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尝试着“给教学注入一点新鲜血液”，便在教学改革中将现代文学分成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部分来教。由于与爱人邵武共同进行过创作，黄会林便担任了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教师。
三百人的大教室，课堂上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连掉一根针都能听见。
后来邵武老师出了个主意。他觉得，虽然学生爱听，但终究只是欣赏而没有实践，“看剧本，看了半天还是人家的”，便建议黄会林带着学生尝试创作。
于是，黄会林宣布了课程的期末考试要求：“老师会出卷子，但谁要能原创出独幕的小剧本交上来，一律加十分”。
第一次改革性的尝试成功了。热情高涨的同学们竟然交上来了六十多部剧本，让黄会林十分自豪：“我们年级的学生，人人都能写剧本”。
黄先生拽着邵武老师一起在这些剧本中挑选，最终敲定了六个剧本进行排演。一九八五年的冬天，初次实践的学生们劲头十足，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试着做舞美。那时候的学生们还未曾想到，正是这次的实践，催生了之后的载入中国话剧史的第一个高校剧社——北国剧社。那时候他们还在担心夹在两个期末考试周之间的演出，会不会有同学愿意来看。
演出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地点定在了500座的敬文讲堂。那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惊喜。在整个中国社会话剧不景气的年代，即使学生们的复习压力巨大，敬文讲堂还是座无虚席，甚至很多人是坐在台阶上、窗台上看完了演出。
演出结束，黄先生请来的几个戏剧界重要人物感叹：“看了北师大，中国话剧有希望了。”
一九八六年，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将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剧协对北师大考试周的话剧演出印象深刻，决定“让他们排一个片段，拿来也算是一朵小花，多一个品种”。
学生们却要求“要演就演全剧”。
演全剧，意味着需要更多喜欢表演的学生，建剧社的想法便由此萌生。
黄会林老师又请来几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帮忙在几百个前来面试的学生中，选出了男女生各50人。那便是北国剧社的第一批成员。
一月十日，由于“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所以，“仰慕田汉老，追踪南国社”的北国剧社成立了。黄会林是第一任社长、邵武是艺术指导。
曹禺先生赠送的题词至今还被北国成员挂在嘴边。
“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整个寒假，一百名剧社成员退掉了火车票，推掉了各种各样的约会，留在剧社排出了《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两部莎剧。快演出的时候，黄会林请来了曹禺先生。
“他看完了，到台上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能演的这么好’！”三十三年后，黄会林先生回忆起当时的一幕，笑得灿烂。
“进北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团史。”二零一零年，丁一滕作为戏剧特长生考入北师大教育学部，加入了北国剧社。他的师兄请来了“大师哥”给他们讲当初黄会林先生建立北国剧社的经历，讲之前的鼎盛与辉煌。排《第十二夜》的时候是北国的一个高峰，后来排《枣树》的时候又是一个高峰，刚刚入学的丁一滕在心里期待着，北国能不能迎来第三个高峰。
二零一三年，已经大二的大泓觉得再不去北国，一定会让以后的她后悔。后来，为了大学生戏剧节，她和剧社成员们用将近八个月的时间排演《家》。排完后的瞬间，她突然觉得，又过了这么长时间，又排完了一个戏。剩下好像没有多少戏可排，就要毕业了。
二零一六年，高考完的路童收到了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里，会有各种轻松有趣的社团供她选择。开学前，她在查阅各种社团资料时，发现北国剧社“好厉害”。开学，通过面试加入北国后，她再没参加其他社团，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留给了剧社。
二零一八年，廖茁雅入学。她听舍友说北国剧社特别好，便和她一起去面试。那是她第一次进入地下排练厅，只记得当时坐了好多人，团长也在，还有好多北国的“老混子”在那儿看热闹，“看上去很吓人”。
廖茁雅在二零一八年面试时遇见的团长就是路童。这次的春季大戏中，她们演起了激烈的对手戏。
“做演员是一个综合性被选择的过程。外形，气质，本身的硬件条件都会影响到戏路和定位。”
路童回忆起两年前自己刚入社的时候，第一个大戏是果戈里的一部讽刺性喜剧。刚上大一的她，面对着还并不熟悉的同伴和将要登上的舞台，害羞拘谨地难以放开，而她要饰演一个风骚奔放的女子。
排练完回到宿舍，最早的时候时针指向十一点。到后期，熬到一两点都是常态，宿舍楼早已经关寝。
那场春季大戏，导演对路童的帮助很大。从开始的内向拘谨，到后来解放天性。那是她第一次演与生活中的自己反差很大的角色，自己解放自己，对她来说是很宝贵的过程。“打开自己不是个很容易的事情，要丢掉包袱去*化丑**自己，将自己丢人、尴尬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
路童有了让自己欣喜的突破，也让她试着摸到了适合自己的戏路。但后来类似角色的重复，以及大二上学期不理想的小品专场表演，让她开始怀疑演技瓶颈期是否已经到来。这种与她生活相差较远的表演，让她寻求突破之后，也让她的戏路受到了限制。
去年春天，处于大二下学期的路童没能争取上春季大戏的角色。演技上问题的凸显，加之学业的压力和时间的冲突，那个学期她没再参演任何剧，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主动不参与排戏。”
怀疑、求索与徘徊
去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刚入学的廖茁雅和室友学了奇怪的方言，在东操场为北国的面试排练短剧。抱着试探的心理走进地下排练厅，看见一圈人围在那里，廖茁雅和室友觉得“很吓人”。
更让她们慌张的是，演了个小开头，她们就被叫了停。
回到宿舍，廖茁雅的室友哭了，觉得肯定无法进入北国了。
后来，她们收到了惊喜的短信。看到面试成功的通知，她的室友再一次掉了眼泪。
秋季学期，北国剧社有叶落时的入冬大戏、朔风凛冽时的小品专场；在春季学期，则是花开时分的春季大戏，和氤氲着留恋气息的夏季毕业大戏。
“小品专场”是北国剧社一年中较为特殊的演出形式，每次将有五六组短剧同时排练、依次演出。而它的排练刚好可以锻炼刚入社的新演员和刚升了一年级的导演。
作为大一新生，廖茁雅刚结束两周的顺义军训。还是北国新人的她害怕不参与小品专场就与北国断了联系，被“踢出家门”。
几个组的剧本呈现在眼前，廖茁雅挨个看过去，觉得有些剧本“太深沉看不懂”。而看到《求婚》那个轻松的喜剧，读着读着，自己就已经能够代入到剧本里面那个“妈妈”的角色里了。
那天晚上，她下课后匆匆赶去选角现场，还是有些迟到，她只试角了《求婚》。回到宿舍，电话响了起来，导助告诉她，导演定下了她的角色。
北国的小品专场上，上演着由契诃夫《求婚》改编而来的短剧。原本的男性地主改为了女性形象。廖茁雅扎着蓝色的头绳，穿着蓝色棉布长裙，微弯着腰，挥着宽大的白袖子，在地下排练厅“黑匣子”式的小舞台上毫不拘谨地用肢体动作与眼神一并展现着那个泼辣的老妇形象，拄着拐杖“咚咚”地敲着地，时而斜睨着眼睛鄙夷着对方，时而言语里透露着唯利是图的贪婪。
“当时听说我是导演第一个定下来的角色，很开心，但说实话就因为这个，在后来排练过程中还一直挺有负担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是导演认为我演的很好，但我自己每次都感觉自己演得很差。”
廖茁雅在排练《求婚》(杜若彤 摄)
廖茁雅第一场戏的导演，是路童。大三上学期，经历了个人“低谷期”的她成为北国团长，也担任了小品专场中《求婚》那一组的导演。当初，她第一个敲定了廖茁雅的角色。
看到组里刚进北国的演员们一点点进步和变化，路童总是想起来自己第一场春季大戏慢慢解放自己的过程。小品专场的《求婚》排练出来后，周围的人都说：“这个组里感觉有八个路童。”
“能让他们有归属感，或者说爱上表演，从团长的角度来讲，我已经很满足。”
组里的廖茁雅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也确实爱着表演。但这次排演《原野》之前，她也有过自己的犹豫。
承担春季大戏的导演工作后，赵慈莹在上个学期结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原野》的剧本。但那个时候，由于学生会的工作和排戏的时间冲突，廖茁雅还在纠结要不要参与春季大戏的表演。
后来她问了剧团里一个师兄：“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北国？”
“为了学习。”
她恍然大悟。
这个学期的三月十日，《原野》建组会召开。往后接连的三天，西操旁的形体室，晚上八点，赵慈莹和她的搭档导演都在组织北国成员们进行试戏。
导演助理在群里发了试角需要准备的几段场景后，廖茁雅决定在试戏的第二天去尝试一下。体验完白傻子和焦母两个角色，她只觉得自己演白傻子的时候很快乐，却感叹着自己把焦母演的一塌糊涂。
但周围的人都说她适合演妈妈。
“他们给我的定位，气死我了。”廖茁雅笑着表示无奈。因此，就算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就觉得焦母这个角色不适合自己，没有代入感，她还是尽力地去争取机会。
试戏的过程中，在导演指示下，廖茁雅和金子搭完戏和仇虎搭，过一会儿，又和大星配合，“感觉试戏比排戏还忙”。
三月十三日，试戏的最后一天，廖茁雅看到几个师姐试戏“焦母”后，觉得她们都比自己演得好。“选不上，我就去做灯光或者舞美吧。”她暗自这么想着。
这次的春季大戏，路童回到台前的过程并不顺利。
剧中的“花金子”和路童此前饰演的角色相似。外形依旧美丽动人，但更多的是一个勇敢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农村妇女。
选角最初，路童就被刷了下去。本已经放下遗憾，准备从团长角度服务好这次戏的她，正式排练开始了几天后，又被换了回来，重新成为“金子”。
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演技的廖茁雅，继上次《求婚》之后，真的再一次拄上拐杖，演出了“焦母”。“我已经是北国的妈妈专业户了，如此年轻的我！”廖茁雅说笑道。
这一次，为了饰演瞎眼的焦母，她摘掉了隐形眼镜，曾经只是道具的拐杖真的成为不可失去的辅助。
从3月22日第一次正式排练，到4月27日第一次正式演出。37天，让她们再一次地，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突破与成长。
《原野》排票、宣传 (郭婧 摄)
爱恨两依依
他们称自己是“从1937年穿越而来的人”。
但更多的，大概是他们乘着火车，穿越回82年前，体味那片原野上的百般滋味。
他们经常爱引用指导老师金然的一句话：“只有饰演朱丽叶的演员爱上罗密欧的演员，没有爱上朱丽叶的罗密欧。”这些天，不止是排练消耗了太多精力，还有太多感情的付出。
“演戏的人心中会有性格的种子，每个人都有一千颗种子。”焦大星的扮演者何海天在上个学期演过两场戏。《老妇还乡》中，无厘头的风格让他回想起来总是笑，“我演戏风格老这样，老乐”。
而在后来的小品专场《见证》中，他的角色成了一个敲诈者，要大脑不停运转，试图要挟一个说话小心翼翼、城府很深的人。“演的感觉很紧张，那种感觉就像赌博一样。”
一直以来，何海天剑走偏锋，演的戏都是配角。“我生活中也比较搞怪，配角型性格。”
这次的《原野》中，何海天突破自己，饰演单纯憨厚的焦大星。“这次演大星就不怎么乐了，老是‘那怎么办呀’。”
地下排练厅的后门是一道铁门，铁门后面的通道上，何海天在训练的时候哭不出来。
导演冲他喊：“你爬过来！”
何海天在地下排练室满地爬。
爬到一个角落，导演又说：“把身子蜷起来。”
何海天攒成一团，导演赵慈莹的话在他耳边响起：“金子就不爱你，她就瞧不上你，就是不爱你……”
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哭。
赵慈莹只好让何海天模仿她，“哼哼哼……”，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何海天最终也哼哼哼地哭了起来，哭到每次来到地下排练厅的通道那里，他都会想哭。
“你装作很深情不是戏，你要真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训练产生那种情感。比如想起某个人伤害过我，就会真的感觉很痛苦。看苗老师训练的时候给我打的。”
何海天拨开衣服，露出肩胛骨上一大块淤青。
何海天口中的苗老师，是《原野》中仇虎的扮演者苗昕伟。研一在读的他，去年刚进入北师大便面试了北国剧社。大半年的时光里，他和何海天一同排了《老妇还乡》、排了《见证》。
剧中的仇虎是个依靠本能来行动的人，为了改变苗昕伟身上浓厚的书生气，使他能更好地扮演野性的仇虎，剧组想了很多办法。
穿宽松的衣服是一个要求，用手抓饭是一个最终未被采纳的建议，野兽训练是一种唤醒。
在排练厅，苗昕伟被要求先放松，想象自己是一种动物，它在和对手相互试探、威胁、搏斗……
在导演的引领下，苗昕伟和何海天用类似蒙古人的方法摔跤，目的都是摔倒对方。整整半个小时，各种冲突、搏斗，何海天的肩上留下了大块淤青。
焦大星是无辜而痛苦的，仇虎和他有友情，但复杂的仇恨占了上风，他杀人的时候更是野性爆发的时刻。而所谓唤醒，就是寻找内心情感中的这一面，让它像流水一样流到戏剧的角色中去。
类似的一场训练，成为廖茁雅整个排练过程中的转折点。
那次，导演让饰演焦母的她，和饰演金子的路童抢水瓶、打架，让她们恶语相向。
廖茁雅的手无法打下去，也狠不下心说狠话。
加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并不顺利，她一直使劲咬着嘴唇，咬到发紫，然后崩溃到大哭。
“如果平时生活中做这种事情，就会觉得有病吧，就这么一个小东西我为什么要抢它，会质疑。但是作为演员，必须要相信情境。”
路童认为这个类似于“仇恨”训练。后来的训练中，她们会彼此辱骂，什么狠话都说；会撕扯甚至受伤；会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最宝贵的，拼了命去抢，无所不用其极地打。
“不是我上台才恨你，上台才爱你。只有自己是真的感情，真的爱你，真的恨你，才能演出来打动观众的、真诚的东西。”
演出中的廖茁雅、何海天 (杜若彤 摄)
每周的一三五、二四六，扮演仇虎的苗昕伟会和扮演大星的何海天分别给路童送饭。
为了在台上将感情上升到极端化而感染群众，舞台上“三角恋”的三个人慢慢地做着感情训练，甚至在生活中同时碰到一起都会有些尴尬。
那些天里，除了送饭，两个人每天都要像真的追求女孩一样付出。路童有课、有事要忙，就给她点外卖；路童没事就和他们聊聊天。路童高兴还是难过，路童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每天心里都得有一个路童，有一个“金子”。
演出中的路童、苗昕伟和何海天 (杜若彤 摄)
在这群人眼里，排戏融入了生活。就算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还是会一直觉得排戏“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他们对表演都怀有极大的热忱，像百米冲刺一样去投入力量和热情。搞得我这个老年人作息都乱了。”已经研一的苗昕伟感叹道。
在北国，熬到深夜是常态。对剧本细节的分析，对人物角色的讨论……当宿舍到了熄灯的点，排练告一段落的北国人常常还会在继续聊天，聊究竟该怎么排，聊怎么寻找下一个出路。
当提到那么晚睡困不困的时候，他们笑着说：“也困，但是就是有那股劲儿。”
就像黄会林先生说的那句话——“学校吹熄灯号，北国剧社起床。”
毕业三年的大泓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些晚上有特别好看的亮光。
东操西操之间的小路，是大泓和同伴们每一次排练回来会走的一条路。
那条路上，会留下他们欢快的声音。每当这时，大泓总会抬头看星星和月亮，“真的好亮啊，夜晚的星星特别亮。”那条路上的路灯也亮着，灯下，大泓推着自行车，和大家一起走着，就觉得特别幸福。
丁一滕也仍能回想起那些晚上的时光。十八岁的他，排《最后的小丑》时觉得全身都是劲，甚至是痴狂。“想白天排完晚上排，让我一直排戏我都愿意。”
深夜里，学校早就熄灯了，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丁一滕和同伴们排练完，传来一阵阵饥饿感。懒得出学校，其他店面也都已经关门，只有学子超市旁的避风塘还开着一个小窗口。
“它是全校最后一个关门的，在等我们似的。”
晃晃悠悠到避风塘，丁一滕他们一群人，买鸡排、买炸鱿鱼，一边吃一边聊着戏，“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炸串特别香”。
聚散皆是戏
不老北国人
那时候，丁一滕常去的地方是研究生楼的北国办公室。那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家，沙发、床、桌子、椅子……家中该有的物件，那里都一应俱全。北国剧社的海报都在房间里，剧社成员们捐到那里的书可以随意地翻看，排戏的剧本也可以从那里找得到。
聊着戏、排着戏、吃着夜宵。那个时候，丁一滕把那里看作是避风港、是他们温暖的巢穴。
但丁一滕还没从北师大毕业，那个地方就已经不再属于北国剧社了。
路童有时候会感慨，“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没有办公室，剧社成员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基地”。有的时候，一个成员排演完一个戏，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时，面对新参与的陌生演员，甚至会产生自己已经脱节的感觉；
没有展览厅留存资料，过去辉煌的成果与现在都有些割裂。
没有一个自己专门的排练场地，地排、形体室要几个社团轮流去用。而剧社本就紧凑的排练，不仅让道具、舞美的各处运输成了难题，训练所必需的封闭空间也难以找到。
轮不到合适的排练场所时，无奈之下，北国剧社的成员们经常排练的地点之一，是艺术楼的地下走廊。
连接着大门的通道，冬冷夏热的环境，摆设杂乱的物件。尽管条件很差，这里但依旧是住在旁边的大爷大妈们打牌、打麻将的首选地点。很多时候，旁边还有小孩子跑来跑去。
大爷大妈们有时会饶有兴趣地看着排练。虽然只是望着这一群表演的学生们笑笑，并不干扰排练。但人来人往，私密性的训练难以顺利进行。
到了晚上11点，艺术楼要封楼了，地排大爷拿着一个铁棍子，“走啦走啦”地呼喊着，开始驱赶还在用场地的人。要排练到很晚的北国剧社，只能又将排练移到邱季端西侧、团委办公室旁边的空地上。
但那代表着又一场“争夺”。
练街舞的、练乐器的同学们也没有场地去。有时候，空地的一边拉着二胡，另一边演着戏。
有时候，一些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人路过，还会好奇地停留一会儿，边看着排练边问北国的成员：
“诶，这是干啥的？”
和练乐器的同学们共用场地 (杜若彤 摄)
由于场地的限制，有些时候，北国成员们也苦中作起乐来。
地下走廊里的大爷大妈们有时会跳个集体舞，扇子便成了北国成员们偶尔会用的道具。
地排大爷来追赶的时候，演员们带着戏腔，和大爷磨叽。“再等一分钟”，“再过五分钟”……大爷一遍遍地“几点了，快点快点，走咧走咧”，让北国剧社的每一个成员都学会了他的口音。
“我们一到晚上，就得先躲避地排大爷的追赶。他会使劲敲栏杆：‘关门啦关门啦！走啦走啦’！”
过了几年，大泓回忆起来这些事，还会笑得很开心。
那个时候，不仅是场地，每部戏的经费也比现在少。老师兄师姐留下来的道具，被他们尽其所能地废物利用。
四根棍子支起来，就是一个棚子。舞台上，扮演聊天群众的演员们在四根棍子中间嗑着瓜子。
为了配合《苏丹》剧情里的古代西方情景，只要地下排练厅里一声令下：“来，我们今天开始剪布”，大泓和剧社成员们就聚到一起，拿着发旧的米黄色布，剪出个洞便往身上套。
“但后来照片出来之后，发现效果还真挺好的。”
三月十三日，最后一次试戏结束后。赵慈莹用了八天时间完成了必要的案头工作和构思的确认。直到三月二十二日，《原野》才开始正式排练。
相比于以往，时间格外紧凑的《原野》排练，在形体室、地下排练厅、地下走廊和邱季端空地之间辗转，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作为导演，她要为戏的一切负责任。演出效果不好是导演的责任，灯光打得不好是导演的责任，演员演得不好也是导演的责任。作为演员，整个排演过程可能更多的是感到很快乐，但作为导演，要想的事情还有太多。
“晚上那场戏的调度要怎么调开？”
“演员这个场景该怎么演？”
“剧本工作做透彻了没有？”
甚至在课堂上，赵慈莹都常常会这样问着自己。
到了排练的最后时刻，作为演员的廖茁雅经历了她意想不到的“极限操作”。
越来越多需要改动的地方，越来越多新的调度……表演的前两天，剧本进行大改，甚至重新编排，这让廖茁雅非常担心演出的时候自己因为记不住调度而出错。
邱季端西侧空地的排练 (杜若彤 摄)
就算是演员们记住了所有调度，舞台上的小失误也随时有可能出现。“每一场都可能有意外发生，但也可能有很精彩的事情发生。这个还挺有魅力的。”提起自己的两次救场，何海天有一种成就感。
第一天晚上的演出，由于前面的场景是缝衣服，“大星”发现了一根掉落在桌子上的针。
后面的场景还要以桌子为道具，何海天必须把这根不起眼却随时可能让意外发生的针拿下台去，他一直在等时机。演完与“金子”交流的戏，他坐在桌旁，等到“焦母”说让他回里屋休息，他顺收从桌子上抽走了那根针。
第二天晚上，何海天在戏中的肢体碰撞时，不小心让眼镜被打掉在台上。一看“焦母”过来，他表现出之前从未排过的抓狂状态，在该捡衣服的时候，摸到一旁捡起了眼镜。
4月28日，《原野》第二次演出结束。
这些“从一九三七年穿越而来的人”在舞台上站成一排。在路童的带领下，演员齐声谢幕：
“感谢灯光，感谢音效，感谢后台。”
“一谢观众。”
“二谢观众。”
“三谢观众。”
因这部戏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在原野上演绎他们的悲欢、迷失与反抗。
深厚而持久的掌声中，最后那片原野上，有人满足，有人不舍，有人在哭。
谢幕时分 (杜若彤 摄)
大泓记得，以前有师兄师姐说过，在北国是靠排戏来纪年的。排了两个戏，一学期就过去了；排了几个戏,一年就过去了；等想想自己已经排过五六个戏之后，可能大学生涯就快结束了。
他们叫自己“混子”，师兄师姐是“老混子”，师弟师妹是“小混子”。他们每演完一部戏，总会以戏里的角色相互称呼。“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儿子闺女的，戏里这些角色随便叫，没有师兄师姐的差别，没有这是团长还是导演的顾虑。”
他说：“我之前一直在思考我怎么爱戏剧，后来发现是身边的人让我爱上了戏剧。真正爱上戏剧是在北国剧社。”
她说：“在整个大学生活中，北国就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繁琐学业的世外桃源。”
他们说：“北国给人的归属感太重要了。”
33年前，为了扮演小丑，黄会林先生的学生在地上翻滚磕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却依旧高兴地告诉记者：“全世界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小丑，只有一个女大学生扮演，我是唯一。”
9年前，炎热的暑假。东操西操之间的地下排练室，有一股浓烈刺鼻的胶皮味道，丁一滕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多年以后，还能那么清晰地记起那个气味，和气味携带来的、大家在一起的场景。
收到祝贺的消息后，廖茁雅在手机上打出四个字：“三谢观众”，加了好几个感叹号。
剧终时，路童也知道，她要经历演员们常常逃不过的“断奶期”了。全情地投入，突然地抽离，总是会让他们感觉好像丢了魂魄。
4月28日，当演出结束、观众散场之后，演员们把戏服脱下，收成一堆。路童攥了手中红色的戏服很久很久，舍不得放回去。最终松手的一瞬间，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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