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晚，一个寻常的雨夜。凉意，还未侵袭千家万户，却挟带着风雨吹向了市区三板桥桥底——在江西人阿貌来温州的一个月时间里，他拒绝救助站的帮助，寄居在这里，并期待靠自己的能力搬离此地。
在席子头尾放了两把雨伞挡雨后，阿貌将头埋到棉被里，把手机闹钟调到了凌晨4时30分。他要准备睡了，伴着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声以及嘀嘀嗒嗒的雨声。
“希望明天能找到工作。”这是他睡前的最后一句话。桥柱灯打在水面上，黑暗中，这里亮如白昼。这光亮，像是他在绝望中依旧对未来抱有的那份希冀。
阿貌正过着何种“苟且”，他心中又有着怎样的“远方”？横亘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鸿沟，住在桥底的这些人能否跨越？
为找工作，4点半挣扎着起床
在公厕洗漱，“打扮”自己
次日凌晨4时，我再次来到三板桥桥底。雨滴钻过桥面缝隙敲打着桥底的滨水走廊，发出的声响，在这静谧的夜里，显得分外刺耳。
走廊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衣物、毛巾、毯子，随意地叠在上面。紧挨着行李箱的，是一个个破旧的锅碗瓢盆，里面盛放着汤水和几根面条，时不时还会溅入几滴雨。
这里，近20个人正席地而睡。各人的席子在两侧走廊一字铺开，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沿着通道走近一看，他们几乎都侧着睡觉，蜷缩着，身子和头全部蒙在被子里。
此时的阿貌也在熟睡着。一张蛇皮袋、一块泡抹板、一条薄棉被，是他的“床”，也是他的“家”。他的“床头”，放着一本《群书治要》和几份《参考消息》。
随着一声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时间已经来到4时30分。阿貌慢慢钻出被子，探照灯的光束让他久久睁不开眼，过了好一会，惺忪的睡眼才看到有人站在他身旁。
“你来啦。”阿貌起身，掀开被子。在被子拉开的一瞬间，一股酸臭的气味钻入鼻腔，混杂着汗臭、脚臭、食物的馊味，熏得让人有些眩晕。他似乎意识到什么，赶紧将棉被叠得整整齐齐。套上一件外衣后，阿貌说，要去找工作了。
“你不稍微洗漱下？”我问他。“噢，会的。不远有个加油站，那里有公厕。”他说。
在公厕的洗手盆前，阿貌把自己好好地拾掇了一番。他用手接住冰凉的水，然后狠狠打在自己脸上，揉了又揉，搓了又搓。接着，他沾了点水，开始摆弄发型。镜子里的自己，他目不转睛盯了好久。
从公厕出来的阿貌不再蓬头垢面，整个人精神了许多。“让你久等了，走吧。”阿貌说。
找零工如群狼扑食
记者“被当”老板，被众人团团围住
阿貌要去的地方，温州大道与东屿路的交叉路口。
天还没破晓，这个路口已聚集着50余位和阿貌一样要找零工的人。阿貌说，这还是下雨天，一般来说，会有一两百人等在这。
原来，每天凌晨4时到7时，不定时会有需要零工的企业和单位来这里招人。“大多会叫你去拆违、到工地搬砖、当保安、保洁，但他们要的人不会很多。”阿貌说，“一般一天会有二三十个人被选中。”大家都明白僧多粥少，但人人都抱着“万一是我被选上呢”的心态，来这里碰碰运气。
阿貌和这些人一样，站在路边，嘴里叼着一根烟，眼睛盯着来往的车辆，眼神中透露出强烈的渴望——我要工作，我要钱。“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些人不就是以前在皇宫等着被皇帝临幸的妃子吗？不同的是，妃子们衣食无忧，而我们餐风露宿。”阿貌摇摇头，苦笑着。
话音刚落，一辆小面包车停靠在路边，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这人面熟，是来找人的。”说完，阿貌和众人像离弦的箭，冲向面包车，像饿狼捕食一般，将车团团围住。每个人都向前挤，互相拉扯着，表情扭曲着。他们似乎快要溺亡，拼命去抓住眼前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好抢先上岸。
阿貌渐渐被拥挤的人潮挤到了外围，无奈退出“竞争”，第一排的人使劲敲打着车窗，冲里头喊：“要人吗？”
车窗缓缓摇下，车里的人不紧不慢地探出头来，“只要两个。别凑这么近。”这人一脸不耐烦，瞄了眼车外密密麻麻的人头，在里头随机挑了两人，“你和你，你们两个上车。”被选中的两人欣喜若狂，冲上车，第一时间将车门关上，生怕有人再上来似的。面包车重新发动，在几十双目光的注视下，扬长而去。“像不像在电影里，那些混口饭吃的群众演员。”阿貌指着自己说。
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几辆面包车。每一次，所有人都蜂拥而上，不放过一丝机会。但是，每一次，阿貌不是慢人一步，便是因对方要找熟人（即之前找过满意的人）而擦肩而过。当天，阿貌距离找到工作最近的一次，是工头要在他和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当中选一人当临时保安。任凭阿貌说破了嘴，对方还是以年轻人“更加高大，形象更好”为由，将阿貌拒绝。
“习惯了，本来机会就不是很大。”阿貌说，“在过去10天，我只有4，5天能打上工。”7点，无功而返的阿貌“奢侈”地在路边花了1块钱买了一个南瓜饼当早餐。“要回去了，这个点不会再有人过来招人了。”他说。
正当我和阿貌准备离开时，有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臂，用乞求的语气问我：“老板，你这边还要人吗？行行好，我已经10天没打上工了。”原来，他误会我要了阿貌回去当零工。
这人这么一问，旁边的人像之前围住车一样瞬间把我包围。“老板，我力气很大的。”“老板放心，我没有案底”“老板，我钱可以少要点。”……他们边喊着，边拉扯着我的衣服。最终，在我和阿貌的再三解释下，我们才得以全身而退。
曾自我否定，自暴自弃
“读书看报，才不会再胡思乱想”
回来路上，阿貌讲起了自己的经历。他今年36岁，没有妻儿，只有老父老母在江西老家。
2001年，年仅21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温州。找了师傅学了点做鞋的手艺后,便在温州一鞋厂打工。不过，一年不到，他便回江西老家去了。2004年，阿貌再次来到温州打工，做过保安，干过喷漆，在厨房切过菜，端过盘子。这次，他在温州呆了8年，2012年，他又打道回府。今年年初，觉得“在家没事干”的阿貌第三次踏上温州这片土地。谁料这次，桥下的木板是他的暖房，单薄的棉被成了他的热毯。
前几天，当了一天保安的阿貌拿到了75块钱。“那天回去已经很晚了。我路不熟，坐错了公交车。天黑了，我又担心桥下的棉被被人拿走。”阿貌说。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举目无亲，阿貌感觉被这座城市抛弃了。
那天回三板桥的路上，阿貌很难受，想了很多。“想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结婚。想老父老母在家里，怎么办。想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越想，他越烦躁。越想，他越觉得自己可悲，甚至一度想到去报复社会。
好在他自己把这种可怕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他去看报，他去读书，“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阿貌说。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白鹿洲公园便民中心——阿貌要在这看报。4份报纸，他一一取阅，“虽然和自己没太大关系，但也想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这样能更真实感觉自己生活在这里。”
早上8时40分，读完报纸的阿貌起身往市区一免费素食馆走去。“那里能学习一些古代的书籍，中午能免费吃饭。”阿貌说，学习古代的书虽然有些无聊，但会让人有个道德底线。9时许，阿貌分到了一本《弟子规》，他大声阅读着。“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读到这里，阿貌读得格外卖力。
将近11时，学习结束。阿貌要去吃免费的午餐了。排队的时候，阿貌听到一路人路过时朝队伍丢下一句“每天来这吃白饭。”他说，以前听到这些讽刺的话会难受，但现在会暗示自己做个心理强大的人。别人给你白眼，骂你，都没关系。不眼红别人赚大钱，靠自己，按自己的节奏走。“《明朝那些事》里朱元璋早年艰苦的经历让我很受鼓舞。”阿貌说。
这顿午饭相对简单，一大碗米饭里加几样素菜。阿貌狼吞虎咽，饭菜到嘴里，没咬几口，就大口咽了下去。几分钟的时间，就吃掉了两大碗。我看了下，这是一般人两天的饭量。他说，很多时候一天就这么吃一顿，会尽量多吃。
愿望是有个房间睡，能往家里寄点钱
再困难，也要坚持
饭吃好后，阿貌回到桥底，按他自己的话说，“闲逛、发呆、聊天到天黑，睡觉”，没事干的一天就这么过了，然后第二天凌晨继续找工作。
坐在桥底望着不远处的高楼，阿貌谈到了自己的愿望——“有个房间睡觉，一年到头，能往家里寄点钱。”
听了他的愿望，我不解：“为什么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凌晨4点，有很多途径可以找工作啊。”
“你意思是进厂里干？不自由。”阿貌说。
“难道打零工就自由？难道为了自由，就住在这桥下？”我反问。
阿貌沉默了许久，说：“我们散漫惯了，习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叫我们进厂，很难适应的。而且，我们没技术，厂里是没有好岗位给我们的。”
旁边有一人，叫阿亮，湖北人。他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显得有些激动。“你以为进厂有那么容易？好多人需要当天就拿钱才有饭吃啊。哪个厂是第一天就发工资啊。”阿亮说，“另外，我们的年龄和形象不符合很多用人单位的要求，有些人干脆连身份证都没有。”
“既然在这里这么艰苦，为什么不回家？”不想，我这么一问，阿貌竟红了眼睛。“不瞒你说，很想家啊，有时候睡觉做梦都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趣事。家里老父老母也有打电话叫我回去。”阿貌说。不过，于他而言，回家就是种种地，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他不想回去，他要在温州赚到钱孝敬父母，“除非真的混不下去了，要不然没脸回去。”
阿亮也是。家有妻儿老小，需要他赚钱养家。“去年我还赚了2万块寄回家呢。但春节之后，就没有正经工作了。”阿亮说，即使住在桥底下，他也要坚持。“总有一天，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有钱租房子，可以把钱寄回家。”
正因为如此，阿貌和阿亮都拒绝了救助站的帮助，阿貌称自己从没想过去救助站。“温州的好人多，我们不用担心饿死。住在桥下是暂时的，我们可以靠自己搬离这里。”阿貌说，“就像前段时间，一对夫妻在这睡了一星期，找到工作就搬走了。”
说完这话，阿貌和阿亮相视一笑。两人碰了下拳头，给对方加油打气。
（因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温都全媒体记者 夏忠信 黄攀 温都全媒体内容官 朱斌 首席信息集成官 潘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