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霖，原名文佩卿，山西孝义人，1920年2月出生，中国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 朱霖， 1935年考入太谷铭贤中学，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产党共**。 1938年底，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并改名为朱霖。1939年9月，与担任晋冀豫军区政委的*镇黄**结为伉俪。1941年，调五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1951年1月她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1954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1964年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一等秘书。1973年，和*镇黄**一起赴华盛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1982年离休。
司马村在孝义县来说，是个大村。我出生时，镇上约有居民2000人，主要属任、宋、田、张四大姓氏，他们在明朝已是大地主，还出过拔贡、举人和大学生。听老人说，这些财主家有大片土地，外边还开了很多店铺，银子用许多牲口一垛垛地往家里送为了耍威风，故意说家里放不下，让送到家门口的银垛子再驮回京津去。有一家的老爷在北京琉璃厂买了翡翠玉扳指（男人带在大拇指的），当众摔碎，以示自己的家产。少爷娶亲，新婚之夜，新娘拿出娘家带来的吃食盒吃点心，未让丈夫先尝，得罪了夫君，第二天即被送回娘家，直到老死，才由娘家将遗体送夫家埋葬。
在我记事时，我们村的老财大部已衰败，只有张家四宅、五宅还摆些阔气，我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至今印象还特别深刻。他们住的房子十分高大，磨砖和缝，好几进的大院，和我后来在北京看到的王爷府差不了多少。四宅娶媳妇，放的是万鞭爆竹，街门口和院子内点着汽灯，新郎、新娘乘着红、蓝绣花八抬大轿，一直抬到院中的大厅。新娘穿着凤冠霞披，满头满手的珍珠手饰，比戏台上的金枝玉叶还要华丽。他们的手像白玉一样洁白、光泽，显然一向养尊处优，从不劳动。五宅老二少爷死后出殡，大门口有两位穿着黑长袍、戴着黑高帽、脚登黑缎靴的人，来了吊丧的客人，就由其中一位在前引路，手上高举来客的帖子，嘴里高喊哦哦……一声声不断，一直引到停棺的大厅。亲朋来齐后，由几十人将棺木抬到大街上，老人们说，柏木棺材特别沉，需要24人才抬得起来。棺木上有特制的绣花罩，棺木前有百十人的队伍，手举白纸做的雪花，还有挽联、幛子、两班响器。棺木后边是纸做的几进大院、车马、牛羊、猪狗、童男童女等，还有生活用品，样样齐备，做工也非常精细。是披麻戴孝的儿孙、女眷和亲朋，用几十辆轿车拉着送葬，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一铭碑处有一家老爷和四个妻妾的棺木合葬，老爷和大老婆的棺木并排靠着，还有石头套板，顺次是三个小老婆的棺木，只用砖做一道围墙，在围墙上都留一个小窗，据说是为让妻妾随时都可看到丈夫。坟上立有石碑，筑有碑亭，一铭碑到四铭碑都是他们的坟地。财主家老子挥金如土，有些后代不学无术，如五宅的张受连，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家当变卖一空后，只好拆房子卖砖，还挖地三尺，寻找祖宗埋的金银罐，结果什么也未找到，只好住在马厩内过活。
当时，司马村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难。我家邻居任仕建家，虽有半串院子和十来亩地，但要养活五个孩子，母亲有病，全靠父亲一人劳动；他每天下午拖着疲劳的双腿走进院子，坐在台阶上一动也不动，孩子们端来一碗高粱面饭给他吃，他刚吃完就打起盹来，经常把碗摔得粉碎。另一近邻双喜家，老父和他只有一间房、亩把地，父子二人天天下地劳动。遇有红白喜事，双喜就去抬轿或抬棺材，挣钱口。他们炕上只有些破被，衣服是补了又补，一天两顿稀饭，连咸菜也没有。有一天，我看到他父亲一个人在吃饭，我问双喜为何不吃饭。双喜是个结巴儿，他老实巴交地说：“我去抬轿，饱饱地吃…吃…吃了一顿；三三天不吃饭。”解放后1954年我见到他，有吃有穿，大变样了。
我家窑背后也住着一家穷人，妞子14岁，就被村西头抢亲走了。妞子只比我大四岁，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大清早，来了五六个男人，拖着她就走，她的哭叫声把我惊醒，我立即跑到西街三宅门口，鞭炮已经放完，这就算已成亲，谁也不能去干涉。听说她已早离人世。后街我外婆家西边住的是农民刘锁，他有一个童养媳，叫富姐。他弟弟二锁是拉骆驼的，个把月才回来一次。我常常看到，只要二锁回来，刘锁就让他老婆和二锁同住，兄弟俩合一个老婆。可怜的富姐，人称“猴猴刘嫂”，她的个子只有七八岁的孩子那么高，却要伺候两个男人。这次我和三姨专门去看望了她，谈起过去，她痛心地哭了，她说：“我对得起刘锁和二锁，已把他们俩培埋出送了。”
我们文家，也是穷人，曾祖母守寡，带着三个儿子从外村搬来，给张家五宅当女佣。我爷爷租种张家的地，冬天挑担卖酱、醋；三爷爷身体不好，只能辅助劳动，一辈子未娶亲。二爷爷文天龄求张家介绍到北京琉璃厂当学徒，满师后吃劳金。他想发奋图强，光宗耀祖，省吃俭用，存钱买了半串院子和十来亩薄地，既当坟地，又种高粱。我的祖父母早亡，留下五个儿女。二爷爷没有孩子，对侄儿、侄女视为亲生，把我父亲和二叔、四叔也领到琉璃厂去学徒，还给他们娶了媳妇。在北京这个花花世界，我的父亲经不住诱惑，刚学了本事，就吃喝嫖赌，后来还吸了大烟、料面，赚的钱一个也不往家里拿。二叔没本事，赚不了钱。三叔上了中学，毕业后当教员，只能顾自己。四叔结婚后害肺病早亡。全家就靠二爷爷养活，他对侄儿们很失望，年纪大了要防老，也不愿再多往家中寄钱，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记得三爷爷常拉着我到处借钱，到年关更是高利借贷，他还常领我到当铺去。那时，我家一年四季吃两顿饭，早饭总是米汤、料窝子，就是用牲口料黑豆、高粱磨成粗粒，蒸出来是又红又黑。这次回家，我还想尝一尝，姑姑说：大家早不吃那些东西了。后来，专为我磨了一点。天黑前的这顿饭主要是高粱面加一点豆面的面条，花样虽多，如拨鱼、抿尖、切板板等，但只有盐罐子、醋罐子、酱罐子、辣椒罐子，每样作料放到碗里，搅起来就吃。很少吃到新鲜菜，咸菜、酸菜是当家菜，看到谁家买了一块豆腐或一颗白菜，听到炒菜的声音，那一定是来了客人。这次回去，我看到村里人喝酒，还炒过油肉吃，我们那时连“过油肉”的菜名都没有听说过。我小时候，每到春天，就和小朋友结伴去挖野菜、苜蓿、柳牙、灰灰菜等，还到四铭碑去捡“羊鼻涕”，一篮篮地往家中提，*奶二**奶和妈妈总是很高兴，这样全家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吃菜了。两顿饭中间很饿，有时我向大人要些零食，他们给我的是烤干的窝窝头片，最多给炒一把豆子，这就是最好的了。
过年时，三爷爷总要用几个铜板买一包红糖，回来后用草纸给我妈分一小包，大年初一天不亮，妈妈先把红糖冲成水，在被子里叫醒我，让我先喝几口，说这是一年有个甜头。年三十，妈妈总想法做些烙饼，做的时候，一边翻饼，嘴里还不住地说：明年可就翻身了。那时怎么能翻身呢？第二天早晨才能吃顿羊肉、胡萝卜饺子。这一天，大人孩子就不断地喝水，而平时吃的饭根本就不渴。
记得有一年，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红布棉袄，全院的人都来看我，我也高兴极了。但我没有衬衣，光着身子穿，到脱棉袄时，看到的是油光光的黑里子。那时，我生了病从未请医生看过。一次出麻疹发高烧说胡话，妈妈就把扫炕条帚压在我身上，她说：这是佛爷爷的手，可以保护你。我妈和二婶用两个碗烧了些用黄纸做的元宝，冲了些水，将窝窝头弄碎放在碗里，送到大门外。妈妈在前边不断喊我的名字，二婶在后面不断答应说“回来啦！回来啦！”直到炕前摸摸我的头。妈妈说：给大门外的鬼送了钱和吃食，你的魂已经领回来啦！这怎么能治病呢？如果我害的是肺炎，那早就完蛋了。由于二爷爷在外边做事，思想比较开通，在他的影响下，家中未给我缠脚。但奶奶和妈妈总要做瘦小的布袜和布鞋给我穿，怕我的脚长得太大嫁不出去，结果把我的两个脚趾压坏了。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春李**接见朱霖
我是1920年2月，即1919年羊年的腊月出生的。二爷爷给我起的名字，他用一张红纸条写下“长命富贵的文佩卿”贴在我头顶的墙上。全院只有我一个孩子，全家、全院、附近邻居都对我特别好。我从小感情脆弱，胆子很小，长大连鸡狗都不敢摸一下。七岁上学，既不聪明，也不伶俐，学习成绩很差，常被打手心，家中也无人帮助我。只是二爷爷每两年回来一次，他给我讲过那时的宋氏三姐妹，历史上的木兰从军，还有文天祥、司马光等人的故事。他还告诉我：我们家是文潞公的后代，文彦博在宋朝出将入相，晚年告老还乡，回到介休文家庄，皇帝派人来看才下令将文家庄划到介休县城内，我们就是从那里搬来的。他常对我说：做人不能做你爹那样的人！吃稀饭不准留一粒米挂在碗上，他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时，他拍着我的脑袋说：真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这些话给我很大鼓励，也给我很大刺激。
我妈则经常哭哭啼啼地对我诉说她的痛苦。她父亲早亡，母亲带着她和二姨改嫁到司马村，继父外号叫“三荒疯”，在她13岁那年就*戏调**她，外婆只好早点打发她出嫁。她14岁嫁到文家，挑起一家劳动的重担，侍奉公婆、小叔、小姑。18岁生我，又遇难产，以后再未生养。她还拿出一张爹和姐（*女妓**）照的像给我看，气愤地说：“你来看看你的爹！他不是不能干，就是一天鬼混，不养家，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争口气啊！”我对她说：妈，你不要怕，以后我养活你！我的*奶二**奶、妈妈、二婶都是非常善良的妇女，她们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与人无争，一切痛苦放在心里。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我看到的是自私自利、勾心斗角、丈夫打骂妻子、欠债过日子等等。二爷爷和*奶二**奶认为，只有分家另过，才能解决家中的困难。但大家都很痛苦，尤其是我，感情上受到很大打击，十分伤心。
我家在司马村不算是最穷的，而我外婆家则可以说是生活在最底层。他们住在后街一个打麦场的长工屋内，又找些破砖烂瓦垒了两间房。外祖父过世后，全靠外祖母养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二姨嫁给张家五宅张受连，跟他一起住马厩。为养活丈夫和女儿，二姨到汾阳和太原去当了*女妓**，40多岁害脑溢血病就死掉了。记得一次她从汾阳回来，我妈说：你回来了！她说：我是扣柜才回来的。我妈问什么是扣柜，她说：月经来了就扣柜不接客。我妈说：你不要做这种丢人败姓的事了！她痛哭不止，姐妹俩大哭一场。我只知道二姨做的事是很丢人的，但也是迫不得已。我对二姨是又爱又恨。二姨的女儿也很不幸，出嫁后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丈夫、儿子都死了，她只好回到娘家靠母亲养活；母亲死后，她和父亲生活更艰难，待到父亲去世，她把父亲埋葬后，即吊死在马厩门上。她比我只小一岁。这次，我站在这扇门前，真是思绪万千。
三姨13岁那年，即被卖给文水城南村38岁的康尔良为妻，外祖母得了200块现大洋。她只比我大两岁，哭闹不已，外祖母要我陪送她到文水，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后，我就离开了。我们走后，她曾逃回家，被丈夫告到孝义县衙，她跪在大堂求判离婚，因外祖母得了人家的钱，判她跟丈夫回文水。她回去后，四次自杀未遂，上吊、吃*霜砒**、吃烟土、钻水缸，都被人救活了，直到生了一个儿子，才有了生的希望。在日本占领时，她和丈夫、儿子到太原找我二姨，做木工、卖纸烟维持生活。解放后，她当了饮食店炸油饼的工人，现已退休，生活有了保障。
四姨比我小一岁，被送到汾阳城学唱山西中路梆子，在抗战前夕即将出师时，惨死在舞台上。她是学的丁果仙，唱胡子生。戏演了两折，教练要她再加演一折，她不愿意，教练向她腰部踢了一脚，未想到她是急于小便才不愿再演的。这一脚就要了她的命，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这给外祖母打击很大，从此她精神恍惚，过着非人的生活。
我送三姨去文水后回到司马村，文家的大家庭已不存在了。邻居告诉我说：你家已分开，你爹妈未分房地，分了800元的债到汾阳城去了。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奶二**奶、三爷爷，见到*奶二**奶，我们抱头痛哭，三爷爷也在一旁流泪。过了两天，我父亲回来，挑着担子，领着我和三爷爷到了汾阳城，我们租了一间半房，一家四口过起城市贫民的生活来。父亲这时已戒烟，他学的是古董生意，因无资本，就倒卖旧货，跑腿挣钱，一边还帐，一边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
妈为木厂工人洗衣拆被，我上了小学三年级，这一年日子过得很紧。第二年，刚刚好一点，房东郝老二的儿子起了坏心，将我妈骗到地窖上的柴房里，企图强奸，邻居听到喊声，才把我妈救出来。房东儿子告诉邻居说，他是想把自己身上害的梅毒传给我妈，他就可以得救。他还说，因我妈不从，正想把她推下地窖，今天就算便宜了她。我放学回家看到我妈在哭，我也哭了起来。房东儿子在模范监狱当书记，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一天清早，妈正生病，我在做料窝子，突然来了三四个警察，二话没说，就把这一间半房翻了个底朝天，吓得我腿直发抖，不知出了什么事。后因找到一支旧大烟枪，不管我父亲当时已不吸大烟，还是连人和烟枪一起带走了。我妈哭个不停，三爷爷说：这汾阳城就这么可怕！妈让我到看守所去给父亲送饭，我看到被抓去的都是些穷人，他们躺在地上吸大烟，我父亲又吸起来了。那时，阎锡山公卖烟土，县政府就卖，只要有钱就可买到。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停学，跟邻居到工厂砸核桃。天不亮就抱一个筐子和简单工具去，进出都要搜身，先排队领核桃，称核桃的人乱摸女孩子的脸和胸部，长得漂亮和顺从的，给称些绵核桃，我因打了他的手，给了他难看，尽给我称些夹核桃。因为砸不出完整的核桃仁，只能顶二三路货，所以从天不亮到黑天只能挣一毛多钱。就是这样，三爷爷和我妈还是很高兴的，一毛钱可以买二三斤小米或高粱面。后来，我们又做洋火盒。汾阳有火柴公司，可以把活领到家里来做。我们的衣服被褥都是从乡下带来的，又用了几年，已破旧不堪。记得我睡到半夜，总觉得脖子特别痒，迷迷糊糊抓起被头来就咬，听得有响声，就顺着被头咬了个遍。第二天一爬起来，三爷爷说：你怎么满嘴的血啊？我一看被头上也有血，原来被我咬死的都是虱子。
等我父亲从看守所放出来，我已停学一年。复学后，因经济、精神压力大，学习成绩很差，只好留了一级。这时，我感到人生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可免遭痛苦，因而有过自杀的念头。在上高小期间，已有媒人来说亲，让我嫁给一个下肢瘫痪的富家子弟，一辈子照顾残废丈夫。父母对我说：这样，你一辈子可以不愁吃穿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答应，我马上死在你们面前！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以后再未提起这件事。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三留头，十四嫁，十五养个胖娃娃。”父母很早就操心我的婚姻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
（*镇黄**、朱霖夫妇）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汾阳城，有美国人办的医院和学校，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传教士很多，学生下学后常被拦截，让去听“福音”。那时，在乡下听到的是：阎冯倒蒋，军阀混战。到汾阳城听到、看到的是冯玉祥鼓动学生砸县*党**部，中学男生都穿起蓝布棉衣，戴上毡帽头，学习冯玉祥，*行游***威示**，*制抵**日货，*倒打**倭寇。我也举着小旗参加了*行游**队伍，第一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那时，也受到*动反**教育，如阎锡山编的歌人人都要会唱，我也唱起“*党共**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穷富皆难逃”汾阳城和乡下都驻有剿*军共**，他们“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有的人身上被搜出三根火柴或两个铜板，就说是暗号，要枪毙。从陕西来的说书人也被枪毙了。真是人人自危。而另一方面，县太爷上任，坐轿车拜会士绅，穷人喊冤没人理；县官家属住在县衙后院，一个科长的女儿在学校和我同班，她的吃、穿都不同于一般。在汾阳城的商店柜台里，挂着黄河鲤鱼，外边结一层冰，下边摆着橘子、糖果，这些东西是什么味道，我从来也没有尝过。
1935年，我15岁，高小才毕业。当时我想，如能进初中学三年，毕业后就可以穿件白大褂当个护士，既可独立生活，也可养家。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三叔文广华，他在太谷铭贤中学教书，他立即复信同意我去太谷找他上学。到学校去以前，父亲从旧货摊上买了两片黄夹帘子；他说，可能是信男信女送给娘娘庙的帘子，让小偷偷出来卖了。妈用这帘子给我做成棉被。父亲拿出在北京穿过的绸夹袍，妈把它染了一下，给我做成棉旗袍。妈又将她结婚时穿过的“三尺三，天下穿”上衣，给我改成单旗袍。临走的那天，父母亲找了一个拉黄包车的熟人，把我送到平遥上火车去太谷。第一次出远门，我就怕丢掉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