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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所著《法兰克人史》是法兰克王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西欧中世纪初期蛮族世界最早的一部史书。它详尽地记载了六世纪法兰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迄今是我们研究法兰克王国初期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
格雷戈里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兰克人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社会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一一封建主与农奴正在形成。封建主之间争夺领地与农奴的斗争,自由农民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以及各阶层人民以异端形式出现的反教会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在社会演变的剧烈撞击中,作者忧心忡忡,他把这一切归之于统治者内部的“失和”,怀着极其悲伤的心情,企图叙述那些“使法兰克人的种族及其统治如此令人痛心地逐渐衰萎下去的种种内战”去垂训后世,使法兰克的后继统治者能以此为“前车之鉴”,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其统治。《法兰克人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问世的。
《法兰克人史》全书共十卷,记载了上迄“创世纪”下至公元591年的历史。从第三卷中起,作者做为该时代的历史见证人,记载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第三卷以后各卷成了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法兰克人史》是一部难得的法兰克人历史的实录,其最可贵之处是它的世俗性。当时的西欧正沉溺在宗教愚昧的黑夜中,基督教史学日益猖獗,基督教史学家垄断了整个史学界。
他们以宗教传说代替信史的实录,以宗教迷信代替科学的探索,所著“史书”把上帝创世、耶稣诞生、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做为历史的中心来叙述,即使是涉及到世俗的史事,也是把它放在从属的地位,并涂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其面目皆非。
然而,格雷戈里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基督教史学的局限,他援引了最早的法兰克人记载的文献资料、传记、信札、地方大事记以及民间传说等,比较真实地、详尽而系统地叙述了法兰克王国前一百年的世俗历史。
从追溯法兰克人原居住于潘诺尼亚开始,叙述了他们的迁移、社会发展、宗教信仰、法兰克王国第一代国*克王**洛维的家世,特别是通过克洛维继任军事首领后与统治高卢的罗马军事长官阿格里乌斯的战争,克维洛接受基督教洗礼,以及他用各种手段消灭异己,翦除法兰克其他部落的军事首领等历史事件,生动地再现了墨洛温王朝建立的历史过程。
它也记载了法兰克王国与其邻国阿尔瓦、阿雷曼尼、勃艮第、西哥特、伦巴德等的交往与战争,克洛维及其子孙不断地兼并邻国的领土,使法兰克王国独占了高卢全境的过程。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法兰克国家逐步形成。国王的宫邸成了全国统治的中心。
书中还以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克洛维死后,根据法兰克人诸王子分袭疆土的习俗,其四子平分了国土,形成了梅斯王、奥尔良王、巴黎王,苏瓦松王四王分治国家的局面。
六世纪中期(558至561年)克洛维的幼子苏瓦松王洛塔尔一世曾一度统一,但他死后其四子再度分治,又形成了巴黎、勃艮第、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四个王国。由于对领土和农奴的争夺,克洛维的子孙经常发生兄弟反目,叔侄火併的血淋淋的战争,宫廷阴谋迭起,贵族伺机谋反,外族乘虚而入,六世纪末期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已趋于凋零。
对于早期法兰克王国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作者采取了写实手法,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每一时期以一起主导作用的历史人物为主线,交叉地叙述发生在各地的史事,不虚夸、不渲染,以朴实清新的笔调实录了法兰克人历史发展的进程。
《法兰克人史》也为我们研究西欧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罗马帝国倾覆后,在西欧所形成的诸蛮国中,法兰克王国的势力最强,存在时间最久。
法兰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在整个的西欧具有其代表性。《法兰克人史》从多方面反映出六世纪的法兰克正处于封建生产关系急剧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书中记述了克洛维征服高卢后,掠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将其中的一部分无条件地尝赐给亲兵和随从。
在皈依基督教后,国王与王后又竞相向教会奉献土地和财富,到贡特拉姆国王在位时,这种奉献达到了漫无止境的程度,乃至希尔佩里克国王无限感叹地说:“你们看!教堂是怎样的把我们的财富给汲干了!”王室、贵族、教会都有大量的地产,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建立庄园,出租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农奴,形成了法兰克社会最早的教、俗封建土地占有阶级。
这个阶级的地产在六世纪的巧取豪夺中不断扩大。原来的罗马——高卢贵族,大部分臣服了法兰克的统治者,不仅保留了他们的地产,而且凭着他们所受的良好教育和统治人民的经验,也分享了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权力。
书中披露作者的外叔祖贡杜尔夫,出身于罗马元老的家族,在法兰克王国时又出任希尔德贝尔特国王王室总管,地位擢升为公爵。这些人与法兰克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合流,构成法兰克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
该书明显地反映出,六世纪法兰克的自由农民还有相当的数量,他们占有小块地产,享有人身自由,是法兰克国家从军和纳税的主体。但他们常常被战争、灾荒、瘟疫以及封建主的掠夺弄得家破人亡,失去人身自由。
书中记载每次战争都需要征调大量的自由农民,凡不能应征的自由农民不是被“强行罚款”,就是被“无情地判了罪”。封建主的连年混战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如贡多瓦尔德与贡特拉姆两国王的战争使阿城“所有的普通居民都死于刀剑之下,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也没有剩下”(第七卷三十八章)。
希尔佩里克国王联合希尔德贝尔特二世攻打贡特拉姆国王的战争使布尔日地区“连一所房子、一片葡萄园、一棵树也没剩下,一切都砍倒毁坏”(第六卷三十一章)。伴随战争而来的是瘟疫与饥荒,如第七卷四十五章中记载了公元585年整个高卢地区遭受饥荒的情景:“许多人被迫用晾干捣碎的葡萄核或者榛子花加上少许面粉来制面包……而另外许多根本没有面粉的人就拔起各种青草,吃了下去,因之周身肿胀而死”。
在战争和饥饿威胁下的法兰克自由农民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第五卷第二十八章记载希尔佩里克国王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厘定沉重的新税额,使许多自由农民背井离乡,不得不乞求贵族或教会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使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一失去了人身自由。法兰克的自由农民就这样一批批地落入了农奴的命运。
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农奴是个正在形成的阶级。他们隶属于教、俗封建主,在其庄园里耕耘土地或服各种杂役,受其残酷剥削。他们虽有家室,但主人却可以随意驱使、转让或陪嫁。
如希尔佩里克国王将女儿嫁到西哥特时,命令从各王庄抽调大批农奴随嫁,使许多农奴骨肉分离,家庭离散。法兰克的农奴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
此时在法兰克社会中还残存着大量的奴隶。书中记载了王室和贵族都蓄养了为数不少的奴隶,他们的地位更为悲惨,生杀主宰大权握在主人手里。
贵族西卡尔因奴隶冒犯,便将其“毒打一顿,然后砍去他们的双手双足,最后把他们处死在绞架上。”(第七卷第四十七章),但书中也多次出现了“释奴”的字样,也有解放奴隶的记载,可见这种剥削制度的残余即将逝去,这正是法兰克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
这些记载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六世纪的法兰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的巨大变革。近代以来,探讨西欧封建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学家,无不注重对《法兰克人史》的研究,恩格斯在其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克》、《法兰克时代》等著作中都大量地引用了该书记载的材料。
《法兰克人史》在评价和论断史事方面无粉饰回避之意,能比较客观地道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阴险的本性以及法兰克王国的种种矛盾和弊病。作者对法兰克王国的始祖克洛维虽不乏颂扬之处,但同时又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淋漓尽至地描绘出他的贪得无厌、虚伪狡诈的嘴脸。
如第二卷四十二章在叙述了克洛维为扩大权势而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后,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还让人杀死了许多其他的国王,也杀死了一些疑心会篡夺他的国家的近友亲属,他以这种方式把统治扩展到高卢全境。
有一天他在大会族人的时候,据说他这样地谈起了他所杀害的那些亲属:“‘我真可怜啊!我好像是一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但是他这样地谈起他们的死亡并非出于悲伤,而是在谲诈地察看是否还能另外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戳”。
作者在这客观的冷静的叙述中把克洛维的本性揭露得入木三分。他对法兰克王国其他作恶多端的统治者也毫不留情。他把希尔佩里克国王称作“当代的尼禄”,把弗雷德贡德王后说成是“阴毒”和“邪恶”的化身。
在他笔下一个个的地方官不是“最强取豪夺的抢劫者”、“钱袋由于敲诈勒索装得满满当当的”,就是“肮脏的淫乱之徒”。正象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普菲斯特所评述的那样:“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著作里面,一个诚实伯爵的名字也找不到”。作者虽站在极力维护基督教利益的立场上,但也暴露出了不少教会的腐败,教职人员的堕落和罪恶。
如记载当时以贿赂的方式取得主教的头衔已经成风,考提努斯主教去逝后,“每个候补者都出价很高,许愿更多”,这些人上任后就鱼肉乡里,残害人民。勒芒的巴德吉尔主教“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刻,不是外出抢劫居民”。
他的妻子更加狠毒,“时常把男人的阳物连同肚皮一起割下来,用赤热的烙铁烫女人的阴部”。修道院院长达古尔夫“时常抢劫和杀人,在好色贪淫方面毫无节制”。教俗封建主的这种残暴统治和疯狂的掠夺,激起了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如特里夫斯人民反对重税负担,掀起*动暴**,愤怒地砸死了收税官帕尔特尼乌斯(第三卷三十六章)。
利摩日人民反对希尔佩里克国王的重税政策“群聚而起”,把收税人的税册“全部付之一炬”(第五卷二十八章),香巴尼居民驱逐了统治者温特里奥公爵。昂热居民驱逐提奥杜尔夫伯爵(第八卷十八章)。至于捣毁教堂、杀死教士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历史学家普菲斯特指出:在“《法兰克人史》这部著作中,这个多事的时期:连同它的弊病、罪恶和痛苦都重新复活了”。
《法兰克人史》内容丰富,视野广阔。它不仅记载了法兰克人历史的演变、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阶级结构、国内的各种矛盾与*乱动**、风土人情、自然灾异等,而且还记载了法兰克王国的对外交往与战争。
它涉猎了东起拜占廷,西至西哥特,南临意大利、北抵北欧的几十个国家和部族,对我们研究五至六世纪西欧民族大迁徙以及诸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也以不少篇幅记述了督教教在高卢的传播,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法兰克人的宗教生活以及基督教与阿利乌斯教派等异端的论战等,这对于我们研究中世纪初期西欧的宗教及意识形态也有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人史》为我们研究西欧中世纪初期的城市状况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关于西欧中世纪初期的城市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人认为西欧中世纪初期四百年间几乎没有城市,但是在该书中不仅屡次提到城市,出现了几十座已成为法兰克封建统治者统治的中心和战略要地的城市名称,而且还记载了城市的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情况。如第七卷四十五章记载了高卢饥荒时,“商人们极其恶毒地掠夺人民,因之一蒲式耳(约合36升)的谷物或半蒲式耳的酒几乎用1/3枚金币也难买到”。
第四十六章记载,在都尔城“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商人,他听说有大量的酒运到奥尔良城,就前往该地。他去到那里,把酒买下,并用船运走”。第七卷三十七章记载贡多瓦尔德(国王贡特拉姆的兄弟)身边有一个叫卡里乌尔夫的富商,“他在城里开设许多店铺和货栈,绝大多数的守军都靠他的物资过活”。
这些记载对我们深入地研究西欧中世纪初期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探讨城市的状况是极其可贵的。
《法兰克人史》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格雷戈里毕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就其史学观来说是完全唯心的。他把圣经宣扬的“创世纪”作为历史的开端,叙述了耶稣的降世、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在叙述法兰克人的历史中也夹杂着一些荒诞无稽的宗教传说,潜移默化地宣传上帝的主宰力量。
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但也必须看到这些记载又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正象S.迪尔教授客观分析的那样:“假如他不这样做,那就违背他自己最深挚的信仰,也会为他的时代留下一幅残缺不全,使人误解的画面。”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它的价值。
《法兰克人史》不仅在当时西欧的蛮族历史著作中堪称翘楚,至今仍然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历史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