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征集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人担心外国人多了会挤占自己的发展机会，有人忧虑外国人多了会引发治安上的困难，更有人拿“血统纯正”做文章，甚至引出了“若执行，着汉服，坠高楼”这样声嘶力竭的悲壮宣言。
与民族主义动员下群情激愤的我们不同，我认识的真外国人对这个条例的反应都比较冷淡。一个普遍的态度是，要留总是有办法留下来，而要走，一个永居也没有多大的诱惑力。有几个朋友讲了些细碎的事情，我觉得分享出来也挺有意思的。
资深外宾老贾：事实居留没有那么难，但是在变规范
美国人老贾曾在中国工作学习了几十年，资深到在友谊商店（友谊商店以前不对普通中国人开放）当过代购。中文水平更是碾压当代年轻人：繁体简体二简都会写，“的地得”也从来都不会用错，即兴讲一段贯口都不在话下。
老贾说在中国需要外商和力图改变对外形象的时代，北京也曾敞开大门，提供各种方便欢迎各国来宾：“不然北京哪里来的那么多开小店的外国人？”与那个时候相比，现在整体上更规范，同时也更严格了。早先中国将外国人分为ABC（鼓励、控制、限制）三类进行管理，标准、目标和这个永居条例草案有相像之处。
老贾没觉得中国永居是刚需，一来是居留在中国并不难，合法合规的拿到工作签证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也有留学生打黑工的现象（但学生也有学生签证），但大部分机构都是有能力做担保和申请下来的。除此之外，长期的商务/旅游签证也不难搞，有一些签证机构会进行协助，“到哪儿认识人都好办事儿”。但认识谁都不如有个中国亲戚：探亲签证非常宽松，每个季度Visa Run（通过出境来满足签证需求）一次就行了，成本低效率高。
二来是老贾也信“落叶归根”这一套，年纪大了以后，就想回自己国家养老。老贾在老家有带泳池的房子，但在中国他却总是生活在胡同、筒子楼这样的地方。当然他也不是住不起大平层，只是那个年代来中国的外宾都喜欢这样“身体力行地体验中国”。不过他们国家现在的领导他不太喜欢，所以暂时就跟很多中年单身老白男一样，出于经济、就医和环境等多方面的考量，先待在了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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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大易：我永远是局外人
大易是澳大利亚人，工作是中国研究。他本科的时候来中国交换过一年学中文；后来觉得学的不够扎实，为了学中文又跑回来当了一年英语老师。他的中文比老易还是差点，但观察力和记忆力还是很惊人，我们第一见面时，他一听我从西安来，张嘴就问：车还好打吗？
大易很不满网上那些“会讲英语就来当英语老师”的论调。他名校毕业，工作经验也不差，但当时来中国找工作并不容易。他也觉得外教有一些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比如口语、语感这些从小建立起来的优势，或者是自己教育体系中规范化写作练习带来的对逻辑的坚持。他也不喜欢那些对留学生的恶意，在他的印象里，大多留学生也都是自费或者拿着自己国家奖学金来的，即便是拿了中国的奖学金，也不见得能有多少钱。
尽管做中国研究，但大易的博士却是在美国读的。从读博开始，他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这对研究者来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问原来是由于情伤：大易跟男友回家，对象的父母明显更不满意他金发碧眼多过他不是女孩，还说是外国人带坏了自己家儿子，扬言要告到学校去让他丢了工作。最后，在“选老公还是选爸爸”这道题里，男友做出了让他遗憾的选择，所以他也就再也没回来过。
长居中国也并不在他的计划里。他刚来的时候碰到一件让自己认定自己是“局外人”的事情：有天晚上他去吃火锅，下楼的时候电梯超载，一群人就边喊着“老外出去”边把他推出了电梯，“我快两米啊，要是个中国人，会有人敢动手吗？”
大易现在在教授中国政治相关的课程，但他说中国学生并不喜欢他。一方面他给分很严格，中国学生本来冲着“中国”二字想去刷分，但在他这里就落空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也不喜欢他看问题的视角，比如工资这回事，大易就认为“在华外国人工资高是假象，但中国人普遍没有被给付合理的薪酬和劳动保障，所以就把不满投射在我们身上”，他觉得这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他的学生却跟他说：“这话我们能说，你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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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劳工小炳：永居华而不实
有观点认为永居条例是用来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的，但外来劳工在内地并不多见。在香港就不一样，菲律宾人小炳就是一个在那里做技术维护的外来劳工。
在小炳看来，流动人口的劳动成就了本地居民的福祉。在我们的城市里，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等辛苦的职业常常是由外来流动人口撑起来的一样；而在一些更发达的地区，就是外来劳工撑起了这些工作，香港劳工及福利局甚至讲过“外佣……对于释放本地妇女的劳动力贡献良多”这样的话。
在劳工之外，这些看起来不光鲜的劳动人口也撑起了非正式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广东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跨国公司卖出去的。几十年前还要靠香港中转时，非洲的个体商人窝在重庆大厦靠着行李箱就完成了撒哈拉以南20%的手机进出口业务；现在广州小北的商人们集装箱都能用得上，承担的国际贸易量完全称得上是民间一带一路。
“冠上一个‘低端’的帽子，不去正视我们给本地发展带来的好处，还要说我们在抢你们的饭吃，不合适吧？” 小炳没有从事会受到限制的工种，所以待够七年是可以拿到香港永居的。但小炳表示香港很贵，这里的人也不友好，自己国家的圈层也没有形成，所以他并不觉得永居有很大意义。
“我最终还是要回国去，永居或许会方便我工作，让我少担心会被雇主开除一点儿，但我也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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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国际化？
这两年我见证了一些外国人朋友离开西安回到母国。他们中有人是为了方便子女教育回国；有人是受不了在单位腹背受敌的境遇回国；也有人是中年危机了想找刺激离开了自己熟悉和深爱的这片土地。
理由中最强的，是一个朋友说：“西安是一个大城市，但它不够国际化（cosmopolitan）”。
我很理解这个人的沮丧。这个“不够国际化”是数字上的，《华商报》3月4日的报道显示官方表示常住西安境外人员大概只有1.5万人；而上海在2016年时就达到了17.8万（该数字来自2016年上海年鉴）。尽管坐拥兵马俑等古迹，咸阳机场的吞吐量也进入全球前五十，但西安并未进入Euromonitor版本的国际游客数量排名，在万事达版本中也仅位居76位，旅客数字也只有第一名曼谷的5%左右。西安甚至不是首批144小时过境免签的城市。
但更多的是生活的单调与圈层的封闭。他辞职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巨贵无比的法餐吃到一半，服务员拿着POS怼到我们面前让先结账。这个动作似乎有些激怒他。服务员走后，他指着餐厅的每一处细节跟我讲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地方摆的不对，服务员刚才的情景要怎么处理，餐点上又什么死穴：“不是他们做不好，是他们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做，那就要重视我的经验和意见。我一个法国人给法餐提点意见，这餐厅听了，竞争力也就上去了，但他们不会听的，西安走到哪儿都是‘爱吃吃，不吃滚’，但至少是我在花钱，他们也没啥损失。我们单位就不一样了，花那么多钱请我来工作，我提的事，中国同事一个都不听，各个都觉得我在找麻烦，那你找专家来干啥，当花瓶吗？” 我知道他是把工作上的事情投射在这顿饭上。
即便我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算少，但在他这样爆发之前，我都没有觉得请外国人来当花瓶是一件特别需要更正的事情：即便我知道这不对，但我也没觉得有啥。
西安的很多事情也一样，大家都喜欢吐槽西安的沉闷古板保守迟缓，但因为待在这里，习以为常，又缺乏离开的条件，即便觉得这些事情不对劲，也很难说清楚要怎么做才会更好或者有去变革的动力。“不识庐山真面目”许久，等到择木而栖的鸟不择咱这棵木时，才慢慢意识到原来人家早就叫唤过自己的意见。
这是“面子”之外招徕和留住外国人的最大利好：去创造一个让有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障碍的人都愿意适应、都能得到支持的环境，受益的还是是那些土生土长在这里的西安人，没有新西安人的到来和离去，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这个城市更多的发展空间。
无论是为了劳动力，还是那些在其他文化、制度下形成的独特的工作能力，外国人对当下的中国都是很重要的：中国还有很多行业仍然不成熟，在管理和服务上需要大量经验，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外国人的支持；与之相似的，中国也有许多需要传播的东西，也有很多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要挑战，这些过程也需要外国人的参与。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不断为外国人在华求学就业提供方便也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西安这样想扩大城市规模并增进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尤甚。
作者 | 史桀 | 外蕉学 SCI一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