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因平汉铁路与道清铁路在新乡的交汇、运行，以及卫河新乡段通顺的航运能力，新乡的经济和其他社会层面都得到极大的促进、提高。
自1925年军阀吴佩孚部下退伍营长赵俊，首先在今百货大楼西侧开设一所*院妓**后，繁华的疏河街（今新荣街）也相继出现了赵、韩、刘、董、陈、邢等几家*院妓**，接着逐渐发展至瑞安里（今新华街至菜市街）、交通胡同（今新荣街至东文化里）、斜街（今解放巷）、槐树胡同、电灯胡同、郭家胡同、老菜市街等处。
1938年2月17日新乡城沦陷，3月4日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课起草（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盖章）、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发送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要求“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选择周到恰当。在实施期间，还要保证与周边地方的宪兵和警察当局的紧密联系，以此来确保*队军**威信和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
此举一方面证明了日本军方在占据地区直接参与了军管“*安妇慰**”制度的筹备建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稍有些规模的中国*院妓**被日本人或朝鲜人管理，改为“慰安所”。
在新乡的中国*院妓**主要集中在疏河街、电灯胡同等地，日本*院妓**多设在东、西文化里，暗娼则散见于各街道。
东史郎，是第十四师团占据新乡之后、负责新乡治安警备任务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兵队的一名上等兵，他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走进了中国人的卖淫窟，里面污秽异常，房间里全是灰尘。在宽两尺五寸多、长六尺左右的灶间里垫上麦秆，再铺上一层薄薄的脏被褥，女人就躺在上面……我们手持*刀刺**，一间一间挨个儿走过去，让那些卖淫女脱裤子取乐。她们褪下长裤时，只见里面*裤内**都没穿，直接露出下身……”
“从北京新来女佣数名，请您务必前来捧场——赤玉会馆”，则是日本每日新闻出版社编辑的《不许可写真史》中，关于“日本陆军开设慰安所”文章配图照片里的一句话。照片拍摄于1938年3月的新乡。“与*队军**管理的慰安所不同，战斗结束后，民间企业主招募了一见倾心的从业女性。在硝烟弥漫中，店开张了。”
1938年6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签发“有关军人*队军**对居民行为注意事项通知”，对所属的几十万部队称：“根据各种情报显示，激起如此的*日反**意识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军人在各地的强奸事件已全面的传播开来，而酿成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的*日反**情节……如上所言，除了严厉管制军人个人行为以外，另一方面要尽速设置慰安所，以根绝因为未有此项设施而有非故意犯禁者之情事发生，此为当前之急务。”*院妓**、慰安所这一社会“毒瘤”由此变的更为庞大与畸形。
阳武、原武两县原本并无公开的*院妓**，但冈部直三郎指示的下达，使得日军随即从朝鲜迁运来*女妓**，并从焦作、新乡又迁来两家*院妓**。一在阳武城内西街叫杜家班，一在东街叫郭家班，各有*女妓**七、八人，多是*鸨老**买来的贫家女儿强迫为娼的。
由*队军**设置和管理的慰安所，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不仅官兵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在卫生管理上更是相对严密，其目的就是防止性病在军内的传播和蔓延。“观察中国*女妓**……几乎都有毒菌，因此不可出入中国妓楼”，这是第十四师团卫生队第三中队于1938年4月10日午后五时在新乡饮马口本部召开的卫生队会报中的一条通告。
“回想起来，在北中国新乡的时候，军医曾在星期五前往日本人经营的慰安所进行检查，星期六进行汇报，通过汇报向各部队通知结果。比如说，告诉某楼的某少女在月经或者是糜烂（溃烂）……在慰安所，除日本人以外，朝鲜人、中国人也在劳动。”曾参与侵华战争的石津功在其著述中的描述，印证了日军在新乡设置慰安所的事实。
对于日军在新乡地区设置慰安所一事，第十四师团第十四辎重兵联队士兵上原要三郎的《辎重兵(秘)日记》一书所载，亦为佐证。“（1939年）2月11日下午2时，一部分决定运送剩余粮草，关于部队，追踪歼灭逃往新乡东北方向的敌人，其余部分随工兵队及若干步兵赶往亢村。横穿15.6公里京汉线后，下午5点半进入亢村……2月27日，晴……下午1点从小冀镇出发，3点到达南方10公里张庄的须藤部队，交付粮草。经西方永定塞前往亢村。傍晚，在小队长宿舍全员集合后，就被警告购买中国*安妇慰**和性病。”
“慰安所除了日本人以外，朝鲜人、中国人也在工作”，石津功之说在藤本北树的《在北中国后方战线》回忆录中可得一窥。
“作为士兵，从1939年到1941年，我在中国北部的辉县呆了约2年，但不是第一线，而是第二线。因为那里是第二线，所以以治安工作为主。当然那里也有居民，‘姐姐的家’也排着队站着人。不是很好的建筑，而是威尼斯的棚户住宅，她们的一个房间宽2米、长4米左右。然后一栋房子的房间有20个左右，一共有6栋。在这些楼里，‘姐姐’是朝鲜女性占8成、中国女性占1成、日本女性与菲律宾女性和占1成的比例。”
“慰安所由朝鲜籍的经营者（男）和4、5名女性构成。士兵们当然有性的欲望，但是在头年新兵教育中禁止与*安妇慰**接触。一期审讯结束后，一颗星的领章再加上一颗星，二等兵升级为一等兵。教育结束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士兵们，被分配到指挥班（中队长直辖）和各小队参加实战。到了那个时候，慰安所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一般士兵只在星期天允许外出。”服役于第三十五师团第二一九联队的田中义一在其《黄沙战场》一书中作了如上回忆，随其部队（五中队）辗转于滑县、开封、封丘、柳下屯、兰封的田中义一，所写应该是真实的，因为第二一九联队于1943年制定的《营外设施规定》中对慰安所的选址、设置及经营有明文规划。
慰安所的存在，并没有平*日灭**军的兽欲，相反1940年4月7日，在新乡地区的慰安所里，甚至发生了部队内部由于对*安妇慰**分配不均引发枪战的龌龊无耻事件，导致三人受伤、一人死亡。
缘于此类事件的频发，日军大本营不断接到要求再增*安妇慰**的申请。
人员分配的不均，导致驻新日军将其难填的兽欲瞄向城外。
1940年4月，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第二十三中队在新乡王各庄极尽无耻奸淫、*杀屠**之能事。
无辜平民521人被*杀屠**，213人遭到严刑拷打，有800余名女性被*暴强**，其中有11名性情刚烈者，遭到1200多名日军的糟蹋，还没轮完一半，她们就气绝身亡了。不久，日军又把村中抢掠的82名妇女装进麻袋送到山西大同日军“慰安营”，她们中只有少数人在日本投降时被解救出来。
“她们的后代，连对象都不好找，你想想谁想找一个历史上天天陪日本兵睡觉的女人后代做老婆，这是一种污辱。这些人家的女孩，后来只得改名改姓嫁到河北、河南，可是文化大革命，她们和子女照样被揪出来，追查她们前辈当日本*妓军**的罪恶……有397名妇女受到牵连，批斗致死致残；143名丈夫被迫和妻子离婚；231名女性自杀或自杀未遂；56名婴儿不明原因死亡；株连14563名旁系亲属。”（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9·性*力暴**》
对于在战争中于新乡地区设置慰安所及所犯罪行，作为曾率日军第117师团驻扎新乡地区的战犯——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于1956年在沈阳受审法庭上供认：“在日军盘踞地区，我下令设立所谓慰安所，与中国一样绑架朝鲜妇女成为所谓*安妇慰**，其妇女人数约60名”、“1945年7月，在从新乡向东北转移的时候，我命令部下强行绑架5名日本妇女到东北洮南作*安妇慰**。”
除铃木启久自己招供承认外，中田卯三郎、长田政雄、吉田兴次于1955年4月28日在抚顺亦分别供述，铃木启久之117师团各隶属部队于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在河南新乡、阳武、开封、登州、郑州、焦作、汲县设立慰安所，关押了中国、朝鲜妇女约200名，强迫她们卖淫，*躏蹂**了其贞操。
查阅第117师团在新乡的兵力部署，可知在新乡地区的汲县、阳武分别驻扎有第204大队和第206、第391大队，师团工兵队也在汲县驻扎，而第389大队及师团通讯队则在师团本部——新乡驻扎。
204大队本部通信班的长田政雄军曹，日后作为战犯在其供述中称：1942年8月——1945年6月，多次去山西太原市、河南新乡市设立的慰安所，强奸被关押在内的中国、朝鲜妇女。
除此之外，长田政雄还揭发：“1944年7月独立步兵第204大队通信队无线电分队上等兵野地定一，在对延津作战期间，于某村强奸了中国妇女一名。”
在《平原省人民检察署编制的日军战犯罪恶摘要表》中，长田政雄名列其中，另载有菊池义邦、冈木铁四郎、川岛武俊、佐藤满男、河原林真一等倭兽的名字。
不过，此时的几个人名已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兽禽**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