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被誉为欧盟的领头羊，是支撑欧盟的南天一柱，是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棋手；
但一直以“严肃精英”形象著称的德国，居然还有“欧洲*院妓**”这么一个绰号。
德国*民党社**籍政治家布赖迈尔（Leni Breymaier）曾发表言论称：新冠疫情期间政府不应该给性产业任何补贴，德国*院妓**尽数破产才好，因为国家不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给那些*力暴**强迫妇女卖淫的*院妓**，从而支持犯罪分子。
布赖迈尔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德国各地约50家*院妓**经营者一起向德国法院投诉布赖迈尔，指控其犯有*谤诽**和中伤罪， 再次掀起了社会上关于德国性产业的热烈讨论。
那么为何德国会有是否要政府补贴性产业的讨论呢？
一、*民党社**反对*民党社**
德国的性产业合法化之路已经走了将近二十年，但德国的性产业“免罪化”其实可以上溯到古典时代。
德国几乎一直容忍卖淫。
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为避免性病的扩散，就有选帝侯在其领土内建立官办*院妓**。
后来哈布斯堡皇帝直接将这一制度推广到了全国。
当时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嫖客为脱离家人和教会监视，纷纷选择前往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春买**，性产业甚至一度为德意志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收入。
步入近代后，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共和时代，政府一般倾向于通过注册来控制涉及*交性**易产业的人员，而非彻底取缔。
1927年，当政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颁布《防治性病法》，加强政府对性产业的统一管理。
主要目的是防止性病传播，但达成的效果之一，是在近代法律意义上，*交性**易已经事实上非刑事犯罪化了。
2002年，德国出台《*情交色易**法》 ，正式在法律上赋予了*交性**易和性产业合法地位，进一步扩大了从事该产业人员的权利。
讽刺的是，该法在当年正是由如今激烈反对性产业的德国*民党社**推动实施的，旨在允许性从业者参与（并执行）工作合同，从而改善性从业者的社会福利和合法权利，以及依法获得社会保障和国家健康保险。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情交色易**法》的出台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
天真的*民党社**一开始没有考虑到性产业的复杂性，毕竟非罪化是一回事，合法化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2002年后，围绕*交性**易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包括非法移民、人口买卖、性病传播等，给德国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隐患，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东欧和东南亚妇女的剥削。
来自这两地的性工作者占到从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她们并没有公民身份，*交性**易合法化只能加重她们的苦难，却并不能使她们获得什么保护。
针对*交性**易合法化十余年产生的乱象，2017年， 德国基民盟政府出台了《性工作者保护法》。
名为保护性工作者，但实际上旨在加强对*交性**易的规范化管理，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此前给予性从业者的权利。
因为该法规定，*院妓**必须拥有营业执照，性工作者必须登记。
然而，这项法律效果乏善可陈，依据各种计算结果，德国国内性工作者数量约在20万至100万之间， 但有关当局却只收到约4万份登记 。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性从业者并不为《性工作者保护法》买单，仍然仅愿意依据《*情交色易**法》私下从事*交性**易，以求利益最大化。
于是，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
*民党社**开始反对*民党社**，由*民党社**当年推动的德国*交性**易合法化，目前正面临着*民党社**的猛烈抨击，德国*交性**易合法化跌跌撞撞了二十年，最终将要贻笑收场吗？
二、德国的性产业绝不认输
德国性产业合法化二十年，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受到了广泛的抨击。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尚无一项关于禁止*春买**的议案被进入到讨论程序，这类议案大都在一经提出时即被否决，即便列入小组讨论也活不到大会讨论阶段。
即便是反对性产业的*民党社**布赖迈尔也不敢明*禁言**止*春买**，只能借疫情这个话题顺便发发牢骚。
可见即便有诸多非议， 德国性产业依旧坚挺， 不会那么容易被取缔，这是为啥呢？
首先，德国对西方固有价值观形成了路径依赖。
西方政治文化以“小政府”为政治正确，以“自由化”为思想基底，任何行政干预产业的尝试都会在舆论上承担被指责为所谓“威权”的风险。
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发动舆论鼓吹所谓“价值观同盟”， 使得整个西方世界不由自主地开始以意识形态为纲。
因而，行政干预性产业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
德国一直以来以拥有欧洲最自由的工作环境为傲，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先锋，德国政府自然不敢主动放弃自己的招牌，加大对产业的管控力度。
这其实也反映了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理念注重程序而轻视实质，只考虑能否在舆论上展示虚假的“开明”，根本不管自己的人民是否能拥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本质上并不是真民主。
其次，德国的政治制度难以颠覆既得利益团体。
德国性产业合法化将近二十年，性非刑罪近百年，性免罪更是历史悠久。
性产业和色情业早已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团体，通过庞大的财力供养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
为防止强人政治的再度出现，德国在战败后被盟国设计为一个议会制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议会，因而游说团体在德国政坛的能量相比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国家更大，作用也更明显。
议会制国家有一个通病，就是难以推行强有力的改革，因为议会本身就是由原子化的议员组成的，议员的政治取向则是难以统一化的。
德国性产业发达的南部各州在议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自然不愿意去动家乡的重要产业。
第三，许多德国社会力量反对*春买**禁令。
德国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大*党**派，反而是小*党**林立，意识形态非常多样化，难以就*春买**禁令统一社会舆论。
例如，早在2019年年底，反对*春买**禁令的德国妇女委员会、德国艾滋病人救助会、新教慈善协会和德国女律师协会就曾发布一份联合立场文件。
警告说不要将性工作刑罪化， 因为这只会伤害从业者，增加性*力暴**受害对象感染艾滋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并使得性产业被污名化。
这些团体认为，由于受到惩罚威胁，*交性**易将越来越多地转入地下进行，使得咨询中心和卫生当局难与性工作者接触，向其告知权利、卫生服务及退出选择，从而让预防性疾病和性*力暴**成为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德国公民不在少数。
同时，在德国， 性产业相关收入每年超过140亿欧元 ，塑造了庞大的利益相关群体，这部分人也不会同意*春买**禁令。
最后，收益丰厚和监管困难导致*春买**禁令难以发挥作用。
上文有提到，2017年基民盟政府出台的旨在规范性产业的《性工作者保护法》收效甚微，是因为德国政府的监管触手触及不到大多数自愿的性从业者。
毕竟德国性工作者多为申根体制下，自由迁徙到德国的东欧人和偷渡到德国的东南亚人。
这些贫穷的女孩有些是向往发达国家生活自愿来到德国的，有些是被人贩子威胁利诱地带到德国的，有些甚至是被亲戚出卖骗到德国的。
在德国，她们没有退路，由于没有专业技能、教育程度不高、又有语言障碍，这些贫困女孩很难找到其它工作，即使在外头找，也只能找到清洁工之类的工作。
现实逼迫下，她们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自己成为性工作者的事实，留在德国接客，并把收入寄回老家。
在她们看来，毕竟陪睡一晚的获利，要比在家乡一份正当工作的月收入还高上许多。
同时，由于欧盟体制的不完善和德国宽松的社会管理方式，德国的法律无法触及到这些占性从业者总数七成的群体，即便出台了*春买**禁令，也肯定无法杜绝*春买**行为。
三、“欧洲*院妓**”该何去何从？
无论如何，过于“自由化”的性产业是德国社会的一颗毒瘤，规范性产业、摆脱“欧洲*院妓**”污名是德国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
对于如何管控性产业，近年来在欧洲推行的最有效方式是“瑞典模式”。
曾经比德国*交性**易更加“自由化”的瑞典，在20多年前开始从需求端着手打击*交性**易，瑞典模式强调惩罚嫖客而非性工作者，从而使*春买**需求枯竭。
虽然争议颇多，但不论怎么说，自1999年该法出台以来，瑞典国内的性工作者数量减少了一半，女性*力暴**和人口*私走**现象也大大缓解。
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效仿这一模式，以从需求端禁止*春买**。
2009年，挪威、冰岛和芬兰跟进；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推出了变通的模式。
法国于2016年效法，一年后，爱尔兰入列，欧盟之外的加拿大和以色列也有类似的性工作法，但是德国迟迟未跟进。
2021年2月中旬，欧盟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虽未言明要德国打击性产业，但呼吁成员国采取更多措施打击性剥削和人口*私走**，无疑是敲山震虎，给了德国很大压力，欧盟的决议自己都不理会，还怎么当欧盟带头大哥？这让德国骑虎难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德国看到了在新冠之“危”中管理性产业之“机”，德国政府想趁新冠带来的社交隔离让性产业自行凋零，借刀杀“春”。
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政府宣布关闭各式公共和娱乐场所，其中当然也包含各式色情场所。
性工作者失去收入来源，为了不流落街头，他们转战网络市场，顺势迅速发展，然而这样的收入仍不比从前。
2020年7月初，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经济，却有意排除色情场所，性产业利益相关群体聚集在*灯区红**举行*威示**活动，并表示性产业也可以比照其他产业施行防疫措施。
性工作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Sex Workers）更声明： “与需要近身接触的服务，如按摩、美妆、跳舞以及需要肢体接触的运动等相比，*交性**易并没有更大的感染风险”。
希望政府能逐步开放政策，让他们重拾原本的生活，但是德国政府均不予理会。
德国一些民众认为，其实性工作者协会的说辞是在理的，但德国政府的态度却是视而不见。
从中可以窥见德国政府心里的小算盘，就是想借疫情在不触发议会程序和不明着触动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情况下， 利用市场规律抑制性产业 ，可谓甚为高明。
从2002年至今，德国*交性**易合法化已过去风风雨雨快20年，当然自愿下海的女性大有人在，但隐藏其中的众多社会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原本为保障性工作者权益而通过的法规，究竟是利是弊？性产业究竟如何才能达到一个稳定、安全且可控的状态？性产业合法化本身对于一个社会的价值究竟能不能胜过其弊端？
这些问题德国政府都须审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