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收纳仓粮的质量标准

地方官仓与常平仓收纳的主要是税粮与籴粮。元代收纳仓粮是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标准仓粮要留样。元朝政府为保证纳入粮仓的粮食质量，要求粮仓所收米粮“干圆洁净”。

仓粮要由上级有司确定质量样品，要验样、留样。上级有司先验看仓粮，确定质量样品，再“取其样，验同封记”，一付本仓收掌，一存留当司，以便作为仓库收粮的样品及有司检查收取的米粮是否符合样品。

仓官检校时，如果仓库“收支但与元样不同，随即究治”。如米粮需攒运到另一粮仓时，也需“比验样料相同装发。其至下卸，亦验样料相同交收”，“人户元纳干圆洁净好粮”。攒运其间，各处仓官、斗脚、船户、押纲人等，“插和糠粃或用水拌，抵数欺官”，以致“不耐久积，发变损坏”。为杜绝弊端，元朝政府规定“如遇起运，即令各仓用印封裹。

内一裹本仓收贮；一裹呈解本省，咨发前来；二裹吩咐运粮万户府押粮官，赍赴直沽等处收粮仓分存留；一裹备照开拆，对样交收”。如“有湿润或带糠土不净粮数”，予以处罚。据此可知，攒运粮食前要准备五份样品，一份样品包裹留给发运仓，一份送呈本行省，两份样品交付押粮官带到直沽等处收粮仓留存，一份在收粮仓交粮时折开对照验收。

在实际的收纳过程中，部分官员和粮仓的相关管理人员，营私舞弊，影响收纳仓粮的质量。至元二十七年（1290），尚书省奏报，部分官府人员故意纵容“百姓送纳带谷米陈粟”，如仓官不收纳，“其部税官教唆税户耻辱仓官，殴打斗脚，须要收管。”另有“豪强势要”和“近仓巡检人员，不及粮税户，公然揽纳，得讫轻赍，趁贱籴买陈粟粗米，恃势强行送纳。”

更有甚者，监纳官与攒典、斗脚勾结，“暗受轻赍飞钞（引者按：随身携带的少量钞银），结揽籴买滥物入仓，致使官中不得精粹好物。”攒典：掌管诸仓、草场钱粮帐目的吏员；斗脚：掌斗的小吏。为杜绝此等弊端，政府规定，各路正官部税，“须要送纳干圆绝谷、白米、新粟”，禁止豪强、官员、税户人相互勾结，羞辱殴打仓官、斗脚，“如有违反之人，取问得实，并行断罪。”

二、仓粮的计数与计量办法

仓库收粮时需要计数，算出收粮数目。宋代的计算工具是“筹”，即“掌筹交受”。“筹”，“是用竹、木、骨或象牙等制成的小棍子或小片，亦称算策，俗称算子。”隋代的筹较汉代缩短了，形状更加方扁，并用三棱筹、四棱筹表示正、负数。

元代仍使用算筹这种计算方法，《黑土城文书》所收《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中记收入“小麦一千一百五十八石四斗五合二勺二抄四作九厘；大麦三百一十五石斗七升三合七勺九抄六作五厘”。计算得相当精确，算筹至明初才被算盘所取代。

称量粮食的主要器具是斛。宋代使用的是“省斛”，由文思院制定，“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公私交易皆通用”。宋代文思院的省斛，“口狭底广，出入盈亏不其相远”。文思院斛的特点是“腹大口狭”。

元朝初期似乎没有沿用宋代的“省斛”，因其“官司所用斛槛，底狭面阔。吏卒收受，概量之际，轻重其手，弊倖多端。”历代仓吏都有在斛上多暗做手脚，在民间经济活动中，地方性的度量器具广泛存在，并行不悖。

元朝政府借鉴宋文思院斛“腹大口狭”的特点，制定新的标准器。至元二十年（1283），中书省准御史中丞所牒，“亡宋行用文思院斛……今可比附式样成造新斛，颁行天下。”除官方使用外，民间亦可“合准官斛制造”，使“奸伪不行”，公私两利。

中书省令工部造圆斛十只，作为标准器，校勘相同，下发至各处一只样斛，“各处行省、宣慰司依样成造，校勘印烙，发下合属行用。”由“各道、察院严加纠察施行”。《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平江南之初，“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说明元朝的新斛比宋斛大不少。此项制度一直沿用至元末。

三、加收粮耗

为弥补粮食在征收、转运、储存过程产生的消耗，在应交税粮之外，另需征收加耗。元代征收粮耗的标准屡有变动，至元十七年（1280），户部规定“随路近仓输粟，远仓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郡县各差正官一员部之，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轻赍钞：税粮﹑漕粮﹑马草等折收银两的部分。

“分例”应当指官吏抽取的手续费。如有短折数目，拟依腹里折耗例，以五年为则，准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三年二升七合，四年三升四合，五年共报四升，余上不尽数目，追征还官”。

“除民田税石依准部拟外，官田减半收受”。普通民田和官田的粮耗征收标准不一样，存在不合理之处，即官田的粮耗征收较少，减半收受。因此户部建议官田“拟合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五升”，但中书省并没有采纳户部的建议。

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书省定江南鼠耗例：“为江浙行省咨，拟到租税代收鼠耗粮米事，送户部照拟得：‘江南民田税石，合依例毎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内除养赡仓官、斗脚一升（内）〔外〕，六升与正粮一体收贮。如有短折数目，拟依腹里折耗例，以五年为则，准除四升。

若有不及所破折耗，从实准算，无得多破官粮。外，官田带取鼠耗、分例，若依行省所拟，比民田减半，毎石止收三升五合，却缘所破折耗粮米如五年之上，已是支破五升，切恐侵破正粮。拟合毎石带收鼠耗、分例五升相应。’得此。议得，除民田税石依准部拟外，据官田，拟依行省所拟，减半收受。咨请依上施行。”

按《元典章》此条，至元二十三年，中书省规定，江南民田纳税粮，一石收共鼠耗、分例七升。其中一升用作仓官、斗脚的薪水，其余六升与正粮一起收贮。如果以后仓库的贮粮数目有短少的，按腹里的折耗惯例，以五年为限，从鼠耗所收的六升粮中扣四升粮，称为折耗。

第一年扣折耗一升二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递增，到第五年共扣四升。如果所收的鼠耗不够粮食在仓库的中损耗，则应由管仓库的官吏赔偿不足部分，如果仓库的粮食损耗较少，应当从实核算，不得多报折耗。

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元朝制定南、北粮耗则例，中书省臣原定“南粮带耗一斗四升，北粮七升”，但在实际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户部收到省仓、马头仓仓官人等的报告，“告称见定破耗，委实不敷”，导致仓官“破家艰辛”“官司积累悬欠数多”，公私不便。

经都堂圆议，决定“合添耗粮”。由于南粮北运的距离较长，途中损耗较多，因此南粮的粮耗要多于北粮。马头仓，即码头周边的粮仓。至元二十六（1289），通州、河西务仓官认为此前的加耗仍然不足，“仓官赔偿，破其家产，鬻其妻小者有之，因此多欠粮数”。决定再加鼠耗。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上奏，通州、河西务“各仓收粮前省官定拟鼠耗分例数少，至有鬻其妻子家产，尚赔纳不完，至今辛苦”。完泽丞相等中书大臣商议，“前省官定到的鼠耗分例不均有。如今南粮北粮的鼠耗分例，比在先的添与，各年的耗粮分例，依体例斟酌定也”。再次制定鼠耗则例。

主要内容有三：一，“依旧听耗”，保留腹里地区部分粮仓到另一粮仓搬运的鼠耗标准，主要是“唐村等处搬运至河西务”、“直沽搬运河西务”、“河西务搬运至通州李二寺”、“坝河站车运至大都省仓”等。

二，拟定新的耗例，有增无减。三，施行“限年听耗”，以仓粮储存年限增加耗直。至正三年（1343）又规定，“粮斛收支，元定三年破耗四升。今后拟合量添耗粮一升，初年破三升，次年再破一升五合，三年再破五合”。

元朝政府不断的增收粮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并且粮耗没有完全用粮食的损耗上，其中一部分用于养赡仓官和斗脚，上文中曾提及。另一部分则用于供给囚犯。中统四年（1263），中书省准“狱囚有亲属者，并食私粮。无亲属者，官给，每名日支米一升，於雀鼠耗内支破。

后至元五年（1339），中书省左三部（吏、户、礼）制定，“囚粮，今后年销钱内无得支破。仰行下合属，申覆制国用使司，于鼠耗内关支”。年销钱：各级官府的办公经费。这里的“囚粮”可能包括所有囚犯的口粮，可见鼠耗粮的数量之大。

至顺二年（1331）七月，甘肃省咨文称“各处见禁罪囚合支口粮，本省所辖仓分既无带收耗粮”，刑部建议“拟合于见在系官钱粮内支给”。中书省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至顺三年（1332），刑部议“各路狱囚，无有亲属及有亲属在他所或贫穷不能供备者，官给衣粮，日支一升，已有定例。

各处司县囚徒，即系一体，合于有司官仓内依例支给，年终通行照筭。”中书省批准施行。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从官仓的鼠耗粮中支取囚犯的口粮，囚犯的口粮是来源于官仓的鼠耗粮。可见元代粮耗除本身用途外，常被挪作它用，逐渐丧失其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