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的一天，在加拿大温哥华靠近英吉利海湾的一座海滨大厦25楼，一位81岁高龄的女士盍然而逝，不论生前有多少喧闹与繁华，此时都归于最终的宁静。

临走前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蝴蝶要飞走了。

电影皇后胡蝶

住在附近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离去的老人曾在上世纪的中国红极一时，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电影皇后胡蝶。

在她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日子里，这间小小公寓里诞生了长达20多万字的《胡蝶回忆录》，这是20世纪早期活跃的中国女影星中唯一一部长篇回忆录，被历史学家认为记录了她的心路历程和大量珍贵的亲身经历，获得了许多关注。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胡蝶在创作自传时，有两件往事却被她故意隐瞒，不愿意写进去，根据身边人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才得以还原。

这两件事也充分反映了胡蝶的为人：既有大智慧，也有小聪明，可以说，翩翩蝴蝶之所以能飞越时间的沧海，靠的就是这一双翅膀。

而她的大智慧，让她得以留名历史，为人称颂，但她的小聪明，也让她付出了深陷争议、被人痛骂的代价。

胡蝶的大智慧：救亡图存的道义选择，留下历史美名

在胡蝶的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岁月，除了早年成名于上海滩，加冕为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一定是抗战时期和老公*亡流**香港，被日军胁迫的岁月。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开始了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猛烈进攻上海，到当年11月上海失守，上海电影界蒙受了巨大损失，沪上影界众多人士，大部分跟随国民政府辗转于武汉与重庆，继续从事电影救国的活动，而另外一小部分广东籍的电影人，则南下奔赴香港，胡蝶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的上海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千斤之重，更何况是令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日军侵略。

在战火摧残下，胡蝶首先失业，她就职的明星电影公司被炮火夷为了平地，时任上海德兴洋行总经理的丈夫潘有声，为了生存先一步来到香港谋职，胡蝶也在这一时刻做出决定，跟随丈夫南下香港。

最初来到香港的胡蝶，选择回归家庭，尽管如此，作为在大上海被万千影迷仰慕的"电影皇后"，胡蝶的日子还算充实，记者隔三差五的采访，热情粉丝的问候，这些都让她保持着忙碌的生活，除此之外胡蝶还帮丈夫潘有声打理生意，广交当地社会名流。

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岌岌可危，胡蝶预料到了战争的步步紧逼，开始计划逃离香港，她在自传里说：我们虽然苟安于此，但一直心悬着内地的抗战，而且战事的发展，我们也曾预料，不可能在此长久住下去。

但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怎么可能想走就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了对香港的攻击，覆巢之下无完卵，胡蝶和家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变成了难民，四处躲避空袭，她更加迫切想离开这座城市，而她没想到的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闭门不出的她，很快就被占领香港的日本人盯上了，第二天麻烦就自己找上门来。

和久田幸助

这一天，胡蝶正在家里，一个日本人突然造访，他就是当时在香港赫赫有名的中国通和久田幸助，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和粤语。

原来日本占领香港后，秘密委派此类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笼络怀柔隐居香港的中国文化界名人，希望他们与日本合作宣传战争，当时被香港的日军锁定的，一个是梅兰芳，一个就是胡蝶。

面对日本人的利诱，梅兰芳蓄须明志，推辞不出，于是和久田幸助把目光投向胡蝶，希望能与她合作，甚至帮她在战乱的香港准备好了良民证和食品配给卡。

梅兰芳：蓄须明志

无功不受禄，胡蝶心里清楚，看来一场恶仗要打了！不过她素来痛恨日军，除了民族矛盾，还因为她曾亲身见识过日军的人心险恶，领教过他们的卑劣行径，就在10几年前，日本人的一场政治阴谋，让她深陷舆论的旋涡，莫名其妙地背上了"祸水"的骂名。

那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时，日本人为了把中国人的怒火转移到对张学良"不抵抗"身上来，策划了一个险恶的战争宣传：

他们利用胡蝶在北平拍摄电影《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外景的时机，四处散布"九·一八"之夜"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和胡蝶共赴约会、欢歌笑舞的绯闻，这个消息被包括《大阪新闻》在内的多家中日媒体的刊发后，引爆了国内大众对胡蝶的强烈指责。

张学良与讽刺胡蝶的诗

比如9月20日，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两首打油诗，讽刺胡蝶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首打油诗流传甚广，于是当时人们抨击张学良不抵抗，也连带着骂上了胡蝶，胡蝶这个电影明星，真是应了商女不知*国亡**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大众的愤怒一下子把胡蝶推到了风口浪尖，她拍完电影回到上海，马上被铺天而来的非议淹没了，但胡蝶的人生智慧就在于，当阮玲玉面对流言选择了"人言可畏"，她坚定地选择了用事实反击。

胡蝶等发布的辟谣

面对流言，胡蝶首先在11月2日的《申报》上发表了《胡蝶辟谣》，另外明星公司在北平的外景队成员也集体署名发表《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亲身证明了胡蝶在九·一八时期没见过张学良，尽管如此费了一番周折，但悠悠之口对她是红颜祸水的指责，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依旧困扰着她。

经此事件的胡蝶，更加坚定了在日本人面前的民族立场，用她自己在自传里的话，那就是民族气节决不能丢！

而这次香港的日军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特地选择了让和久田幸助亲自登门拜访。

胡蝶与和久田幸助其实相识已久，虽然如今很多文章把和久田描述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文化特务"，但人心都是复杂的，历史上真实的和久田有人性的一面，他此前对梅兰芳和胡蝶在香港的生活多有照顾，在胡蝶闭门不出的日子里，他甚至还帮忙代购口红，后来他因为帮助中国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投入大牢，吃了不少苦头后被遣返日本。

联想到最近的局势，胡蝶自然想到和久田这次拜访的目的，连他都开始帮日军做事了，这让胡蝶真是又无奈又生气，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此前一般对他了。

40年代的香港

而和久田幸助对胡蝶说，想请胡蝶配合到日本拍摄电影《胡蝶游东京》，他对胡蝶保证："这只是风景片而已，绝对没有政治内容。"

作为电影从业者，胡蝶太明白这部所谓电影背后的真实企图，她心里清楚"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当幌子"，但大家都认识，也不方便撕破脸，她极力推脱，说自己怀了孕不方便拍电影，尽力拖延答复，和久田幸助也没有为难胡蝶，这部所谓的电影不了了之。

眼见和久田幸助游说不成，胡蝶知道香港的日军不会善罢甘休，在他们眼里，一个电影明星最好要"识时务"，她更加紧迫地希望尽快去重庆。

可是哪里那么容易？很快日本人就把她"杀鸡儆猴"，这受辱一幕，连胡蝶晚年都不忍回忆，不愿意写进自传。

没多久，农历春节前的一天，日军通知胡蝶，因为从东京来了一位将军，邀请胡蝶晚上7点赴宴，而且怕她说来不了，日军参谋长还特地为她派了司机和汽车到家门口"接送"。

这次是赤裸裸的胁迫了，如果还不去，可能连一家老小的性命都保不住，胡蝶无奈只有坐上日军的车子前往饭店，谁知车子走到香港人流最大的油麻地渡船码头，突然来了宪兵检查，把胡蝶从车里揪了出来，大声质问她为什么不向日军鞠躬敬礼。

胡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也没觉得中国人必须要向日本人鞠躬，紧接着，暴躁的宪兵用日语直接命令胡蝶：站在这里！把胡蝶罚站示众了一个多小时。

此时的油麻地码头正是人来人往的高峰时间，宪兵还用日语对胡蝶嘲讽辱骂，很快引起过往行人围观，大家窃窃私语："这不是胡蝶吗？""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那位参谋长派来的司机，却像看着一场好戏一样，自始至终袖手旁观。

身为电影皇后，却遭受如此羞辱，胡蝶看穿了日本人的伎俩，这次既是给她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在香港的文艺同胞一个警告：你们看看，中国的电影皇后不跟我们走，都可以被我们随意拎出来示众，你们以后不配合，下场说不定会更惨！

而胡蝶受此*辱侮**，却始终遵从民族大义，没有屈服于日军的威势，与此同时，她做好了逃离香港的最终准备，不久后她终于成功逃离，在1943年底辗转到达重庆。

而在逃亡过程中，为了带走毕生积蓄，她找到了杨惠敏，也就是电影《八佰》里献旗的女童子军帮自己托运30箱行李，后来因为行李在惠州不幸丢失，她到了重庆后和戴笠交往的一点小聪明，让自己被杨惠敏痛骂，被后人误会至今。

胡蝶的小聪明：与戴笠来往，留下历史骂名

1967年，晚年的杨惠敏在台湾出版回忆录《八百壮士和我》，回忆到自己被戴笠关押4年的往事时，她忍不住痛骂胡蝶："我是天天以泪洗面，流不尽的眼泪！因为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

晚年杨惠敏

杨惠敏的遭遇固然使人同情，但这件事很蹊跷：从她被抓释放到出版回忆录，中间隔了几十年，她为什么出狱以后没有去找胡蝶论理，为什么没有在戴笠死于非命后把胡蝶告上公堂讨还公道？为什么没有出狱后就向报纸曝光电影皇后胡蝶的行径？而是选择时隔多年之后才在书里开骂胡蝶呢？

那是因为，杨惠敏很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会被戴笠抓起来，直到看到了戴笠军统部下沈醉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时间相信了这本"交代材料"里的描写，认为胡蝶就是背后陷害她的仇人。

《我所知道的戴笠》

作为戴笠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沈醉为了争取"特赦"，在1962年写作《我所知道的戴笠》这本书时，第一次向世人披露：胡蝶曾于戴笠同居的消息！

他在书里说：戴笠"同居时间最长的要算胡蝶了，从1943年以后，胡被为他所占据，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

另外，沈醉还别有用心地说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女童子军杨惠敏因为被人举报"偷骗"胡蝶的行李，而被戴笠投入了大牢。

这个消息被沈醉披露后，在民间后来变成了"胡蝶被戴笠秘密*养包**"、"杨惠敏因为胡蝶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戴笠为胡蝶而死"等等小道消息，变成了电视剧一样的情节。

戴笠

但是，杨惠敏被抓，绝对没有沈醉说的那么简单，另外胡蝶与戴笠的交往，从留下的历史证据来看，更多的是一点小聪明，而不是所谓的同居。

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戴笠与胡蝶都不是一般人，一个是军统头目，一个是电影皇后，可以说，如果当时两人真的是同居的苟且关系，不管国民*党**内部，还是*共中**，或者是重庆的小报肯定都会知道，军统头目霸占电影皇后！这样劲爆的消息绝对会沸沸扬扬，不可能几十年后才第一次被沈醉曝出来，更不可能让杨惠敏在戴笠死了几十年后才在自传里对胡蝶大加批评。

其次，沈醉本人当时被特赦，求功心切，虚构大于事实，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消息，比如除了胡蝶，话剧演员白杨、另一位电影皇后*云陈**裳等等女明星，都被他说成和戴笠有染，白杨还因为沈醉这句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折磨了整整8年，最后调查发现完全不是事实。

电影演员白杨

最后，沈醉对胡蝶所谓的"同居"关系，说的一直不确切，他写道从1943年以后，胡蝶为他所占据，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甚至有人说，到1942年，戴笠又与胡蝶秘密同居，两个人同居"好几年"。

而事实上，胡蝶1942年还在香港，1943年底到达重庆，1944年为了鼓舞抗战士气，到沦陷区拍摄电影《建国之路》，辗转多个外景地，1945年秋天返回上海，后来去了香港，这么算下来在重庆最多呆了1年，根本不可能像沈醉说的，有几年时间被戴笠关起来"同居"。

所以，对杨惠敏来说，她的被抓绝对不是因为胡蝶，戴笠是一个极为冷静而残酷的政客，杨惠敏的牢狱之灾，源于她参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行动，触犯到了戴笠的敏感神经，让她成了戴笠破坏国共合作的牺牲品。

事实上，在戴笠掀起的这场*动反**风波中，不光杨惠敏受到影响，连她当时的同事都受到牵连。

黄慕兰家族合影

根据杨惠敏的同伴，"红色特工"黄慕兰回忆：杨惠敏被戴笠批捕，极大影响了她和同事的地下工作，"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赵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振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共反**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

面对沈醉的夸大其词的渲染，以及杨惠敏的指责，胡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一句辩驳，甚至在她晚年的自传里，关于这段历史，她没有记录任何往事，只是淡然地表态说：

"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按阿伦的推测，胡蝶很清楚，这种陈年旧事的绯闻，解释只会越描越黑，另外，她之所以不愿意写进回忆录，也是因为她和戴笠的历史，虽然不至于到同居的地步，但无风不起浪，出于战时重庆的情况，她为了家庭生存，肯定和戴笠玩过小聪明，请他帮过忙。

胡蝶本身是国民*党**员，初到重庆，又碰上行李丢失，肯定为了安顿生活找过重庆的官员帮忙，其中极有可能包括戴笠，而胡蝶又是文化界名人，战争时期的重庆，少不了有一些*场官**应酬和公共活动，她与戴笠这样的官员，免不了在这些场合上逢场作戏，这些被沈醉这样别有用心的人看在眼里，几十年后编造了同居的谣言。

结语：

时过境迁，在重庆短暂居留后，1946年，胡蝶与丈夫潘有声从上海再度南下香港，过着继续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经历种种患难，不管境况有多么困难，他们始终相濡以沫，胡蝶陪伴在他身边，直至潘有声病逝。

胡蝶与潘有声

在回忆录里，胡蝶这样追忆起和丈夫的美好时光："我和有声虽然辛苦。但也享受着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也仍然是辛酸中含着甜蜜的。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克尽为夫、为父的职责。"

而胡蝶的做人原则也没有发生过改变，晚年在台湾时，曾有人为她介绍与张学良碰面，她婉言谢绝：既不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晚年胡蝶与王丹凤合影

纵观胡蝶的一生，正像她在自传里刻意忽略的两段历史一样，为了生存，她虽有小聪明，但更有大智慧，用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形容最为贴切，在难得糊涂中保留清醒，在人生困境中自我消解，人生一世，苦乐自当，与其在人言可畏中一了百了，不如继续做自己的导演，对于流传的是是非非，不必锱铢必较，更不必敏感自伤，等待总有柳暗花明的那天。

世事如棋，谁不曾是棋局中的一颗棋子呢？

还是回忆录的整理者刘慧琴说的好，她在《胡蝶回忆录》前言《记胡蝶》中感慨道："胡蝶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两者融合在一起，她实在是个天生的演员。"

电影皇后胡蝶，一辈子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她自己的人生。

我是作者史徒行者阿伦，关注我，分享走心历史，行走广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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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资料：《胡蝶回忆录》，和久田幸助．梅兰芳胡蝶战时在香港，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徐风．杨惠敏的起伏人生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