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的角色满意，

一旦天赐良机，

为了他人的幸福愿把这条生命抛弃。

《索尔德罗》——罗伯特•布朗宁

鼠疫来了

1910年至1911年冬天，一场肺鼠疫在中国东北（那时候还叫满洲）各地蔓延，其可怕程度，让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从英国蔓延到欧洲，断断续续肆虐了三百多年，如同死神的召唤，无法逃脱。仅就英国而言，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谁都担心，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当年的东北，是东亚强国的角力场，俄国、日本火上浇油。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队军**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队军**”。

日本人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那么，中国的政府做些什么呢？再不有所作为，恐怕要被其他各国和民众的舆论唾沫星子淹死。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中央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

临危受命：伍连德

内忧外患之下，急迫需要一个有丰富医学经验的人到东北疫区，以控制疫情并瓦解日俄两国的阴谋。这个人，就是伍连德，伍连德的头衔有太多太多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哈尔滨医科大学首任校长……

关于伍连德，有这样一段概括的大事年表：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侨，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1918年，创建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并首任院长；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

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公共卫生领域的尝试与进步

不仅是灭鼠，还要隔离

在收到清政府的邀请之后，伍连德不假思索，即刻起身前往东北。现代医学是讲证据的科学，不是靠盲目的猜测。在大胆假设之上，必须小心求证。因此，伍连德想要对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解剖？这是多么大逆不道！中国人可是讲究入土为安，死者为大。想要解剖中国人，没有那么容易。于是，伍连德解剖了一位日本籍女病人的尸体，由此确认，死因是鼠疫杆菌引起的肺部感染。于是，大家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灭鼠行动，以为消灭了老鼠便万事大吉。

然而，灭鼠并没有让疫情的控制达到很好的效果。死亡仍在继续。经过一系列对比，伍连德发现所有病人，几乎都是在密闭的环境内染病、死亡，也就是说，患者当时所处的环境，空气并不流通。另外，这次鼠疫的另一个流行特点，是一家一家地大面积传染。再结合已捕杀的老鼠，一例鼠疫杆菌都没有检测出来，伍连德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此次鼠疫流行，并非是通过老鼠、跳蚤等媒介传播，而是一种人类从没未过的飞沫传播。就此，伍连德给这次的鼠疫命名为肺鼠疫。

交通隔离

找到了问题的真凶，想要控制疫情，伍连德决定切断传染途径。他谨慎地给朝廷发电报，称此次防疫的当务之急，是要切断传染途径，主张政府应当停止捕鼠，转而对哈尔滨全境*锁封**。在疫情面前，清政府不再以为的软弱，即刻与日俄谈判商议。清政府同日俄铁路公司商定限制东北的铁路运输。鉴于鼠疫大多在社会下层中发生、传播，南满铁路干线各个站点“停卖南去车票，往北者以仅一二等车，北来亦如之。” 京奉铁路停也开二三等车，限制人口流动。不久，安奉线也采取同样措施。在防疫的紧要关头，长春日站禁止南运一切货物。1911年 1 月 15 日）起，京奉铁路又停开所有客车及货车。隔断交通所造成的地区间相对隔绝，有效地阻止了鼠疫的传播。

区域隔离

除了交通隔离，区域内也进行了隔离。隔离患者与疑似患者。政府发布公告，凡有患病及病死者，必须立即报告。病者不准在家治疗，必须住院隔离医治，由政府负责食宿及医药费用，疑似患者亦必须隔离观察治疗。确诊鼠疫患者的住处，即派兵严守，禁止交通，消毒 7 日后才准许出入。患者家属日常所需物品，由防疫会代购，家贫者由防疫会供给。封禁疫区内的茶馆、戏园、*院妓**、客店、游戏场等公共场所。各级地方政府多次发布禁赌告示，严禁赌博。位于非疫区者则随时检查，防止鼠疫传染。

发明口罩

病人与家属可以隔离，但是医生总是要战斗在第一线。在防疫工作的进行期间，伍连德发现，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完全暴漏在跟病人密切接触的环境当中。既然自己判断可能是对的，那就应该避免二次传染。于是，伍连德利用双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在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都不会产生不适感。这就是口罩，口罩的成本仅需要当时2分半钱。佩戴之后，果然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死亡率。

集体火葬

为了扼制疫情扩展，除了采取阻断交通、修设防疫所隔离病人外，执行起来最为困难的是对于仍具有传染力的疫尸的及时处理。当时采用了建立专门的瘟疫死者坟地、焚化疫尸和疫死者遗物等几种方法，最有效的是火化疫尸和疫死者遗物。

然而，中国人的传统丧葬方式是土葬。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供不应求，天寒地冻，掘地困难。病人死后，其家人担心全家被隔离，往往偷偷弃尸不报。使得哈尔滨郊外浮厝的尸首排出几里地之外，放眼望去，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怎么办？为了防止来年春天尸体腐烂致使疫情复发，伍连德医生上报政府，请旨下令，准许火葬。

奏准火化疫尸后，宣统三年一月末，雇用 200 名工人将尸体分成 22堆，每堆 100 具，于次日（正月初一），强令将这些疫尸浇上煤油，集中加以火化。一日之内将 2000 余具尸体疫源扫荡殆尽，将骨灰深埋。同时，防疫局发出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驱邪接运，利用爆竹硝烟为全城空气作一次消毒。这次集体火葬，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

增强防疫

在伍连德研究的启示下，清政府“以东三省鼠疫流行，命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并拔款于奉天添设医院检疫所”，加强检疫工作。从1911 年 1 月 27 日起，由各省各海口到上海船只，亦须照章停候查疫。这些防疫手段，对疫情的控制十分有利。

在整个鼠疫防治过程中，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灾情严重的东北三省建立了体系完备的防疫机构。当时全国的防疫机构主要有：奉天防疫总局、奉天防疫事务所、北部防疫分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江省全省防疫会（江省，指今黑龙江）等。

宣传科普，让每个人，都去了解鼠疫

当然，在各种预防措施中，最关键的应是促进每个人的觉醒，每个人都了解鼠疫，有意识的去注意防护。清政府的各级防疫机构开始重视宣传的作用。张贴各种布告、告示外，还采取发放各种预防、治疗、病理的各种印刷品，其中英国专家德来格所著《鼠疫论》就被大量的印刷发放。

奉天高等实业学堂，设立防疫宣讲所；奉天的商会也设立防疫卫生宣讲所。选派专门人员演讲、宣传，如在吉林省城，“由于人民未知防疫，特令宣讲员逐日演说，……前往听讲者颇为拥挤。”在哈尔滨，“此外择口齿伶俐者，教以卫生之大旨，使至各处演讲，劝导人民遵守卫生执法，可免死亡，再印传单布告识字者，后且出日刊，上载关于防疫之事。”

不朽的伍连德

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国运的抗争之中，伍连德打破了中国人尊重身后事的习俗，打破了中国入土为安的禁忌。他发明了传染病*锁封**隔离方法，发明了口罩。因为在东北鼠疫防治中的出色工作，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溥仪在北京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二等双龙出身，赐进士。之后，他一直战斗在医学的前线，并拒绝为日本人服务。1935年，伍连德被推举为这一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之一。

1997年， 29位医学专家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在伍博士创建并工作了22年的哈尔滨鼠疫研究所、东三省防疫管理处旧址建立“中国防疫事业奠基人伍连德博士纪念馆。2000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纪念第一任院长而塑立的伍连德博士铜像揭幕，并将学院学术报告厅命名为“伍连德讲堂”。今天，有鼠疫病例时，伍连德又被提起……

梁启超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