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当前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或新工业革命，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正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调整，这种调整预计比过往更剧烈。
1、中国产业转移
在全球工业及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当前全球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是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聚焦某一产业的变化，而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发展机遇。
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是一个“局外人”，并非最重要的参与者。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好处于产业结构向高端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好处于与美国高端产业竞争的敏感期，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参与者，更是核心引领者。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力地抓住了全球第四次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成为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1种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位。
从过去的几亿双鞋换一架飞机，到今天的智能手机，中国总体仍处于世界制造业的中下游。过去，基于“成本中心”原则，几轮产业“单向转移”形成了“欧美研发设计—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国际大循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都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将他们实施的去工业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展开了再工业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并非个例，其背后体现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大势。2017-2020年，印尼、比利时、丹麦、法国、爱尔兰、芬兰、加拿大等国家在华外商企业投资金额下降幅度均超过20%。2020-2021年在中国大陆注销的外资企业数量为1.1万家左右，其中注销企业数量前五地区为：上海(2649家)、北京(1369家)、广东(1274家)、辽宁(1230家)和山东(1132家)。
2020年，30家日本公司搬出中国，其中15家公司转移到越南，6家转移到泰国，2021年日本三菱电机、小松、东芝机械等企业，将部分工厂从华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截至2021年，外商在越南的制造业和加工业总投资181亿美元，占注册投资总额的58.2%。三星超50%的手机出口以及1/3的电子产品出货量，都由越南生产；耐克超50%的鞋类及30%的产品在越南完成。2000-2021年，新加坡、越南、印度、沙特阿拉伯的FDI（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分别增长了6.7倍、11.1倍、12.2倍和104.5倍。
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在2010年超越美国。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现在，在“更加关注安全”的新型共识下，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回归与转移“双向调整”的态势，中国处于旋涡中心。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号角吹响，高端回流风险逐步显现。
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正在全球打响，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围绕制造业进行战略部署。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鼓励资本和制造业回流的方式促进本国产业复苏和就业，原有国际产业体系面临压力。
和简单的制造业增长不同，“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推动以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为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但结合最新技术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培育新兴产业。
两条路径*管双**齐下，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优势占领价值链关键节点，在未来全球新技术、新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根据自身基础纷纷制定了符合本国现状的“再工业化”战略。
从美国相关机构公布的制造业回流数据来看，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从中国回流到美国的企业达到46%，让美国就业人数从2010年以来，罕见突破了100万大关。在2020年回流企业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达16万左右，回流所带来的资金要比FDI高出100%，这也是从2013年以来，回流资金首次超越FDI，美国实施回流计划之后，让本土企业和海外投资公司数量暴涨至1484家。
从去年开始，美国直接动用国家力量，加大补贴，大高科技战和贸易战，威逼利诱，让高端企业回流到美国本土。2022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仅1.6%，而高科技类产品对中国出口却出现负增长2.2%，这与前一年的22.6%正增长是天壤之别。
可见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只是高端制造业的回流，低端制造业即便重新回到美国，也是“空中楼阁”。中国巨大的市场就是避免所谓“企业回流”的最佳*器武**。
2、中国的工业体系
在当今世界上，一个没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对旧有的制造业进行重建，也不是让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在上次工业化的基础上再次工业化。
简单来说，就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来重构制造业产业链，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他们着眼于可再生能源、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来继续保持在世界工业发展高端的引领地位。
世界强国，实质上都是制造业强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战略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当把国内的实体产业都转移到国外，只保留金融、教育和文化之类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到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发现，手头上的财富已经大大缩水，这些所谓的支柱产业根本解决不了诸如就业和发展的问题。
而在高端制造领域，尤其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的美国，导致本土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极端化现象，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进入高端制造领域。
发达国家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进程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明显的规谏和启示意义。相比而言，中国这边似乎风景独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进入2010年后，中国不但延续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而且创造了一项历史性的纪录：中国在能源、化工、机械设备以及各种消费品领域，都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了19.4%。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8.2%。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取代美国，从一个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头号制造业大国。
自2013年，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在粗钢、发电量、煤炭等初级工业品领域的生产量以及汽车、手机、电视机等制造品的生产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中国仍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有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增值上，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浪费”，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简单来说，就是大而不强，无非是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高代价来换取低产出、低质量和低效益的回报，而胜人一筹之处仅在规模上量的叠加。
中国本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但在制造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率却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应对世界再工业化浪潮，迎接新的工业革命，中国政府顺应时势，于2015年5月及时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这次工业4.0时代的到来，中西方可以说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世界“工业4.0”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遇：如果能够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紧随技术潮流，*瞻高**远瞩，以虚心的态度通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完善和巩固提高来推进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中国制造完全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毕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从规模上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工业体系也已经相对完善和齐全，在一些尖端领域如航天和高铁方面，已经成功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制造业的提升赢得了先机，助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工业革命对世界带来的改变是难以估量的。不论是大机器取代人力，还是电气化淘汰蒸汽锅炉，或者是智能运算步入千家万户，每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制造业以及列强格局的影响都是颠覆性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第一代“世界工厂”，并借此成为当时的头号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勾勒出了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划分；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美国逐渐推向世界霸主的位置，明确了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就当前而言，如果能够在全球工业化改革当中主导产业革命的进程，那么中国制造完全可能登上世界产业链的顶端，成为主宰全球制造行业的霸主，而中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品牌的前景也将是一片光明。
3、红娘式“中介利益”
2015年1月，韩国主流传媒机构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家住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韩国人朴永志走进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商品专卖店百思买。
他想买韩国三星公司出品的笔记本电脑 ，导购员耐心地解释说，“三星家电早下架了，联想、苹果、华硕等都卖得很火，韩国产品目前已经停止进货了。”他没有买价廉物美的华硕，走到附近另一家商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本土的苹果或者是中国产的华硕系列。最终挑选了一台500美元的联想笔记本，比网上相同配置的三星电脑便宜400美元。
实际上，韩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竞争力，这早在2013年就有所论证。2014年韩国国内媒体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非自然死亡率正在上升，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生活拮据”。
2019年韩国自杀死亡人数13799名，2020年的这个数字是13195名，2021年是13352名，自杀死亡人数同比增长1.2%，相当于平均每天有36.6人死于自杀。每10万韩国人中就有23.6人死于自杀，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每10万人中11.1人的平均水平。引领亚洲制造行业数十年的韩国，正在遭逢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亚洲范围而言，韩国企业主导甚至是垄断市场的历史将受到来自中国的强势挑战。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科技，韩国造”一旦被中国企业赶超，那么受限于国土狭小、人口基数偏低等因素，韩国将失去在亚洲，甚至是世界市场上的主动权。
当前中韩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缩小，由于国内消费乏力、国际出口前景暗淡，中国取代韩国成为亚洲制造业的代表、获取韩国当前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主导权，将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实际上，在当前这种局面下，如果和主导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强国相比，中国是存在差距的，但是与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却存在极大的优势。这样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进程当中，或许能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更为理想的结果。
德国耶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里亚斯·弗莱塔格博士在面对中国留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变化时期，中国或许不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引领这一变化的主宰，但却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帮手。就好比是在战争当中，我们不光需要将军和战士，还需要有后备军、厨师和民夫。请不要忽视战争当中非战争力量的作用，他们是保证战果的根基。”
推动世界化工业革命对各国制造业的发展都将是颠覆性的，单单凭借某一个国家的实力难以完成。德国不能，法国不能，美国也不能。更何况，工业化革新对于一个民族的国际化地位也是息息相关的，谁也不愿意因为单打独斗而被别人落在身后。即使你是身怀绝技的蝙蝠侠，你也应该找到自己的罗宾。”
中国制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不能完全控制高端生产链，但对于相对低端的生产制造行业早已是轻车熟路，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角色。
制造业在中国不光存在良好的资源基础，同时还累积了足够的生产经验，“世界工厂”是越南、牙买加等新兴国家的无法替代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可靠的基础设施，政治稳定，人民勤劳，高效产出等，这才是吸引外资的宜商环境。
很显然，相对部分非洲、东南亚，甚至是南美国家，中国制造业是存在极大优势的。由于数十年的历史沉淀，中国制造在技术发展和业务能力方面都是优于绝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家的。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曾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宣言：“我们要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将印度建设成为中国式的全球制造商和出口中心！”
印度人口全球第一，已超越了中国人口，但很多业内人士对印度当局想要快速转型成为一个制造大国并不看好，因为对比中国而言，印度虽然人口红利非常高，但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却非常糟糕。
有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底，印度仍然有4亿人在用蜡烛或者油灯照明，甚至到2030年，依然会有超过6000万印度民众需要持续“无电人生”。
在世界银行关于189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调查报告当中，印度甚至只能排在第一百三十位，这显然不是一个“新世界工厂”应该占据的位置。
假如美国和日本之间想要研发一项关于远程心脏搭桥手术的生物科学项目，那么美国很可能需要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方面寻找突破口，而日本则可能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在半导体芯片的开发研究上。
因为这些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往往都是希望以自我为核心的，这使得双方的合作往往会充满碰撞和矛盾，就好比是两个性格非常强势都想要做领导、定方向的人，彼此都希望将主宰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最终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
由于一流制造大国的推动，“世界工业4.0”蓄势待发，无论是英、德、美还是日、法、俄，都希望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当中占得先机。
而在强国之间联手难、新兴制造国家基础设施、技术条件落后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一带一路”，表面上看是修路、架桥、建港口、建机场，其实是互联互通互享，占据了巨大优势的。
或许从技术开发角度上来说，中国并不需要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但是作为一个“工业4.0”当中的活性因子，全力激发、推动新的工业化改革，继而在此期间谋求红娘式的“中介利益”，这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巨大机遇。要知道，当所有人都开始养鱼的时候，贩卖鱼食或许才是最赚钱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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