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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东泽**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许多中国人熟知这个美国人的名字。他以传教士和教育家的身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五十年；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参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马歇尔军事调解；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蒋介石由盛及衰乃至最终崩溃的全过程，更见证了中国的政权更替，见证了中国与西方、与美国的关系演变。那么，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渊源？他为何被日军囚禁了 3 年？抗战胜利后，他因何会成为重庆的政治明星？毛*东泽**为何对他礼遇有加？马歇尔为什么会推荐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此前，关于驻华大使的人选问题曾出现过怎样的波折？由教育家变成外交官，司徒雷登是否适应这一角色的转换？卸任后，他的晚年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从校长到大使的司徒雷登（上）
司徒雷登， 1876 年 6 月生于杭州。他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11 岁时司徒雷登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他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 1904 年司徒雷登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9 年 1 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 6 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6 月初，学生*行游***威示**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
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 6 月 8 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这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燕大学生，都兴高采烈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被捕学生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刚上任的尴尬司徒雷登并不介意，他介意的是刚刚坐上校长的位置，就面临着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办学经费不足。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说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大学则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 1919 年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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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在筹款方面司徒雷登可以说是长袖善舞，他不仅使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冯玉祥、宋哲元等军政大员慷慨解囊为燕大捐款，而且还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过，募集资金过程中也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不仅在中国，司徒雷登还回美国募集办学资金。从 1922 年起，他 15 年内往返美国 10 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 150 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
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新校址的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山，景色宜人。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我心目中的燕大校园。”如今这所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并入了北京大学。
这块地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树藩对建校很感兴趣，以 6 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 1/3 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 40 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司徒雷登将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极为有限，生活非常简朴。司徒雷登利用四处募捐的资金，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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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 20 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1927 年，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联学**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到 1930 年，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行游**，在队伍最前方高呼：“*倒打**日本帝国主义！”
1934 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欲组织*愿请**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也宣布*课罢**。
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课罢**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愿请**了。当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愿请**，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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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垂钓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这个说话的人正是司徒雷登。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手挽手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平。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产党共**，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让你顿增光彩。”
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日军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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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随即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六十六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五十九岁的医学院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
鲍温早上七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九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日军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秘密收藏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但其实鲍温并不知道化石的下落。
这年七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但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好在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
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五十年声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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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就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美国《时代》周刊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他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九月三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第二天，九月四日，重庆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东泽**、周恩来等*共中**领导人，在同一个场合，也将向司徒雷登伸出热情欢迎之手。
于是，刚刚走出囚禁的他，一个传教士背景的教育家，在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成了重庆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在九月四日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司徒雷登先后与蒋介石、毛*东泽**、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产党共**领袖则是初次见面。在当天的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遇到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东泽**和周恩来。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东泽**、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一九九九年，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追忆现场细节：
………在胜利晚会上，正当我们谈话时，司徒看到了毛*东泽**，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东泽**。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毛*东泽**一见是司徒先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这次见面之后，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应邀再次与毛*东泽**、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了司徒雷登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毛*东泽**和周恩来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毛*东泽**在宴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共中**领袖第一次单独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注脚。
那么，毛*东泽**为何对司徒雷登礼遇有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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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共中**领袖当然不会陌生——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时，正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诺斯**，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共中**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诺斯**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东泽**影响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亮相。
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的家成了*共中**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同样是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道：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临湖轩寓所，与司徒雷登一起生活。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用军**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东泽**，《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东泽**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
而抗战胜利后的司徒雷登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无形中，一个教育家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弈的资本。
与毛*东泽**、周恩来第二次见面之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离开重庆，飞往北平。结束了他在华生涯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将在半年之后发生转折。
档案揭秘，明天李涵继续为您讲述：从校长到大使的司徒雷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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