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大连实行四十年殖民统治期间，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基本上是全盘承袭了沙俄殖民当局的规划。当然，在有些地方也有所变动，如对现在的劳动公园就是这样。首先从名称上，实行去俄国化，抹掉沙俄色彩和印记。1926年，日本殖民当局将公园改名为“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里的虎溪桥
在俄国人建设的基础上，日本殖民当局对公园进行了扩建，增加了各种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如在园内修建了春日池、体育场、网球场、游泳池、棒球场、弓场、马场，以及游乐设施温室、凉亭、音乐堂、相扑场、游览路等。经过扩建后的中央公园从规模到设施等软硬件方面，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国内的公园，在当时日本国内十二座名公园的排名中，名列第五。
中央公园内的儿童游泳池
当时在大连除了足球以外，棒球这个项目也很风行。1871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的美籍教师，将在美国流行的棒球传入日本，日语翻译为“野球”。棒球传入日本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最有名的一项体育活动并影响到大连。
1909年，早稻田大学的大运动场举办野球（棒球）比赛场面
大连比较有实力的棒球队是满铁俱乐部和实业俱乐部。1927年，为了取得参加日本水平最高的城市棒球对抗赛资格，满铁队与实业队在中央公园的棒球场举行了一次选拔赛。
实满棒球赛
最终，满铁队获胜，参加了这次在东京举行的比赛，并取得了胜利。在此后两年的比赛中，实业队和满铁队战胜日本国内棒球队，分别取得第二年和第三年冠军。日本国内把满铁队和实业队取得三连胜，称为棒球的“大连时代”。
中央公园棒球场地
1925年秋，正值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之际，将朝日广场（今三八广场）的“表忠碑”迁至公园内，耗资8万日元，修建“忠灵”塔，供奉日俄战争中在辽南阵亡的四千日军骨灰。次年4月，“忠灵”塔落成。其实，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个时间修建“忠灵”塔，还有一个难以对外说出的理由，那就是要借此为日本军国主义鼓劲加油。
“忠灵”塔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案惨**”，其导火索就是由于日本商人枪杀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而引发的。在中国*产党共**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帝浪潮。6月1日，*共中**中央决定，把反帝爱国斗争扩展到全国。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共青团中央向各地团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组织群众*行游**、集合、*工罢**、*课罢**，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
五卅运动各界总*威示**
共青团大连特支接到团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会议，分工落实，书记杨志云负责发动旅顺学生*课罢**；组织委员傅景阳负责发动铁路工厂工人*工罢**；宣传委员赵悟尘负责发动印刷工人*工罢**，几名商界团员负责发动商人*市罢**。可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组织不够严密 ，加之“各学校各工厂及工人领袖均被武装警察监视 ”，*工罢**、*市罢**未能如期展开。
杨志云
1925年6月15日，大连中华青年会、中华工学会、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中华增智学校等七个进步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选举傅立鱼、傅景阳、杨志云等9人，成立“大连沪案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傅立鱼任主任委员。“后援会”做了如下工作：发快电慰问与声援上海学生与工人；利用《泰东日报》披露“五卅”*案惨**真相，报道全国反帝斗争形势，揭露日本殖民当局对“后援会”的刁难。
《泰东日报》关于大连人民支援五卅运动的报道
6月21日，“后援会”在永善茶园（即现在的宏济大舞台），召开“五卅”殉难诸烈士追悼大会，募集捐款11468块银元，汇往上海总工会，将大连地区的反帝爱国行动推向了高潮。
1925年6月21日，沪案后援会在永善茶园（今宏济大舞台）召开各界追悼五卅殉难诸烈士大会。这是大会会场。
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赵悟尘发动印刷工人*工罢**的活动被日本殖民当局所发觉。日本当局以“煽动工人*工罢**，扰乱治安”为罪名，将赵悟尘逮捕，并强行驱逐出境。其实，日本当局早就开始注意赵悟尘的行动。
赵悟尘
特别是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赵悟尘从广州返回大连后，大连警察署就从当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现了赵悟尘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名单上。这令日本当局十分恐慌和害怕，一直在寻找机会除掉赵悟尘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这次他们终于找到借口，将赵悟尘驱逐出大连。赵悟尘被驱逐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其机关报《工人之路》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害迫**赵悟尘及大连工人的罪行。
《工人之路》对赵悟尘被日本殖民当局“驱逐”出大连的报道
面对全国的反帝怒潮和大连人民的斗争，日本殖民当局感到了恐慌，他们急需要大造舆论，给自己壮胆助威，脸上贴金。于是，中央公园的“忠灵”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炮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