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坐上皇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武德二年（619），在争夺地盘的同时，着手厘革隋制，建立了唐朝前半期最基本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

作为一套完备的赋役制度，租庸调不仅仅只是规定了百姓每年要交多少税，何时交税这类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还对税收的年度预算，如何把征收到的税物，运送到京城及其他指定地点，以及如何分配使用税收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划。

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大家都清楚，本文不拟论述，而将重点放在如何征收、验收、分配使用这些问题上。

年度预算

要谈税收，开元以前，必然绕不开户部、太府寺和司农寺这三个部门。户部的长官是户部尚书，次官是户部侍郎，统领底下的四个司：户部、度支、金部、仓部。

户部司掌管全国各地州县的户口管理和登记，制作户籍簿，以确定全国有多少课税和不课税户口，作为征税的最重要依据。

度支部根据户籍簿，先估算出来年可以征收到多少税，再决定来年的国家支出可以有多少，并先把预估可收到的税，分配好其用途，用到预定的支出项目上。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相当繁琐细碎。因为每年的课口（即应当纳税服役的男丁）是一种变量，它既受人口自然因素的影响，比如因年龄增长，每年都有不等量的男子，达到纳税或免税的年龄；同时又受政策因素影响，如某地免税年限到期，或是新增某地免税之类。所以说，租庸调的年度预算，是一项需要从地方到中央，各部门分工合作，工作量极大的精细活。

唐尚书省二十六司

征收及运送

年度预算只是反映收入的可能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一系列环节来实现。

首先便是征收。

“租”所收的粮食，和“庸调”所收的绢布，二者各有具体征收时间。但大略而言，各地政府一般须于秋季起征各项赋税，最迟于当年年底征收完毕。农民向国家交税时，需要自己运送到官府指定的地点。

唐政府从全国各地州县征敛的赋税，先集中于各州县的仓或库。一般来说，唐朝储藏粮食的叫“仓”，储存绢布的叫“库”，二者有原则性区别，《唐律疏议》卷十五：

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

然后，政府根据预算以及实际需要，统筹安排，将州县仓库的税物，通过陆运或者是水运（主要是水运），源源不断地调运入京或输往边镇，以用于各项开支。

由于责任重大，州县官吏负有轮流充当纲、典，督运本州县的上供税物，解入指定仓、库的责任。便是连县令，也不例外。运输途中，纲、典需要对所运送的税物负责，若有损失，不但相关失职人员要赔偿，纲、典也有连带责任。即便是非人为因素，照样需要赔偿，《太平广记》卷101中，泾县县尉马子云充本郡租纲，“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众人因无力赔偿，导致蹲了五年的大牢。可见律令之严苛。

同时，为了督促各地如期将税物运抵指定地点，度支部还对使用不同的运输工具的日行里程，一一作了规定，《唐六典》卷三：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其实不论如何规定，在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税物调运终究是迟缓而费力的。其所产生的运输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笔钱“自然”由百姓分摊，在交租庸调时一并收取，美其名曰“脚钱”，其实就是一种附加税。

税物验收

当州县纲、典督送本州上供税物，从四面八方向京城汇集而来时，在京都验收税物的，是司农寺与太府寺。

司农寺专管“租”的粮食收支，以司农卿为长官。在收取时，不仅要核对数量，还要验收租米的质量。检验质量的主要手段是“扬掷”，也就是反覆播动，以扬去谷物中的糠秕沙砾。租米经“扬掷"之后，若欠缺量在法令的限额内，司农寺照样收纳。要是差得多，超过限额，自然又需要纲、典自行掏腰包补贴上。《唐会要》卷八七：

（开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敕，水运米扬掷，四五六七月，米一斗欠五合；三八月，米一斗欠四合；二九月，米一斗欠三合；正十十一月十二月，米一斗欠二合，并与纳。

司农寺验收之后，会将租粮收贮至各仓，如长安城内的太仓、东渭桥的北仓，陕州的太原仓，洛阳的含嘉仓，或者是转运到其他需要的地方。

太府寺则专管“庸调”的绢布收支，以卿和少卿为首。绢布一样要检验其质量，主要是长度、成色方面。开元年间，历任太府少卿、卿的杨崇礼，即以躬行省阅和严格验收而著名，史称他“虽钱帛充牣，丈尺间皆躬自省阅，时以为前后为太府者，无与为比”。

绢布验收合格者，还需在该匹绢布上写上其所产州县名称、交纳时间，然后才能存入库房。大部分是存进位于京城的左藏库，其中精美者，取一部分存进内库。内库是天子的私人库房，所藏之物可由皇帝随时任意取用。

而贮藏于左藏库的绢布以及各仓的粮食，昼夜有人巡逻，支用有一套严密的手续，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意取用，这也是皇帝为何要设私人库房的原因。当然了，对于粮食，天子的私人库房是不稀罕的。

唐狩猎纹夹缬绢

税物的用途

虽然每年都会进行预算，但通过租庸调收上来的东西，不外乎谷物和绢布，用途其实每年都差不多，只不过存在具体的数量差异而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司农寺和太府寺都只管收贮盘点税物，并不管支用。税物的支用，落在户部的仓部司和金部司两部门身上。顾名思义，谷物属于米粮类，其支出由仓部管；织物属于财帛类，由金部管，分工颇为精细。

国家征集的大批租粮，其主要用途不外乎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庞大开支。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宝年间，年度预算为2500万石，实收租粮相符合。其中1000万石供诸道节度军粮及贮备当州仓用，500万石作为诸州县官吏禄米用，400万石供京官俸禄和诸司粮料，300万石送入京仓，“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再有200万石换算成绢布，送入左藏库。

除此之外，从军返乡的兵士，路途所需粮饷，由沿途州县分给。官僚机构的开支中，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官户、番户和杂户，其总人数虽不可知，但背定不会很少。《唐六典》卷七记工部少府监有工匠19850人，将作监有工匠15000人，他们口粮是每日每人三升五合，一年应支口粮44万余石，再加上不知确切人数的军器监工匠以及官户、番户所支付的口粮，肯定是官仓粮食中的一笔巨大开支。

（注：官户，指被没入官府服役的犯罪者，活犯罪者的家属，这类人会被编入特殊户籍，属于奴婢。官户被赦免一次后，称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详《梁溪漫志·官户杂户》。）

而通过“庸调”征收的大量绢布，虽也是用作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但又与租粮有区别。在唐代，人们所用衣服被褥等，通常是以丝、绢、麻、布等为之。一般来说，贵族、官僚等统治阶级多以丝、绢、绵为其衣着被褥材料，百姓则通常使用麻布。

“庸调”所收上来的丝、绢，大部分都是供统治阶级使用，而所收麻、布基本都是用于兵士的衣、被，《全唐文》卷一七二：“布是粗物，将以供军。”又卷五一四：“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从出土实物证明，作为军资用的也主要是以麻布居多。

绢布除了用来制作衣被，在唐代还有货币的职能。比如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士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其后连年丰收，“一匹绢得粟十余石”，类似这样以绢布计算粮价的资料非常多。这是由于当时铜产量有限，开采不易，成本高，官方难以大量铸造铜钱。铜钱始终处于短缺状态，无法完全替代绢布的货币地位，甚至连官吏的俸禄钱都经常折算成绢布来发放。至于赏赐兵士，那就更是以绢布为常了。

一点看法

可以看出，唐朝廷为了保障预算计划的执行，对于执行预算的诸环节，都作了严苛的规定，力图使预算收入足额足色且有条不紊地收贮于指定地点，以供财政支出的需求。这些规定，自然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有些规定未免太过。